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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清时期国号新考

2016-12-30 10:22 《文史哲》(济南)2014年第1期 卢正恒/黄一农 2887
皇太极称帝前国号为何,学界目前仍无完整共识。查相关的考证论文均完成于20世纪(参见表一),论点可分为三种:一是“金国说”,主张“金”是唯一国号;二是“后金说”,认为“后金”为唯一国号。

    卢正恒,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台湾 新竹;黄一农,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台湾 新竹。

 

    皇太极称帝前国号为何,学界目前仍无完整共识。查相关的考证论文均完成于20世纪(参见表一),论点可分为三种:一是“金国说”,主张“金”是唯一国号;二是“后金说”,认为“后金”为唯一国号;三为“混合说”,不否定“金”,但主张某段时期曾以“后金”为国号。此分歧实因先前所能掌握的史料不够全面与具体,以致存在各自表述的空间。  


先清时期国号新考 图1

  近年来,随着出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数字化时代的来临,文史学界的研究环境正发生空前巨变,诸如《朝鲜实录》、《明实录》、《清实录》、《满文老档》(简称《老档》)、《满文原档》(简称《原档》)①、《内阁大库档》等多可全文检索或已影印出版,故我们现在或比前辈学者有更好的条件,能够系统地全面搜找相关文献与文物。

  近代首位撰文探讨先清时期国号议题者是日本学者市村瓒次郎,他运用朝鲜与金国往来文书、崇谟阁稿簿、金国汗致皮岛将领函,并辅以《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文,论证先清国号为“金”②。其后的1914年,稻叶岩吉添补抚近门门额、辽阳喇嘛坟、大石桥娘娘庙等刻有“大金”字样之文物,进一步印证“金国说”③。继而,萧一山1923年指出《内阁大库档》中的《皇太极谕军民人等知悉》亦以“金”为国号(见图二编号⑦),再度支持“金国说”④。然而,为行文方便,后两位学者均在著作中统称完颜金为“前金”,以努尔哈赤政权为“后金”。

  近半世纪后,黄彰健于1966年始倡“混合说”。其文的主要佐证有三:一是朝鲜光海君十一年(1619;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己未年)之《朝鲜实录》曾载努尔哈赤国书上有“后金天命皇帝”印文;二是《原档》或《老档》中皆记载的“amaga aisin(后金)”孤证;三是《朝鲜实录》、《明实录》及诸文集中的“后金”称谓。黄氏认为努尔哈赤于万历四十七年将国号从“建州”改为“后金”,天启元年(1621)左右再改成“金”⑤。稍后,李学智1973年发现被黄彰健视为主要证据之一的努尔哈赤印玺,其实为一老满文印,且屡钤盖于内阁大库的档案上,实应读作abkai fulingga aisin gurun han i doron,汉译“天命金国汗之印”,也就是说,《朝鲜实录》中的记载并非直译,而是意译⑥。蔡美彪先生1987也以此印为基础反驳“混合说”,并指出该印亦曾用于沈阳故宫所藏的印牌上。蔡氏认为“后金”一词之所以出现在各文集和题本,乃是从朝鲜传至明朝的通俗用法,且从《老档》的记录推论,“金”其实是北方民族以族名作为国名的惯例,因此主张“金国说”⑦。

  此后历经十年沉寂,再有高庆仁先生于1997年提出“后金说”。除重申《老档》孤证外,另认为收录在《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的《后金檄明万历皇帝文》,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明辽东经略熊廷弼(1569-1625)得自努尔哈赤的榜文,且依《光海君日记》、《明实录》及《栅中日录》(作者为萨尔浒之役被俘之朝鲜人李民先清时期国号新考 图2)等书的用法,推论国号为“后金”,而“大金”及“金”仅是褒称与简称⑧。

  本文因此将首先重新省视主张“后金”之三项主要证据的可信度,进而罗列、分析目前能查找到的所有一手史料,以厘清先清时期之国号,并探讨“天命”是否为年号等问题。

  一、“后金”用法之可信度

  在深入分析前,我们或许该先厘清相关诸国的正式国名。查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有云:

  今文武大臣、百司众庶合辞劝进,尊朕为皇帝,以主黔黎。俯徇舆情,于吴二年正月初四告祭天地于钟山之阳,即皇帝位于南郊,定有天下之号“大明”,以吴二年为洪武元年。⑨

  又,明天启朝大学士朱国祯(?-1632)尝称:“国号上加大字,始于胡元,我朝因之。盖返左衽之旧,自合如此,且以别于小明王也。其言大汉、大唐、大宋者,乃臣子及外夷尊称之词。”⑩知明朝国号应是“大明”,满文转写该为da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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