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2)

　　第三，史料的催征。在史料记录制度和收贮制度建立的同时，清朝还建立了史料送史馆纂修国史和实录的制度。每当实录修纂之际，实录馆的负责人都要通过“给札”和“片催”，向各衙门和史料贮藏处催征史料。顺治六年(1649)，身为国史院大学士的刚林出任《太宗实录》总裁，“疏请令六科录诸臣章奏并批答，月送史馆，备纂修国史”[3]。于是顺治皇帝奏准：“臣民章奏，天语批答，应分曹编辑，以垂法戒，备章程，为纂修国史之用，令六科每月录送史馆，付翰林官分任编纂。”(11)看来，清朝建立了将档案等史料送交付史馆的制度。实录馆开馆后，一般都要行文各衙门，咨取档案文件，以便修纂实录。雍乾校订前三朝实录时，实录馆负责人便曾“披图华省，给札内廷”和“分曹给札，近籞开函”(12)。乾隆初，鄂尔泰担任《清世宗实录》的监修总裁，再次“给札彤廷，翻书紫籞”(13)。据“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一份《实录馆行文档》载，乾隆元年(1736)实录馆发往刑部的咨文道：“本馆(实录馆)恭纂《世宗宪皇帝实录》，业经行请贵部造送清册，续又屡次行催在案。……查贵部经回禄水淹以后，已经通行各该处抄送档案以备存贮，今本馆编辑《实录》，专候贵部事件……为此烦请汇齐各处所抄送档案，造具满、汉清册，移送本馆。”(14)清代实录馆征集史料和档案的工作十分繁多琐碎，与实录纂修整个过程相始终，不少史料是根据修纂的进度而去征集的。如嘉庆二十五年(1820)十一月二十日，实录馆发文景运门档房调取朱批奏摺，二十八日行文军机处调取清汉文日摺，十二月初二日致文国史院调取嘉庆元年至五年之译汉档，初三日行书方略馆调取文武缙绅档。有的史料和档案如起居注册、红本档、上谕档保存相对完备，且比较集中，容易征集，而另一些档案因年深日久已经糜烂，整理起来难度很大，而实录馆的要求毫不含糊。(15)实录馆向中央和地方各衙门征集的史料范围很广，举凡御制诗文集、丝伦簿、满月档、明发档、国史馆所存宫门抄、现月档、洋务档、随手档、外记注、内记注、起居注、黄本、摺包、译汉档、军机档、国史、方略和“六科史书”等。六科史书“每帙一二寸，每年二百余帙”。此外还有皇帝朱笔档案。嘉庆间修《高宗实录》时，实录馆调用的高宗朱笔便达184箱之多，“几成充栋”。实录馆官员可谓“爰采金匮之藏，尽发琅函之秘”(16)。文庆等在修《宣宗实录》时，“纪事则载笔载言，史佚之搜摩敢懈？启批章三十椟，朱文传心性之微；检纪注八百篇，绿字纂动言之则。如丝如纶如綍，按薄籍而兼订史书；其事其义其文，提纲维而并稽御集。闻见极三生之幸”(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