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摘自网络）
爸爸妈妈的“分工”也确定了：家里添置了一辆崭新的凤凰牌自行车，爸爸每天要骑着它到南口前中学教书，而风华正茂的妈妈没有被分配工作，在家和外祖母一起带我和妹妹，成了相夫教子的农妇。妈妈美丽的面庞越来越消瘦，曾经光滑的手也变得粗糙，裂出了口子。但身为抚顺挖掘机厂职工医院药剂师的妈妈没有闲着，用带来的两小箱药物和手中的听诊器，把我们的新家变成了村里老老少少络绎往来的义务小诊所，也偶尔为村里的老人代写寄给远方亲友的书信。妈妈的医术换来了村民们帮着我们上山割柴火，在河边垒砌了猪圈，在屋后辟出了小小的菜园种了蔬菜。
像一匹撒欢的小马，兴奋地甩掉了笨重的棉袄、棉裤和棉乌拉，就像囚徒抖落了身上的镣铐，小脑壳上只慎重地保留了一顶草黄色的仿军帽，抵御残留的冬寒。踩着破碎的冰和泥泞，向着河滩和小山坡疯跑，攀折柳条编成解放军戴的伪装帽，趴在草丛里跟三两个小伙伴“打仗玩”。从树上摘下铁灰色、豆粒大的“杨砬子”跟小伙伴“顶壳”，看谁摘的杨砬子硬。到河里捉来青蛙喂鸭子，也用火烤熟了吃。跟外祖母拎着小筐到田垄上刨小根菜，洗净了拌成一道新嫩可口的小咸菜。跟大人学着喂猪、采野菜，也跟着爸爸到河边的水井挑水。等后来我8、9岁的时候，水缸里没有水了，我就偷偷学着爸爸的样儿，用扁担挑拎着水桶，小半桶、小半桶地挑水，把水缸盛满，一路摇晃，一溜水印，既是劳动又是玩，很有乐趣。开春后，冬天的柴火烧得差不多了，爸爸没空砍柴，我就拉着木爬犁，拿着爸爸的大锯到附近的林子里拉过小松树。在乡间的六年，我就像主宰这片山川、河流和森林的小国王一样无拘无束，自由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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