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暖巢的故事(2)

　　那时过“五一劳动节”或“十一”国庆节时，楼边的马路上时常有排成了长龙的大卡车在游行。游行礼车是那样喜庆，——彩车上有演员扮成举着大刀钢枪的红军、握着钢钎的工人和手握镰刀、麦穗的农民，摆出似乎凝固了的英姿飒爽的造型，印象特别深的是那些摆成“常青指路”的芭蕾舞姿势，一只脚穿着芭蕾舞鞋戳在地面，另一条腿高高向后扬起的“女红军”，身姿特别挺拔，保持这个姿势的耐力更令人惊叹！但到了1969年，日常的生活气氛已经逐渐变得极度亢奋和狂躁。这时的游行令人感到过度亢奋甚至有点儿战争即将到来的杀气。游行的解放牌大卡车车厢两端拉着刺眼的红色、黑字或白色、黑字的布条幅，车上一群群身背武器、带着袖标、穿着军装，敲着锣鼓，拿着语录本的男女“红卫兵”拿着喇叭疯狂地喊着我听不懂的口号，前车和后车还相互“拉歌”，唱着狂热的合唱曲。也间或随着喇叭声掠过的大卡车，车上戴着大盖帽、白衣蓝裤的民警押着标着罪名的重刑犯人，马路两边的群众恐惧地围观。我们在那座楼的邻居也都是不相识的外厂职工和家属，大人们不熟悉，也搞不清彼此的派别，也没有融洽的交流，邻里间变得陌生、戒备和冷漠，个别霸道的邻居甚至粗暴无礼地对待我们这样所谓的“臭老九”邻居。在这里，我唯一难以割舍的是近在咫尺的劳动公园。仅仅一年多，到了1970年冬天，伴着一场凄清的小雪，我们一家四口和外祖母告别，登上了一辆卡车，颠簸了不知多久，开赴到了清原县一个小村。城里的动乱，我只瞥了一眼，接下来面对了相对古朴、静谧的乡间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