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栋自述，陈国英、任万国整理（1959年4月14日）
赵文栋，又名张干民。1930年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同年11月初，中共满洲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抚顺特支，成立中共抚顺县委，赵文栋任中共抚顺县委书记兼组织委员。
![[自述]抚顺县委首任书记在抚顺被捕前后 图1](../upFiles/infoImg/2015053050488469.jpg)
赵文栋
抚顺在“九·一八”前是满洲最大的产业区(煤矿），当时约有6万工人,党中央和满洲省委一直重视这个地区的工作。由于满洲党的组织发展的比较迟,大概在1927年才派人开辟这个地区的工作。初到此工作的,我记得是一位王同志(山东省潍县人,当年有五十岁，以后我是见过他,但名字忘记了，杨一辰同志知道他）以后马尚德、马守愚先后来此工作,也建立了组织(马尚德当时化名张贯一,即杨靖宇同志）；马守愚是由山东调来的,泰安县人，当时化名王 振祥,以后脱党。据杨一辰说,他还在家乡，马尚德通称叫大马,马守愚通称叫小马。那时抚順党组织名义是特支,该矿区是日本人的企业,统治比较严,特务充斥,除日本警务机关有专门特务组织外,矿山的劳务系、大小把头、甚至工房的管理人员也都是衙门的狗腿子。对工人们工作,生活方面的监视管理都很严,因而在工人中间活动是比较困难的。1930年以前,先后两次遭到破坏,二马都被捕入狱，其他同志有的被捕,有的逃出，到1930年初，该地已无组织了。
1930年4月,满洲省委派我去抚顺,再做开辟工作。当时省委书记是少奇同志;当时省委指示，首先是建立组织，发展组织。认为抚顺是有六万工人的大的产业区，没有坚强的党组织来领导,工作是不易开展的。当然建立和发展组织要在群众的斗争中去找积极分子。要领导工人斗争,必须抓住工人切身需要,先提经济耍求，逐渐结合政治口号,切忌一开始就红,容易被敌人发觉，要遂步深入，
待有群众基础时，再扩大斗争、深入斗争。那时抚顺既无党的组织，也无群众基础，连一个社会关系也没有,我一个人去抚顺。为了实际接近工人，发展组织，到抚顺的第三天，即参加到西露天矿采煤现场当工人(推煤车）,和工人在一起,便于互相接近、了解情况。以后我又到过大井(通称大山坑）老虎台作过工。首先发展的党员有李鹤年(古城子掘煤工)、郝金贵(大井采煤工人）、朱东山(原系山东的农民，来到抚顺做过几天工，以后卖煎饼，住在露天矿坑外的一个小村落，接近农村）等。6月份省委指定成立特支,9月初发展为三个支部(大井、古城子、农村）人数约十几名。这时省委又决定成立县委,县委成员五名,我为书记,李鹤年担任组织,郝金贵做宣传，朱东山做农民工作，李爱民(当时化名赵发财，吉林的中学生、团省委派去的）做青年工作。这时省委又派杨一辰到抚驻在，名义为省委特派员,帮助县委工作。10月下旬,县委机关破坏,我和杨一辰、李爱民、李鹤年等以及古城子几名工人党员被捕(当时全体党员有十七名，古城子七名、大井子五名、农村五名、被捕党员有五名）。三个支部破坏了一个支部(古城子支部被破坏了）,但以后的组织情况,我不知道了。
![[自述]抚顺县委首任书记在抚顺被捕前后 图2](../upFiles/infoImg/2015053050671265.jpg)
三十年代古城子露天掘采煤作业现场
在党的领导下，抚顺还建立了工会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党支部建立不久组织起来的。我记得“七一”以前工会人数就有三十多名，到党组织破坏以前,人数将近百名了，这些人分布在露天矿、大井矿、老虎台矿,还有些另工，由郝金贵负责。那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第五次职工代表大会,郝金贵代表抚順出席了，回抚顺后做了传达，并将工会改为赤色工会。斗争口号主主要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成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实现八小时工制，男女同工同酬，工人有成立工会自由,增加工资,改善劳动保护条件,反对虐待工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华全国苏维埃政权、拥护中国工农红军等。
当时抚顺党组织的工作任务是:迅速发展组织、开展矿山工人斗争,逐渐发展为大规模的工人运动,一直到推翻日本人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时具体斗争口号是:反对打骂工人,反对搜腰检查,反对克扣饭圈钱(工人每天饭费把头有提成）,反对克扣工资(工人每天工资把头有提成）反对随便解雇工人，反对劳务系任意捕押工人。工人有集会、会亲友的自由，有说话的自由，有下班休息的自由，有挑房子的自由(即由这个把头房子转到别个把头房子)，有早晚出入的自由，要求八小时工作制，超过八小时要加发工资，要求增加计件工资，要求发下班服(工作服）；工人有成立同乡会、互助会、拜把子(义兄弟)的自由,反对把头歎压工人、喝工人的血，反对小衙门(即警察派出所）随便抓人押人、打骂人。工人有病照发工资，因病死亡要由矿上出资祭埋。工人因伤残疾要发长期补助金，工人因伤死亡要增加遗族恤金1000元（原规定100元）。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哥们团结起来，成立工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拥护全国苏维埃,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中国工农红军，拥护全国总工会等，这些口号有的是实际斗争口号，有的是宜传口号(这是我回忆起来的，但还不完全，有些具体口号忘了一些）。
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在30年代时,一直未搞起来。主要因为组织力量还很薄弱，同时工人们畏惧日本人的残酷镇压,不敢反抗，仅仅发动些零星、分散的小型斗争，我记得有这样几次斗争:老虎台矿的狗腿子打工人，适值工人们刚下班,大家都亲眼看见。其中有一名同志立即呼喊：“随便打人不行,我们大家不要看着,要揍他”,工人们一哄而上，把狗腿子打了一顿,亊后日本警察传去三名工人押了三天，都不承认，家里的工人去了几十人向衙门要人，日本人抓不到什么证据，押了三天就放出来。以后大家扬风：哪个狗腿子再打人，我们就用铁锉砸死他。
从那时起,有些狗腿子,甚至日本监工员，也有点胆惊。大井工房子有个先生(把头的管事人），毎开工资时,即在工人工资内有意差几角钱肥己,有时算工扣工也找工人的便宜，支部组织工人向先生算账，有一次开支时有的工人差了帐,大家即要求仔细算,三算两算先生说不出，大家齐动手把先生从炕上拉下地就打。郝金贵同志当场指挥，并提出打了还不能算完,还得捆起来进到衙门，以争取主动,免得警察来了还得找工人的茬,我们还得让把头赔偿我们以前的所有损失。结果先生送到街门受审,把头负责补钱,工人得到胜利，郝金贵的威信也提高了。古城子支部也组织工人向把头算账,扣工不合理,扣饭圈不合理,要求把头赔偿损失，有二百多工人到“大柜”上(大柜是把头的办公处)算账，把头不答应,工人第二天不下班(即罢工），在头天晚上将把头克扣工人的证据都搜集在一起，日本监工员到掌子(现场）一看没有人，慌着跑到工房,一看大家都睡在铺上。他骂工人,工人就骂他，日本人把警察劳务系都找来赶工人上班，工人们拿者证据讲理,不补钱不干活。结果监工员做了和亊人，替工人向把头交涉,最后把头补了一部分工资,工人们复工了(只罢了一天）。当时斗争内容,多是反对打骂、反对多扣工资的一些零星斗争。
县委一方面注意这些零星斗争,扩大这些零显斗争。一方面计划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要求增加工资及改善待遇的斗争，但一直未组织起来。有一次，朱东山看见一个日本人打工人，他临时的联合了几个人把那个日本人打了一顿就逃跑了，当时的工人对日本人和狗腿于又恨、又怕，愤怒的心情隐藏在每个工人的心灵深处，由于我们的工作做的还不够，也由于组织薄弱，历史很短，对工人们的影响不大，因而大规模的群众斗争没有发动起来。
我们的宣传工作，一般是张貼和散发传单。传单分两种,一种是政治性的革命传单,这类传单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口号及经济斗争口号相结合。另一类传单是就亊论事，根据某矿某工区所面临的具体问题,提出简而易懂,也正适合工人要求与切身有关的几个口号向工人号召。看来这类传单很受工人欢迎，工人看了都感到有兴趣，有的工人说：我们就这样办。有的说照传单上说的就不错。也有的工人说，说的挺好办不到。总之当时的宣传口号是符合工人利益的。
当时脱产的工作人员三个人，有杨一辰(化名李德禄）、李爱民(化名赵发财）和我(当时化名赵金山）。我当时没有社会职业，只是以卖零工的身份出现,实际上有时即卖几天零工以做掩护。我的住处是县委机关，同住的有李爱民，为了对李打掩护，请了一位王二姐和我一起住机关，名义上是我的寡妇嫂子，赵发财做为她的儿子,我们爷三个住在一起过生活(王二姐是山东潍县人;是大地主，王二姐靑年守节，在娘家住，父母死亡,她领两个弟弟过，以后她的两个弟弟都参加党。1929年春,他的大弟弟王全宾被国民党杀害。她和她的二弟王全武以及王全武的儿子小羊逃来东北，王全武班派到东北工作。王二姐被派到抚顺县委机关。这位王二姐意志坚强,现居故乡全宾社，年约七十岁）。
杨一辰和他的爱人住在一起，我们的关系是亲戚，杨称为王二姐的娘家弟弟，这样往来外人不会怀疑。党的文件和宣传品、印刷用具都在我处保管。我们每天早出晚归，邻居们都知道我们是地道工人。我们老老实实，王二姐也善于与邻居联系，附近的关系都比较好。我们的行动也比较注意，这个机关未被特务发觉。
1930年10月下旬,省委派林仲丹同志到抚顺巡视，不知工作，晚上召开了一次县委会。听了县委汇报,林传达了省委指示,并对县委工作也提出了意见。当时的指示主要是：根据全国革命发展形势要加强满洲的工作，抚顺是满洲的产业中心，要发动工人开展斗争，配合工农红军胜利的发展。并指示根据全总决议开展斗争，以政治斗争为前提，结合具体经济条件，来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发展工会会员,扩大工会组织,严守工作机密，防止破坏等。为了增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注意发展技术工人,但主要工作还是矿工，当晚参加会议的有我、杨一辰、赵发财、李鹤年、朱东山、郝金贵、范靑(范青是前次被捕的机械厂工人,在这一月前出狱，省委介绍他回抚顺参加县委工作）。第二天下午林仲丹同志(林仲丹化名陈子真，被捕时自称张春山,抗日时改名张浩,为一二〇师政委）回沈阳，在途中深井子车站被日警逮捕。
当晩八时许，我和杨—辰、赵发财在我的住处(县委机关)也被日警逮捕。李鹤年和古城子的几个同志也在当夜被捕。第二天早晨，日警又在大井、老虎台两处捕了几名无关系的工人。我的邻居周某也在当晚被捕，一共被捕十一名，由此县委机关破坏，古城子支部破坏，大井、农村两支部还保存着。
机关破坏的原因，以后知道是范青告密。林仲丹被捕,我和杨—辰被捕，李鹤年被捕，都是范青带路，大井、老虎台几个工人被捕是因为他们和我一同住过,在一起做过工，跟我有关系。我说出他们的意思是向他们调査，要他们证明我是矿山工人，日警队认为有嫌疑也同时捕起来。在被捕人中表现最坚决的是林仲丹同志，他一直頑强地向日本人作斗争，杨一辰也一直不承认共产党的关系。
在这一案中，我是中心人物，而且在我家搜出很多文件,印刷用具,因而日本人逼我更厉害，当然也由于我不坚强，承认了与林仲丹的关系(承认林仲丹叫陈子真，是外来的）。但我拒不承认他是共产党，也承认了与李鹤年的关系(在一起开过会)，对杨一辰、赵发财仍坚持说是亲属。
我自己只承认是工会会员,不识字,文件是他人放存的,内容不知道，除范靑吿密的关系外，未扩大其他线索，在日本领事馆并警察署押了40天,送到奉天高等法院。林仲丹和我判5年。
杨一辰、李鹤年各判徒刑一年半,其余人均释放,我和林上诉，“九一八”后林先出狱，经第二次审判,改判我徒刑十个月，1933年出狱。
1960年6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