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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全:再论李成梁不曾收养努尔哈赤(3)

2016-12-28 19:07 抚顺七千年曹德全 13428

努尔哈赤的实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作为长期担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来说是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是，这种责任决不能跟“努尔哈赤曾被李成梁收于帐下，培养、收养”的传说混为一谈。

　　熊廷弼既然说到李成梁向“奴酋”“献地”、“通虏”，罪不容诛。那么，如果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真的存在“收养”或“养子”关系的话，熊廷弼在给皇帝的上疏中绝不可能隐瞒此事。因为只有说出此事，才能道出李成梁向“奴酋”“献地”、“通虏”的真正原因。明万历皇帝如果知道了李成梁所谓“弃地”的实质，就是将大明王朝“延袤八百里”的土地私自“献给”了他的“养子”—“奴酋”的话，他能饶李成梁吗？

　　那么，熊廷弼在给皇帝的《勘覆地界疏》中为什么没有说到此事呢？请看《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是怎样解释的：“熊廷弼没写‘收养’一事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份奏章没涉及另一个罪名‘养虎遗患’”；“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与他收养努尔哈赤没有多大关系”，“熊廷弼在《勘覆地界疏》里阐述‘四略’……‘四略’各条都是重罪，加起来当斩，说完了又说一件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其结果只能是既冲淡主题，又容易引起皇帝反感。”

　　我以为《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所给出的解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熊廷弼在《疏》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养虎遗患”之罪，但李成梁将“延袤八百里”的土地“献给”了努尔哈赤，这难道不也是“养虎遗患”吗？再说，“养虎遗患”的后果绝不是因为双方存在“收养”关系才产生的。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兵败食尽，张良劝刘邦说：“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⑤ 张良劝刘邦抓住战机、消灭项羽，否则，就是“养虎遗患”。如果刘邦不听张良的劝说，肯定要“养虎遗患”，难道这就能证明刘邦与项羽之间曾经存在过“收养”关系吗？“养虎遗患”是比喻纵容恶人，留下祸患，跟双方是否有过“收养”关系，毫不相关。

　　《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中说“熊廷弼在《勘覆地界疏》里阐述的‘四略’”，“各条都是重罪，加起来当斩”。这话听起来可真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已经解任回家，颐养天年，而皇帝看了熊廷弼的《勘覆地界疏》后并没有斩杀这位身负“重罪”、且已削职为民的李成梁。那么，所谓“各条都是重罪，加起来当斩”，不就是作者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断吗！试问：如果李成梁真的收养过努尔哈赤的话，此事跟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扩展了努尔哈赤的疆域一事，怎么会“没有多大关系”呢？如果万历皇帝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又怎么会“反感”呢？我想，到那时候李成梁就不可能还会在家安度晚年了吧！

　　可见，熊廷弼在给皇帝的《勘覆地界疏》中之所以没有写入李成梁曾经“收养”过努尔哈赤一事，绝不是因为此事与治李成梁的重罪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怕“冲淡主题”，“引起皇帝反感”。而是他根本不知道此事的存在。否则，他是不会放过这个让李成梁“当斩”的机会的。

　　《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分析历史事件，不能唯一篇文章是论，别的文章写什么我不管，我只看《疏》文，写进这篇《疏》文的，存在；没写进这篇《疏》文的，就意味着不存在。用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判断事物，很难触摸到事物的本质。”看到这里，我的感觉好像这不是在讨论问题，像是老师在教育一个不成熟的学生。这让我想起了我刚介入历史研究的时候，一位老前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是为了探求事情的真相，千万不能人云亦云，谎言即使被重复了一千遍，它仍然还是谎言；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一定不要蔑视少数人的观点，因为真理往往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研究历史是“不能唯一篇文章是论”，但如果这篇文章讲的有道理，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它来戳穿那些谎言呢？熊廷弼在《答友人【查勘辽地】》一文中说：“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敕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这已经把“奴酋”为报祖、父被杀之仇而“请死”，李成梁自知理亏，遂将无所属的“各家敕书”“悉以与奴酋”的因果关系说得很清楚了。可偏偏有人只看到了“奴酋请死”一个环节，他们不但不问“奴酋”为什么“请死”，还把“请死”的具体情节伪造成“抱成梁马足请死”；把努尔哈赤得到了“各家敕书”的“请死”结果，篡改为“李成梁不但不杀努尔哈赤，还收留培养他”，甚至“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至于“请死”的时间，熊廷弼的文中已准确指出是“城下并杀其父、祖”之时。他们却将其虚构为是在李成梁攻破王杲的古勒寨时。难道后者所伪造和篡改的结果不是耸人听闻的谎言吗？

该文章所属专题：曹德全专栏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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