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年：苦涩的童年
2016-12-08 14:39 抚顺晚报 王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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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冬，我和孪生弟弟出生在沦陷后的抚顺。抗战胜利、东北光复那年我俩9岁。现在已进入耄耋之年，人生的好多记忆已经褪色，可作为“亡国奴”的屈辱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未能忘却——那段时光是苦涩的、悲凉的、凄楚的...
1936年冬，我和孪生弟弟出生在沦陷后的抚顺。抗战胜利、东北光复那年我俩9岁。现在已进入耄耋之年，人生的好多记忆已经褪色，可作为“亡国奴”的屈辱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未能忘却——那段时光是苦涩的、悲凉的、凄楚的。
70年前，我家住在一个叫“跑马场”的矿工住宅区，这个800米左右见方的住宅区，四周有铁丝网围着，仅南面有个大门，设有门岗，由叫“逻子”的门卫守着。这片矿工区除了住有二三百户矿工家庭，还有6栋“大房子”，“大房子”住着两百多“劳工”，他们是被日军抓来的战俘及百姓，这里还设有一个由日本人主管的劳务系，人们称它为“老虎系”，常有一些“劳工”被抓到这里拷打。一天，我和弟弟放学回来，看到房山头围了很多人，挤过去看见地上躺着一个用破席头盖着的已经死去的人，说是头天晚上被抓回来的“劳工”，被毒打后又灌辣椒水，受不了折磨上吊的。围观的人们哀叹着，默默地离去。
矿工区像“集中营”一样，不能随便进出，晚上实行宵禁。一天，从营口串门来的舅舅带弟弟上街回来晚了，被“逻子”扣住，打了一顿，吓得弟弟直哭，还是父亲求人说情才给放回来。
这里的“劳工”更像“囚犯”一样，一天早晚两餐，每顿一个窝头，一碗用碱熬得通红的高粱米粥，一块咸菜，上下井由“逻子”带着。父亲和这些特殊工人处得很好，有时还请他们到家做客。解放后曾担任胜利区区长的杨可嘉同志，就是那时的八路军战俘。“劳工”中也有一些国民党战俘，光复后随国民党队伍走了。
距我们住宅区的铁丝网杖子一条马路之隔的东面，是日军的“狗圈”，每天晚上，那里都会传出瘆人的嚎叫。“狗圈”的北面是日本军营，军营南面的碉堡对着我们这里，距离不到200米。
抗战胜利了，日本投降了。人们把四周的铁丝杖子拆除，孩子们才敢到北边去，不到1000米就是原来的日本人居住区。他们的地方，俨然像个“日本国”。现在的东公园地区那时叫“久保町”，站前、养老院地区叫“四国町”，永安台地区分别叫“南台町”、“北台町”、“永安台町”。这些地区有日本人的商店、学校、饭店、俱乐部，还有神社，一些日式建筑保留了好多年，有些至今还存在。
这不到1000米的距离，是不同的两个世界，提供了日本侵华的罪证。
写这段文字，只是想用亲历的事实让年轻人知道，曾经被日军铁蹄践踏、蹂躏的每一寸土地都在告诉我们，发愤图强吧，不要让这悲惨的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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