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切都如他设想的那么好。可谁能想到竟因此而被扣上了扼杀新生事物,进而发展成为破坏矿井的现行反革命,这顶大得不能再大的帽子、莫须有罪名的帽子戴在了他的头上。”
“他下放到农村走‘五七道路’。造反派几次揪他批斗。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给他的大儿子写了遗书。告诉儿子,西露天深部井的‘4.20’火灾处理报告放在何处,如他蒙难,就让儿子为他伸冤。”(在此。我谢谢葆劼记者的记述和真实的描写)
葆劼写的报告文学我看了,这一段儿故事我知道。那时候我已下乡锦县,是在夏天的时候接到父亲的来信。我躺在大地旁的壕沟里,默默地看,默默地哭。
我不敢想他当时的状况,“现行反革命”、“破坏矿井”这是多大的罪呀,他还能活着回来吗?他很悲观,他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他每天都看着有人被拉去批斗,每天都看到有人被打得瘸胳膊烂腿地哭号,他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白发苍苍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他知道唯一还能为他说话的就是我,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很绝望,望着东方,望着相距几百里,父亲被改造的“五七干校”的方向,心里想,恐怕再也不会见到他了,再也见不到那个表面冷漠,心如烈火的父亲了。只能仰天长啸,爹!你的一生,怎么这么多的磨难?! 2015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