擦肩而过的象牙之塔

擦肩而过的象牙之塔

王尧

“人生只有一次腾飞的机会”，这是我前几年参加即将参加中考的儿子的家长会，在教室黑板上看到的一句激励孩子们的标语。一年一度的高考又临近了，我想起了我33年前参加高考的故事，我希望我的这个故事对参加高考的孩子的人生选择，特别是对他们的家长有所启示、有所裨益。

1982年7月，我们这批高中生即将迎来人生中一次重大的命运抉择——高考。我们二中高二五班文科班的同学们也都像上满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一刻不停、废寝忘食地备考着，以马拉松的耐力、百米冲刺的速度，恨不得一滴不漏地把各门功课紧关节要的知识重点都“焊”在记忆里，储存到高考结束的最后一刻。可对我来说，高考既是件“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也是个“置之死地而后生”、有机会从困境中突围的唯一抉择，而一个慈爱的“爱”字，让我错过了走进大学校园这座象牙之塔的唯一机会。

“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学习导向

这句话看似偏颇，但它事实上却是七十年代末高考恢复后，家长和学生们对高考制胜和择业顺利坚信不疑的信条，更是八十年代初学生选择文、理科的主流导向。学理，在当时也确实意味着考生能获得高考金榜题名更广阔的空间。那时在全市的高中里，开设了高考文科班的大概只有第十二中学和第二中学，而且都只有区区一个班，两所学校的两个文科班学生们加起来只有80多名，都是文科比较好，但数理化成绩一般的孩子。雪上加霜的是那时有些聪明的家长也让本来学理、但成绩并不突出的孩子改学文科，以避短就长，考上更好的文科大学。这些后改学文科的同学只凭数学这一科，优势就远远高于文科生，让一些理科成绩本来就处于中下游，纯粹学文科的学生们在竞争中更加处于劣势，文科生高考的前途更加扑朔迷离。 

偏科的孩子，注定关闭的文科大学之门

至于我，就是偏科生里的超级偏科生了。这既是由我的天生禀赋决定的，也是由少小的经历所决定的。我5岁就随父母下放到清原农村，在村里的小学一直读到了四年级。那时根本没有文理之说，更没有高考这个概念。身为“五七战士”的父母是不是被一个决定就地“结合”、永远扎根在村子里，能不能回城都还是个未知数。为了让我不寂寞，更多地知道山村外面还有哪些更精彩的事物、更精彩的世界，父母给我买了大量的连环画，爸爸装着整套《外国文学作品选》的书箱子也向我全面开放。图文精美的中外连环画，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的战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希腊神话、伊索寓言，摩西和以色列的传说，普希金的诗篇等等经典作品，把我牢牢吸引其中，也让我得了“假性近视”。在那前途未卜的岁月里，父母只希望把自己的孩子的品质培养好，尽量让孩子兴趣广泛、情商健全，从未苛求孩子有朝一日修成个文理俱佳的“全能冠军”。 

我们这座山村小学的老师们教学都非常勤奋认真，但教“文”强于教“数”。教语文、音乐的几位老师在全公社甚至全县都很有声誉，教语文的老师教我们写大楷、学朗诵；教音乐的老师组织我们学唱样板戏、评剧、快板书，在学校的大喇叭里对着全村表演文艺节目，打造了一批小“明星”。我们走到村里谁家门前、遇到田间地头劳作的人都能得到几句称赞，自个儿也觉得神气、提气。但算数的教学就没有这么风光了。教算数的老师教我们加减乘除没问题，可一讲应用题，老师干着急却唉声叹气地讲不透，学生们对应用题里的逻辑关系、因果条件光使劲也听不懂。老师他自小才读到三年级就辍学了，却教我们四年级算数！上算术课，老师遭罪，我们这些孩子更遭罪。学起算数来味同嚼蜡、死去活来。我的数理化之“窍”从启蒙时期起就被严严实实地“糊”住了，喜文厌理根深蒂固，一直延续到我回城后的小学、初中乃至高中这决定命运最重要的一刻。

在高中文科班里，我是语文、历史两门课的课代表，说到文体活动更是全年部赫赫有名的“名将”，说到数学，几乎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除了高一时形象思维的立体几何考试鬼使神差地拿过一次全班第一，高中数学考试别说没及过格，考50分都是烧高香，而同学们最差的也要七、八十分。高考是课业水平的全面竞争，你的语文自认为独步天下，历史常识信手拈来“颇有见地”，可人家的作文不见得不是妙笔生花，背历史年代也恨不得拿钉子往脑子里“钉”，就凭数学这一门的差距就是3、40分，您说我考得上吗？作为学生当然不能“欺师灭祖良心丧”，但我自那所小学所得到的数学教育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能怪那个年代吗？何况“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又能怪得了谁呢？所以如果硬考文科大学，我这个“文科男”折戟沉沙是注定了的结局。

飞翔的孩子，已经敞开的体育院校大门

我的另一只手完全可以推开大学——这座象牙之塔大门，这就是体育院校之门，我的这只手就是体育天赋。它曾让我双目炯炯，像长了翅膀在操场上纵横驰骋，向着体育院校的目标飞奔。

我从小到大一直是体委。农村的饮食给我打下了一副“无污染”的好体质，课余时间、下学之后漫山遍野游玩、嬉戏更是随我的便。我小时候个头就高出同龄的孩子，身高腿长，一下课就黏在了小学校操场边上那个小小的沙坑边上，跟同学比赛谁跳得远。在沙坑前，助跑十几步跳起来往沙坑里扑，把同学跳的距离远远抛在身后。要不就到教室办公室拿出跳高的支架和竹竿，从一米开始起跳。四年级的时候，我在1.2米的横杆前原地立定起跳，已轻轻一跳就一次过竿。回城后从小学、初中到高二第一个学期，在跳远比赛里基本都是第一名。我的跳远成绩在高中时是5.80米，三级跳远是12.89米，这在当时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举个例子，那时我只要助跑三、四步起跳，跳远就过5米。三级跳7米距离的起跳踏板，我第二步就可以踩进沙坑里。

由于“硬考”文科大学无望，我就向当时在二中教语文的父亲提出考体育院校，我告诉父亲这是我金榜题名唯一的机会。 

当时体育组的几位老师也都觉得我是个搞体育的苗子，说我的短距离助跑步幅大、弹性大，是有“鹿跳”这个一般运动员难得潜质的苗子，搞“跳部”项目有前途，告诉我父亲说我的高考文化课成绩只要考到260分以上，就可以保送到省内的体育院校，这根本不成其为问题。那时二中的体育队门类齐全，各个项目都有一流的尖子队员，为省内的体育院校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学生运动员，只要是二中体育组保送的运动员没有问题。体育组老师让我暂时改练撑杆跳，参加高考前三个月的辽宁省中学生运动会，因为这个项目是二中填报省中学生运动会的缺项，只要我参加了比赛就拿到了一分，无需名次就算完成了任务。

爱的遮蔽，缚住了自由翱翔的翅膀  

目标既定，我穿上了校队的运动服，精神抖擞地来到了操场沙坑上准备接受训练。不少同学听说三级跳成绩赫赫的的我改练撑杆跳，都来看个稀罕。主教我撑杆跳的老师还没到操场，沙坑里的垫子也还没搭上，让我提前做做准备活动。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好胜心强，我穿着钉鞋，看着围观的同学们，望着支架上已经搭起的一道横杆，心里已跃跃欲试。我蔑视地看着那道横杆一会，猛的操起握杆，把握杆的底端直指天空，飞快地助跑，在跑动中沉杆，把握杆准确地插进横杆下的插斗，借着握杆的弹力双臂用力把身子悠起来，空中转体、撒手推杆，身子斜着落在了沙坑里，过杆了！只是没有垫子，把屁股摔得挺疼。这一次照猫画虎、无师自通的莽撞试跳，过杆高度3.5米。这时体育老师出来了，当然免不了一顿对我不顾安全、不知利害的痛骂，但我看他的眼神里分明是欣赏。我知道，这样练下去，只要参加了运动会不可能不拿成绩，再凭二中体育组在体育高校里的声望和输送运动员的惯例，我的大学梦就基本板上钉钉了。

只练习了不到三天，连上杆的技术动作都没有练，学校体育组忽然通知我缴回运动服，回到文科班继续备考。我问体育老师为什么，老师一脸阴沉，没有好气地对我说：“问你爸去”！回到家里我问爸爸怎么回事，前几天还毅然决然支持我报考体院的爸爸，这会儿竟然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坚决不同意我报考体育院校，让我彻底死了这条心。这真是晴天霹雳！询问再三，爸爸告诉了我答案：就在我刚进校队训练的第二天，一个上届被保送到沈阳体育学院的二中学生，回学校体育组来看老师，他也是练撑杆跳的运动员，刚刚在训练时把右臂摔成粉碎性骨折。爸爸告诉我，我们一家四口人总算从辛苦挣扎里熬出来了，宁可我考不上大学，他也决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变成伤残！我又问妈妈是什么意见，30岁才有我这个“老来子”的妈妈沉默半晌，用一声叹息默认了爸爸的决定。

我知道，从爸爸的这个决断，妈妈的这声叹息开始，我的大学梦就基本终结了。在父母的爱面前，我有心抗辩却无力伤害。我爱他们，必须理解他们，不让他们担心。也就是在那时起，我学抽了平生的第一支烟。

“辉煌”的陨落，一场证明自己的荣誉之战

高考迫近了，但学校的歌唱比赛、朗诵大赛、书法比赛等活动如期举行，要求每个班必须参赛，即将高中毕业的班次每个班也至少要参加一个人。我尽量把这“每一个”的名额都包下了，至于为了参赛耽误数学课，耽误就耽误吧，让同学们专心地备考，也算是我能为他们做的最后一件事。运动会如期举行，我也不再追着、求着地逼着同学报名了。我又报了自己的强项跳远、三级跳，在操场上留下最后飞翔的快乐和荣耀。高考前夕，学校举办了一次文艺汇演，对我们高二毕业班来说，实际上也是一次告别演出。我演唱了电影《驼铃》里的“送战友”，我们享有盛誉的文科班乐队吹起了黑管、弹起了吉他，在全场同学和老师汹涌澎湃的掌声中演唱了张明敏的《外婆的澎湖湾》。舞台上，我用目光默默地向师长和同学们告别：再见了，老师们，感谢你们给我的教育，感谢体育组的老师们，你们给了我这样如此宝贵的人生飞翔的机会。祝福你们，我的同学们，我们就像在即将沉没的战舰上向你们举手告别的战友，祝福你们乘风破浪，直挂云帆济沧海，金榜题名，“衣锦还乡”！

高考如约而至，结局不出预料。1982年高考，我的语文单科列全辽宁省考生第一名，100分满分，我考了97分。数学18分。当时德高望重的二中老校长张世善先生还特地在校长室接见了我，不无惋惜地叹息我的偏科，鼓励我复读、再考。老人家不知道，我再考，在沙坑前风一样助跑、在横杆上飞翔，也是我唯一的道路。那一年的作文题目是《先天下之忧而忧》，慈爱已经缚住了我的翅膀，忧己尚不可为，又何以忧天下？

这就是我的高考故事。我要说的是，正在面临抉择关头的孩子们，一定要听从你自己的内心去选择自己的道路，也许你对自己负责的坚持才是对父母真正的爱。祝愿你如愿以偿。如果你不幸失败，也要做个真正的男子汉，擦干自己的眼泪，就像《童年》里的高尔基一样，扛起你小小的行囊勇敢地奔向更广阔的人间，更丰富多彩的战场，我还要讲给你这些故事为你奏响壮行的乐章。也要斗胆建议孩子的家长，请不要用越俎代庖去违背孩子的抉择，您最炽热、最无私的爱也许会在不觉中窒息了孩子一生的光辉岁月。

更希望有一天，更多的高校能为“术业有专攻”的孩子提供更多的机会，就像不拘一格地吸纳那位在高考中写出作文《赤兔之死》的考生一样，让更多有专长的孩子去攻读、钻研他们热爱的专业。也许这样，我们的孩子里才会出现更多数学考了零分、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卓有建树的历史学家吴晗、数学考零分的诗人臧克家，数学考4分的大学问家季羡林、数学考15分的国学大师钱钟书，那将是“样样通、样样松”的应试时代的末日，文科男的春天，社会科学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