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可以和“牛棚”划等号,虽然也叫“五七战士”,但和走“五七道路”分散安排的的“五七战士”不同。
“五七干校”的工作主要是农业活。我父亲对农业活一点儿也不“力巴”(东北土语:外行)。他从小就在农村,对当地的土地特点,气候、环境,适合种什么他都给出谋划策,成了技术指导。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干校”添置了大牲口、犁、耙、磙、车等农具,可没人会使。我父亲当仁不让地当上了车老板,赶起了四挂大车。春天打垄,夏天趟地,秋天拉秋,冬天打场。他可以赶着大车去新宾县城,给干校拉回日常的生活用品。还可以很自由地给家里、给下乡的我们哥俩寄信,报平安、述说心中的不解、愤懑和对我们的鼓励。
他是一九三〇年生人,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在东北大学读书的父亲(我的爷爷)就随校迁到北平,一走就是十八年,渺无音讯。他那时候才一岁,和母亲(我的奶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小学六年因没钱供读而辍学在家放羊,当“半拉子”。直到快解放,他才又恢复学业,以优异的成绩念完了初中。当时的班主任张世善(后来是抚顺二中的校长)很有信心地让他考高中,但他考虑家庭不富裕,还是考了有助学金的抚顺煤校,并且不顾母亲的极力反对,选择了通风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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