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清时期国号新考(3)
朝鲜在与金国政权接触之初,一方面希望顾及自身尊严,另一方面又不愿开罪努尔哈赤,遂以各式称呼试探努尔哈赤对其国号称谓的底线。然而,待皇太极天聪元年(1627,朝鲜仁祖五年)丁卯岁金国进军朝鲜,并签订兄弟之盟后,此一情形不再。据《朝鲜实录》“仁祖五年三月三日”条所记朝鲜之誓文为:
朝鲜国以今丁卯年甲辰月庚午日与金国立誓,我两国已讲定和好,今后两国,各遵约誓,各守封疆,若我国与金国计仇,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皇天降祸;若金国因起不良之心,违背和好,兴兵侵伐,则亦皇天降祸。两国君臣,各守善心,共享太平,皇天后土,岳渎神祇,鉴听此誓。(26)
誓文属于官方正式文本,当中的称谓理应无误,从中可知朝鲜明确地称对方国号为“金国”。
又,仁祖五年朝鲜欲致书金国,《朝鲜实录》中记曰:
胡书自称“大金国汗”,答书皮封依渠所书,书以“大金国汗”乎?只书“金国汗”乎?我国因用“大”字,恐未妥当。上曰:“去‘大’字似可矣。”(27)
虽然已经过一段时间,但可知朝鲜仍在拿捏国号之用法。此外,仁祖十四年(1636)之《朝鲜实录》曾记皇太极称帝一事曰:“‘金’是称汗时号,‘清’是僭号后号。”夹在两强权当中的朝鲜因仍视大明为宗主国,遂称:“我守丁卯时誓天之约,称以旧称之号,于理有据,于言为顺。”(28)
从天聪元年(1627)到崇德元年(1636),经统计《朝鲜实录》中以“金”或“大金”直接表示国家者凡48次,称金人、金汗或金使者,则有121处。再者,朝鲜另一重要史料《承政院日记》中从未有“后金”的记载,9次涉及金国之事皆以“金”称呼。综上所论,“后金”之所以仅一见于朝鲜的官方史料,或因通事为区辨完颜金所致,稍后,此用语更传入明朝,而朝鲜官方应只使用到天聪元年双方订丁卯和约为止,但朝鲜民间及明朝则仍沿用。
二、文物上的坚实证据
虽然文物上的国号用语是最直接且坚实的证据,但因先前所整理出的国书、门额、碑刻、印信等文物上的用法共仅约23件,数量仍不足以提供有效论证。下文因此尽可能图文并茂地整理出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之前,书有国号的文物(见图一)。

图一 先清时期涉及国号之文物。依编号顺序分别是:①皇太极致袁崇焕信;②天聪六年的蒙文信牌(图①及图②上之印记即为其旁小图的“天命金国汗之印”);③老满文的“金国汗之印”;④牛庄城铁制云版;⑤辽阳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⑥-⑧东京城汉字德盛门、满文抚近门、汉字内治门之门额或拓片;⑨-⑩牛庄城满文德盛门以及汉字外攘门门额;(11)-(12)沈阳城满、汉字抚近门之门额。
辽阳博物馆现藏四块东京城门额:德盛门门额,左旁竖写“大金天命壬戌年仲夏吉□□”一行汉文小字;天佑门门额,左旁竖写“大金天命壬戌年吉辰立”一行汉文小字;内治门门额,边款有“大金天命壬戌年”等汉字;抚近门老满文门额,小字之意略同前(29)。又,日本东京都调布市乡土博物馆收藏原辽阳东京城天佑门之老满文门额,左旁之小字释为“金国天命壬(aisin gurun i abkai fulingga sahaliyan)”,右旁释为“戌年夏月建(indahūn aniya juwari biyade ilibuh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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