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我深爱的阿尔青(2)
2016-11-10 10:35 抚顺七千年 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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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有力的大手沉重地放在堂倌蒲罗的肩膀上。阿尔青直瞪着眼质问蒲罗：“你为什么打我的弟弟保尔？”蒲罗想把肩膀挣开，可是阿尔青一拳就把他打倒了。他想爬起来，可是第二拳比第一拳更有力，把他撂在地上爬也爬不起来。被打得满脸是血的蒲罗，可怜虫似的哭着……六天后，阿尔青被放了回来，他被折磨得又黄又瘦，却先询问保尔的身体怎样。保尔...
听母亲说，那时粮食奇缺，严重时连土豆、玉米面、萝卜、白菜都难以为继，人们挖野菜、吃橡子面、听说还有扒树皮吃的。像抚顺挖掘机厂甚至把厂办农场的地瓜秧分给职工们聊以果腹，很多人饿得浑身浮肿，人们饿着肚子上班，整天头重脚轻。那时大舅一个人的总工程师工资养活了全家家老小十口人，他是全厂的高工资，但就算你工资再高，也没处买到粮食。煮粥端上桌，大人喝稀的，要把干的留给老人和孩子，而老人心疼在工厂工作的儿子和膝下的孙子孙女，自己说什么也要喝稀的，馒头、窝头有时也接不上溜，还要不断接济吃不上饭的亲戚，真是难煞了主妇，苦坏了一家人。
有一天母亲午休后要上夜班。临走时要带夜班饭，可母亲起来晚了，全家已吃完了饭，只剩下了没有巴掌大的一小丫饼。大舅母想临时做点什么给母亲将就一下，那时才十来岁的大哥当时就生气了。只见小小的他面色冷峻，气昂昂地劈手拿起面盆，一把拉出家里只有几斤白面的细粮袋，舀出了满满一面盆，一声不吭、谁也不理地自己和面、烙饼，起了锅又用小手亲自把饼装在了饭盒里递给了姑姑。大哥虽小，却是家里的“长房长孙”，他这一场发作谁也不敢搭言。母亲在上夜班的路上边走边哭，到班上和着泪吃完了那张侄儿亲手烙的又大又厚的饼。母亲说那是她这一生吃过的最香的饼，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张饼。
玩不够的盒子枪
母亲有了我之后，全家欣喜无限，母亲常带着襁褓里的我回一町目的娘家。大哥在家里最精贵，地位举足轻重，从来水米不沾手、吃粮不管穿，可看着襁褓里的我被污物沤得哭叫不止，只有十几岁的大哥亲手给我洗脏尿布。母亲急忙阻止，大哥却笑着说：“他是我弟弟，我不嫌脏”。虽是姑表亲，大哥待我与一奶同胞没有两样。
大哥心灵手巧。他是抚顺挖掘机厂工具车间技术精湛的工人（后任车间主任），也曾在模型车间工作过。秉性善良又诙谐幽默的大哥曾担任工宣队员，看管被关在“牛棚”里的“牛鬼蛇神”们。这些经常被批斗、毒打的知识分子们最盼望大哥晚上值夜班，因为每逢这时他们都能吃到家人偷偷送来的热菜热饭。等他们吃过饭，大哥装作严厉的一声断喝：“睡觉！”，他们就能睡一宿好觉，没有人再逼白天已被批斗、揪打得疲累不堪的他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再学“最新指示”、再写“交代材料”。这些后来走出牛棚的知识分子们都找到同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我大舅表示谢意，不少人流着泪感叹：“朱工，你真是养了个好儿子啊！”
大哥长我十七岁。童年的我像小保尔对哥哥阿尔青一样又敬又怕。我小时随母亲回大舅家时，刚下班的大哥常常装作板着脸命令我“立正、稍息”、“低头请罪”，然后检查我背诵唐诗和《毛主席语录》。等我又惧又怕地背完了，大哥却忍不住欢笑不止，有一次变戏法似的递给我一支系着崭新的红缨、乌黑油亮的木头盒子枪，那枪的扳机和“狗头”（机头）都能扣动，酷似电影里、舞台上的“好人们”手里的真枪。这支玩坏了，大哥就再给我做一支，再加上一支“勃朗宁”木头手枪。木头短枪玩坏了就换木头小长枪，长枪玩够了就换木头红缨大刀，我的刀枪玩具总是层出不穷。在随父母到农村下放的六年里，这些心爱的玩具让村里的孩子们眼界大开，也为我赚了不少小伙伴们的“人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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