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李香兰之谜》第一章 抚顺时代]
（山口淑子，（日）藤原作弥著；陈喜儒，林晓兵译 / 1988.07 ）
李香兰（山口淑子）
回忆中国大陆，我首先想到的是抚顺。
以露天矿闻名于世的抚顺，是“满铁”经营的煤矿城市。现在，在我眼前浮现的是远处那重重叠叠呈螺旋状的、一直连到谷底的台阶似的黑色绝壁，沥青色的煤层，长长的货车行列、长鸣的汽笛声，远方在雾霭中摇动的工厂的烟云，大溪谷中的红色夕阳。
我1920年（大正九年）2月12日生于中国东北，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市（旧称奉天）近郊北烟台（今辽阳灯塔）。生后不久，全家搬往抚顺，所以我幼年的记忆，几乎全是以抚顺为舞台的。
沉没在高粱地里的“满洲”落日是蔚为壮观的。但抚顺的夕阳，在那露天煤矿的恢宏景观衬托下，显得更加雄壮磅礴。夕阳把煤矿路旁的红蓼染得更红了。
东七条通（今站前街东七路）
我住在抚顺市东六马路的市中心。露天矿位于市南郊，我在上小学时，只在郊游或学习参观时才去过。
平素每天和好朋友俊子、美都里来往于市中心街和南大二街的永安小学。
从东七马路一直向东，从东三番町到抚顺神社，都是笔直的棋盘似的街道，两旁是杨树。直到今天，一提到抚顺，我首先想到的也不是那矿区林立的烟囱，而足那些高耸在亮晶晶的蓝天下的绿色白杨树。
当时的抚顺，既是体现了促进开发资源国策的生产城市，也是经常遭受抗日力量袭击的战战兢兢的城市。总之，我当时只是个少女，在一个少女的眼中，抚順是一个高高挺立的白杨树和露天矿的溪谷并存的宁静的丘陵城市。那里有我的好朋友、慈祥的父母，可爱的弟弟和味妹……
这种和平的景象是在“满洲亊变”爆发之前。
我在抚顺长到十二岁。十八岁的秋天，我才第一次到东京去旅行。在此以前，我对于自已的祖国日本一无所知，可以说，我是在“满洲”出生，“满洲”长大的。
在日本人的社会中，我讲日语。我用了“李香兰”这个中国艺名之后，开始讲汉语，成为一个用汉语唱歌演出的演员，中途变成了一个国籍不明的人。战前，我是一个幼稚天真、被时代潮流所驱使的姑娘，爱自己的祖国，同时也热爱自己生长的国度。实际上，这两个国家是对立的，正在打仗。
但是，深刻地体验到双重国籍的悲哀，是在以后，在抚顺时代，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极平凡的女子。
李香兰演唱《夜来香》
1933年，山口淑子被父亲的义兄弟、沈阳银行经理李际春将军收为义女，
起中文名为“李香兰”。图为李香兰北京上学时代与父亲的合影。
我是父母的第一个孩子。
父亲山口文雄于1889年（明治22年）生于佐贺县。我的祖父山口博是士族出身的汉学家。父亲在祖父的熏陶下学习汉语，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06年（明治39年）来到憧憬已久的中国。
他在北京学习后，由朋友介绍到”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任职。又从烟台采煤所调到抚顺煤矿。他因汉语好，又了解中国的风俗习惯、民情，在“满铁”教职员汉语、讲中国概况，同时好象还担任抚顺县顾问。
我之所以能讲中国的标准语——北京话，是父亲教我的。父亲也和当时来到中国的一部分日本青年一样，有学者气质，学习中文极为刻苦，也结识了不少中国朋友。
他在进“满铁”之前，曾在北京的中国语专门学校、同学会学习。那时他认识了中国朋友李际春和潘毓桂等人。他们是战前的亲日派，均为财阀或政治家，身居要职。按照中国的风习，父亲与他们结成了拜把子兄弟，于是我就在礼仪上成为他们的养女，取了中国名字李香兰和潘淑华。
母亲是九州福冈县人。外祖父石桥近次郎是驳船批发商，后因铁路越来越发达，驳船买卖无法维持，举家迁到朝鲜的京城（现在的汉城），后又投奔在抚顺开精米所的叔父，来到中国。
父亲山口文雄和比他小五岁的石桥爱是在抚顺认识结婚的。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的，还是经人介绍结婚的，不得而知。因为明治时代的人对此讳莫如深，守口如瓶。
父亲是在日本学习中国典箱、语言，之后又到北京的同学会学习的，在日本学制上，这属于自学成才，而母亲却是毕业于东京日本女子大学的知识妇女。
抚顺东本愿寺（抚顺分院）
母亲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特别是规矩礼节，不得有半点疏忽。我算术不好，她叫我到东本愿寺（抚顺分院）住宿的学生那里去学习。
不过，母亲也有天真的地方。我们小孩在院子里玩泥巴，她不但不说我们，还和我们一起玩，弄得满身是泥，到处跑，逗笑。
我喜欢国语和音乐、算术和体操怎么也学不好。我最擅长的是音乐。父母对于我这个长女寄托着朦胧的期望，热心地教育我，但并没有叫我象本国的女孩子一样学习茶道、插花、烹调、裁缝。
他们叫我学习小提琴、钢琴、日本琴。我放学回家后，与小朋友一起玩，两天去学一次音乐，晚上还要去听父亲的中国语讲座，虽然还是孩子，但每天却忙得不亦乐乎。
我也喜欢唱歌，但似乎唱的一般。在学艺会、音乐会上，我也曾作为学生代表独唱。
父亲竭力向我灌输汉语，似乎希望我将来从事需要汉语的日中关系方面的工作。他自己挂着”满铁“顾问、抚順县顾问这些莫名其妙的头衔，而希望我能成器，通过当政治家的秘书、翻译，而成为政治家或记者。
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父亲一有空闲就叫我坐在桌子前面，一对一的教我汉语发音。我上小学之后，父亲就叫我到他亲自任讲师的”满铁“研修所中国语夜间讲座班去听课。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作为一名正式的学生参杂在大人们中间。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地域广阔，历史悠久，民族众多。汉语包括许多种语言。人们常说日语中的青森话和鹿儿岛话彼此不通，但与中国的方言几乎没法比，中国的方言，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独立的外国语。地方不同，语言就不同，难以沟通思想。其中只有首都北京话，才是标准的正统的全国共通的语言。父亲教我的，就是北京官话。
始建于1926年的永安台日本抚顺神社
战前的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欧化思想的洗礼，重视英法德语的教育，而把中国语纳入正规语言教学的学校很少。
因此，象我父亲这些好学之士，通常都是在日本的汉学塾学习汉诗、汉字，之后再到北京的同学会或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学习实用的中国语和有关中国的知识。
那时，常用的中国语教科书是《急就篇》，《急就篇》是宮岛大八编写的，战前最有声誉的、日本唯一的中国语读本丛书。宫岛大八与川岛浪速（川岛芳子养父）、二叶亭四迷等人在明治初期曾在外国语学校学过中文，他们反对政府轻视中国语，始终坚守《善邻学院》、“在野精神”，均为中国学方面的饱学之士。
父亲就是用《急就篇》学的中文，之后又到中国留学。他作为讲师教授抚顺“满铁”职员中文时，使用的教科书也是《急就篇》。我从初级班到高级班用的也是这种课本。
当时在“满铁”工作的日本职员，为了能顺利地与中国人打交道，必须学习北京话。
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审定从初级到髙级的四，三、二、一、特等等五个级别。审査不合格者，不能成为”满铁“的正式职员。如果达到高级水平，工资也随之升高，所以参加讲座的人都拚命学习。
父亲的讲座在职员们下班之后开始到晚上，抚顺”满铁“研修所的礼堂里坐满了日本职员。我上初小时，就去听初级讲座，小学四年级时，就取得了四等的资格，上高小后，参加中级讲座，六年级时，取得了三等资格。
抚顺高等女子学校（今东七路市工商银行）
除了跟爸爸学习中文外，我是一个极平凡的女孩。
我与家里开医院的柳瀬俊子、家里开饭馆的小川美都里一年级时同在一班，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无论干什么都在一起，学小提琴、钢琴也一起去。
不管什么时候，都必须三个人一起行动。我们到同一个服装店，做同样的衣服，在同一天穿，背着同样的书包，穿同样的鞋，每个月同一天到同一理发店理同样的发式，连发带都是一样的。如果谁违反了“共同协议”，那可是人生的重大问题。
那是平凡而和平的童年时代。然而，当时在成人世界里，已经战云密布。1931年9月，当时我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在离抚順不远的地方，发生了“满洲事变”，揭开了日中间十五年战争的序幕。
这就是在距离抚顺仅五十公里的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日本军部炸毁铁道，制造的“九·一八”事件。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背上了时代的重负。然而，我依然生活在儿童的世界中，对于“九？一八”事件一无所知。
不过，1932年（昭和七年）夏天夜里所发生的事，我却铭记在心中，即使是现在，我也不时地在梦中见到当时的情景景。
抚顺永安台寻常小学校
深夜，我被摇醒了。我揉着眼睛起了床，看见母亲脸色苍白，父亲收拾好正要出门。虽然是深夜，但外面却吵吵嚷嚷，汽车叫着，人们喊着。爸爸说：“也许要出事，你穿好衣服起来。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你都不要离开妈妈。”
当时我十二岁，是抚顺女子学校一年级学生。有四个弟弟妹妹，但都还小。“淑子，你是姐姐，要坚强些！”爸爸说完，就匆匆忙忙走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算坚强些。我问妈妈出了什么事，妈妈只是说“刚才来人叫你爸爸到“满铁”亊务所去。”我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妈妈也不详细说明。
妈妈象只老母鸡一样，抱着弟弟和妹妹，好象一夜没合眼。过了一会儿，她示意我到窗边看一看。
我悄悄地走到窗边，轻轻地把木板套窗打开一条缝，眼晴貼着窗子向外看，夜空一片通红。
建筑物的屋顶，成排的杨树，象黑色的立体剪彩一样耸立在黑暗中，后面是熊熊燃烧的烈火。火舌舔食着远处的夜空。失火了！我心里想，但却说不出来。虽然是夏天，但我的牙齿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怎么也止不住。
我虽然小，但也知道失火的地方是采煤场。这不会是单纯的火灾亊故。如果只是火灾事故，离得这样远，妈妈不会吓得脸色灰白，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街上也不会灯火明亮，—片混乱。
被袭击后的抚顺炭矿建筑（1932年摄）
母子六人依偎在一起、火势渐渐小了。那熊熊的火焰好象溶化在晨曦的微光中，色彩越来越暗淡。身边没有发生什么事，天就亮了。
我们又上了床。弟弟妹妹们马上呼呼地睡着了，但我却无法入睡。我走到窗边，打开窗向外看，天空呈鱼肚白色。我把下巴拄在窗台上，回想着把夏天的夜空烧得红彤彤的可怕的大火。
在夏天的朝阳的照耀下，土地的颜色显得愈发鲜艳。抚顺的土地色彩强烈，呈红褐色。
我家对面是实业协会（商工会议所）。实业协会的院子—直延伸到我家的窗下。我和後子、美都里晚上洗完澡后，常常穿着浴衣到广场去乘凉。
窗子打开后，周围突然响起一阵嘈杂声，许多男人一边高声喊着，一边向广场涌去。他们是宪兵和日本的便衣警察。走在前面的是一个眼睛被蒙着，两手被捆在身后的中国人。他摇摇晃晃地走着。宪兵跟在后面，拉着绳子。
从服装上看，那个中国人象一个苦力头。所谓苦力，是指那些中国的下层工人。
—行人把那个苦力头绑在广场中间的一根大松树上，摘下了眼罩，那个中国人向我这里看着。我从窗口战战兢兢地看着那可怕的场面。那个被綁在松树上的人的目光注视着我，我紧张得不得了。这时，周围的中国人、日本人越来越多了。
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大声吼着什么。我只知道他在吼叫，但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被俘的辽宁民众自卫军战士（1932年）
苦力头紧紧咬着嘴唇，扭著土色的脸，一言不发。宪兵暴跳如雷，但他还是不开口。宪兵的吼声越来越大，但他避开宪兵的视线，依然不予理睬。
这时，宪兵突然把手里的枪倒过来用枪托狠命向中国人的头上砸去。我急忙闭上了眼晴，等我睁开眼睛时，已经打完了。只有那枪托抡起时在空中划出的巨大的弧线深深印在脑海中。接着，那个垂着头的中国人的额角上血如泉涌，流过胸口，滴在地上。
被绑在松树上的苦力头瘫到了，后来就一动也不动了。宪兵一枪托把他打昏了。
鸦雀无声的人群又嘁嘁喳喳地说起话来，把松树围了起来。那个苦力头看不见了，好象被人流淹没冲走了。人群一会儿向前拥，一会儿向后退，东摇西摆。当人群散去时，广场上只有那棵松树孤零零地站立着。
在实业协会的广场上，早晨的阳光照在协会建筑物正面的白色的墙壁上，闪着皎皎的白光。
我呆呆地站着，陷入了一种错觉：这是一场恶梦，眼前的景色，不是与以往的早晨一样吗？宁静，和平……
我从家里跑出来，妈妈在背后喊我，但我却一溜烟向广场跑去，松树的根部有一滩血。妈妈追上来抱住了我，我在妈妈的怀里大声哭起来。
我在前面写道，一想起抚顺时代的生活，我忘不了街上的杨树的葱绿。但那只是我小学时代抚顺街头的小景而已。
我进了女子学校之后，煤矿近郊常有土匪出没，没事不准远走。由于在抚顺的日军守备队人少，所以把官厅和“满铁”工作的在乡军人职员组成了警备队，各町内还组织了自警团。
1932年（昭和七年），我十二岁，正是身体和思想成长的时侯，但抚顺的印象已由绿色变为红色。这红色是战斗的顔色，是那天夜里大火的颜色，也是拷打苦力头的那个广场的土的顔色，更是苦力头额上涌出的鲜血的颜色。
2010年抚顺学者傅波、王平鲁在日本采访山口淑子
把我五十五年前在抚顺目击的事件，参照历史重新考虑，我痛感到自己的命运正处在”时代”与“场所”的焦点上，也就是说“个人“与”历史”结下了姻缘。
在接二连三的事件中，签订了“日满议定书”，日本承认“满洲国”正好也是在那一天。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的“九·一八”柳条湖事件是“满洲事变“的信号。抗日游击队肯定是计划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时采取行动的。
我被挟在日中冲突的缝隙中，而且无论是时间还是地点正好都处于起点的位置上。
最近中国方面的资料记栽：袭击杨柏堡的是梁锡福率领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三千人，而日军报复，制造了平顶山事件，杀害中国居民三千余人（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
由于这个事件，我们全家搬到了奉天，我的命运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事件发生后，父亲被宪兵队拘留审问，怀疑他通“敌”，也就是有叛变行为。父亲的中国朋友很多，据说他曾与“土匪”的头目接触，进行和平工作。
当时抚顺有煤炭、炼铁等工业，是”满洲“最大的工业基地，所以也是“土匪“进攻的主要目标。父亲做为精通中国话、深谙中国民情的忧国之士，为了防患于未然，也许真的考虑过和平工作。由于这个原因，他不得不辞去抚顺县顾问的职务。
解除通敌嫌疑之后，抚顺已经很难居住，父亲决心离开他多年居住的土地，在朋友的帮助下搬到了奉天（今沈阳）。
1934年（昭和九年），我十三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