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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探究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2015-06-05 13:11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谢贵安 3951
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作者简介:谢贵安,男,湖北襄阳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图1

  作为清代史学重要成果的《清实录》,其史料来源及其价值的研究,已为学术界所广泛关注。对《清实录》与档案关系论述的,有李光涛、陈捷先、黄彰健、庄吉发、徐丹俍、齐木德道尔吉、敖拉及崔东权、陈鹏①等人;对某部实录的史料学作探讨的,有薛虹②等人;对整个《清实录》的史料作论述的,则有冯尔康、李建宏、朱正业和杨立红③等人;对清实录史料的流向研究,有牟润孙④等人。然而,将《清实录》的史料置于史源学的视野下,整体考察史料的来源与流向过程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拟在这一方面有所讨论。

  一、《清实录》纂修的史料储备制度

  《清实录》的史料并非凝固不动的,而是汲源泄流,流动有致,反映出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和传统深厚的史学大国,具有集散有序的史料流程和行之有效的修史制度。

  中国历朝政府都有意识、有组织、有步骤地进行档案、文件的保管和整理,以及初级、二级史书的编纂,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史料储备制度,为实录修纂提供了完善而丰富的史实。早在唐宋时期,实录修纂便形成了原始档案和史料的储备及供应制度,“凡史官紬绎之所须者,上则中书密院,下则百司庶府,以至四方万里郡国之远,重编累牍,如水赴海,源源而集”⑤。元代设时政科,负责搜集和管理档案奏牍,“以事付史馆,及一帝崩,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而已。”⑥。明代“累朝纂修实录,皆移文在京各衙门修辑事件文册,送馆参订”⑦。显然,实录修纂前,朝廷制定了史料储备和供应制度。不过,实录修纂并不是修史流程的终点,而是为修纂下一部史书提供史料,以备采择的:“采百司奏对事实为《时政纪》,取柱下见闻为《起居注》,类次而润色之为《日历》,修而成之为《实录》,以备史官之采择是已。”⑧

  满族主导的清朝建立后,逐步受到汉化的影响,在史料储备上也效法和学习汉族王朝的做法,制定了一系列史料收储及供应的规章,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史料储备制度,为《清实录》修纂打下良好的史料基础,保证了实录撰写的效率和成功。

  清代修纂实录的史料储备制度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史事的记录。与唐、宋、明等朝不同,清朝不仅从事汉文史料的储备,而且还从事满文和蒙文史料的储备。16世纪末,建州女真崛起后,努尔哈赤命令额尔德尼和噶盖二人创制满文,用蒙古字母记录满洲语音。于是,女真人开始用无圈点满文记载国史,编纂ejehe dangse(“记录了的档子”),此即所谓“《旧满洲档》”,属于编年式的历史记录。据崇谟阁汉文旧档中天聪六年(1632)杨方兴的《条陈时事疏》,得知此前金国榜什、日记等满文老档“皆系金字而无汉字”,杨建议“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这些档案成为早期实录修纂的基本史料。至清太宗天聪十年(1636),改文馆为内三院,其中“内国史院职掌记注皇上起居、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皇上用兵、行政事宜,编纂史书,撰拟郊天告庙祝文,及升殿宣读庆贺表文,纂修历代祖宗《实录》,撰拟圹志文,编纂一切机密文移及各官章奏,掌记官员升降文册,撰拟功臣母妻诰命印文,追赠诸贝勒册文。凡六部所办事宜可入史册者,选择记载,一应邻国远方往来书札,俱编为史册。”内国史院掌管的起居注,只负责记录一般性的皇帝言行,至于秘殿召对,则另有召对记注制度。今存顺治二年(1645)五月二十九日至七月初九日《摄政王日记》一册,书名系近人所加,黄彰健认为应改为“召对纪注”,是入值内院官纪录大学士等官进见摄政王时的谈话内容,以及摄政王处理政务的情况。[1]610这些档案和记注,为实录修纂准备了充足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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