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秀江：由“借宿”说开去(2)
2016-06-30 15:03 抚顺七千年 郭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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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宿”现象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在改革开放以前那些年月里，平民百姓家常有去邻里“借宿”的事。《漂》文中配图上的红砖平房，大概多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90年代抚顺老工业区的工人住宅（摄影：金文斗）
东北的农村就没有如此的讲究了。我们插队的辽西农村，住房通常为连体五间，中间为灶房，左右各两间，宽敞是宽敞，但一览无余，无遮无挡，一家人一铺大炕。至于再往北边来，还有对面炕的。讲究的人家晚上对炕一面拉起个帘子，算是有个遮掩。
现在想想，比起山东人，东北的不讲究，一来是礼教传统不如山东深厚，二来有气候的原因，东北冬季严寒漫长，取暖是个大问题。
我们的知青时期生活虽然艰苦，可在居住方面，比棚户区强多了。
插队初始，队里安排我们仨女生住一位大妈家。一铺炕，挤挤擦擦了并排摆四套行李，但大家同一性别，倒也自然。
大妈的住房是两间，里间闸起做了仓库，这样方便了我们擦擦洗洗，有个隐私的空间，这点是棚户区难得的奢侈。再后来，我们女生有了单独的居室，比起村里的姑娘们还宽绰。
后来再去读书，学生宿舍是挤了一些，上下铺，不大方便，比不得如今的大学生。但我们那时是不缴费的，不交学费，不交住宿费，好像连教材费都不交。福利如此，国家困难，没什么可说。
1977年成家几个月后，正好赶上厂里分房，仍是一居室——一室一厨一卫，与隔壁共用一个小小的凉台。虽然不宽敞，但比起同时代京城及大城市里的千千万万个“张大民”来，条件好多了。
1982年秋，我家终于住进了厂里新落成的一栋住宅楼，从此结束了一居室的历史，而且厂里决定了从此建楼不再设一居室。
住房条件的改善，对幸福指数的影响显著，特别是由一室变为二室，空间增加了近一倍，原来大床小床书桌箱柜等几样必要的几样家具挤在一个屋里，床下也堆得满满的，这会一下子疏散开来。还让我们高兴的是，新房每个房间都设有一个大壁橱，安排好了，外边几乎没有什么零零碎碎，空间一下子就敞亮起来，心不由得也宽敞了好多。
搬家那天，4岁的儿子高兴地从这屋走到那屋，新鲜的很。不仅他觉得新鲜，我们大人感觉也新鲜啊！这点，儿子比我们幸运，他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自小就感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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