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7)
2015-06-05 13:11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谢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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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三、《清实录》的史料流向
《清实录》史料本来属于清代档案、起居注等原始史料之流，但对于下游史书来讲，又成了它们的史源，实录中的史料为下游史书所汲取和采录，反映出《清实录》对后修史书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清实录》修成后，对后修之皇帝书史、纪传体和传记体、编年体和典章制度体史书，都产生过影响，其史料不断被后修诸史所汲取和引用。与原始档案的凌散和零乱不同，《清实录》修成后，成为编整有序、装订成册、便于查阅和翻览的史料性史书，因此后修各种史书一般都首先从实录中汲取相应的史料，而不是从原始档案中查找。因此，《清实录》成为后修许多史书的史料之源。
(一)流向后修之有关皇帝的史书
《清实录》最早的史料流向是《大清圣训》。《大清圣训》相当于明朝所修的《大明宝训》，是从修好的《清实录》中，专摘皇帝的懿言嘉谟堪为宝训者，编纂而成。顺治十二年，内翰林国史院侍读黄机上奏称：“年来纂修太祖、太宗《实录》告成，伏乞皇上特命诸臣详加校订。所载嘉言善政，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诸书，缉成治典。”于是决定从实录中摘取史料，仿《洪武宝训》等书纂成清太祖和太宗两帝的《圣训》。(27)癸未，世祖谕内三院：“《实录》业已告成，朕欲仿《贞观政要》《洪武宝训》等书，分别义类，详加采辑，汇成一编，朕得朝夕仪型，子孙臣民咸恪遵无斁，称为《太祖圣训》《太宗圣训》。”(28)从康熙始，清廷恢复了明代制度，将《圣训》与《实录》一起修纂，而次序仍是先纂《实录》而后摘编成《圣训》，同时进呈。据《清圣祖实录》卷107载，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丙子，“以重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命内阁侍读学士翁英……为纂修官。又纂修《太宗文皇帝世祖章皇帝圣训》，命内阁侍读学士徐廷玺……为纂修官。”二十五年二月甲辰，“以纂修《太祖高皇帝实录》《圣训》告成。上御太和门，立视捧送《实录》《圣训》”。庄吉发研究了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现藏清代诸帝《圣训》后指出：“就其内容而言，与实录所载上谕大致相同，间亦有出入。”[14]337出入之处，表明《圣训》也可能另有源头，但不管怎样，《实录》都是《圣训》的一个重要史源。
除《清圣训》外，清康熙初期还从《实录》中撮抄史料编成《祖训》一书，作为经筵日讲的教材。当时福建道御史王鼐疏言：“宜及时举行经筵。请于满汉词臣中，择其老成渊博者，授为讲官。将经史有关治道之言，采辑翻译，以备进讲。并请蚤修三朝《实录》，撮其要旨，编为《祖训》一书，每次同经史进讲。皇上监于成宪，率祖攸行，其裨益圣学更大也。”帝报闻。(29)
(二)流向纪传体和传记体史书
《清实录》是清代《国史》的重要史料之源，对后者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清代除开实录馆外，还开设国史馆，国史馆被特许到实录馆抄录一套《清实录》，作为纂修《国史》本纪的参考，并允许留存在国史馆中以供翻阅。如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命史馆恭纂《高宗纯皇帝本纪》，并谕内阁道：“我朝列圣相承，均经国史馆恭修本纪”，鉴于《高宗实录》“已进呈至三十年，自应恭修《本纪》，以垂史册”，因此下令“国史馆总裁派提调等督率誊录，就近赴实录馆，将业经进呈之书，照副本钞写，恪遵编纂，随时进呈。务于实录馆告成后，陆续办竣。其钞写《实录》副本，即藏贮史馆，以资考据”。(30)此后相沿成制，道光二年(1821)七月丙申、咸丰二年(1852)四月甲申、同治三年(1864)五月巳酉、光绪三年(1877)九月甲戌都曾有皇帝准国史馆到实录馆抄录实录的谕令。于是，《清实录》为清代《国史》输送了大量的史料。据《异辞录》载：“《清史》载圣祖见西洋人与之握手为礼，盖本于《实录》。”[16]59清国史馆所修《国史》的部分内容，如《宗室王公功绩表传》等，从实录中汲取史料，因此构成《清实录》下游的史流。乾隆时所修《宗室王公功绩表传》卷首载高宗上谕称：“《宗室王公表传》……并着交国史馆恭查《实录》《红本》另行改纂，以昭征信。”(31)表明《实录》是重纂宗室王公列传的史源。当然，清朝《国史》并非仅有《清实录》一个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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