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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全:再论李成梁不曾收养努尔哈赤(3)

2016-12-28 19:07 抚顺七千年 曹德全 4118
努尔哈赤的实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作为长期担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来说是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是,这种责任决不能跟“努尔哈赤曾被李成梁收于帐下,培养、收养”的传说混为一谈。


  熊廷弼既然说到李成梁向“奴酋”“献地”、“通虏”,罪不容诛。那么,如果李成梁与努尔哈赤之间真的存在“收养”或“养子”关系的话,熊廷弼在给皇帝的上疏中绝不可能隐瞒此事。因为只有说出此事,才能道出李成梁向“奴酋”“献地”、“通虏”的真正原因。明万历皇帝如果知道了李成梁所谓“弃地”的实质,就是将大明王朝“延袤八百里”的土地私自“献给”了他的“养子”—“奴酋”的话,他能饶李成梁吗?

  那么,熊廷弼在给皇帝的《勘覆地界疏》中为什么没有说到此事呢?请看《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是怎样解释的:“熊廷弼没写‘收养’一事的原因之一,就是这份奏章没涉及另一个罪名‘养虎遗患’”;“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与他收养努尔哈赤没有多大关系”,“熊廷弼在《勘覆地界疏》里阐述‘四略’……‘四略’各条都是重罪,加起来当斩,说完了又说一件没有多大关系的事,其结果只能是既冲淡主题,又容易引起皇帝反感。”

  我以为《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所给出的解释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熊廷弼在《疏》中虽然没有直接说出“养虎遗患”之罪,但李成梁将“延袤八百里”的土地“献给”了努尔哈赤,这难道不也是“养虎遗患”吗?再说,“养虎遗患”的后果绝不是因为双方存在“收养”关系才产生的。秦末,楚汉相争,项羽兵败食尽,张良劝刘邦说:“此天亡楚之时也,不如因其机而遂取之。今释弗击,此所谓‘养虎自遗患’也。”⑤ 张良劝刘邦抓住战机、消灭项羽,否则,就是“养虎遗患”。如果刘邦不听张良的劝说,肯定要“养虎遗患”,难道这就能证明刘邦与项羽之间曾经存在过“收养”关系吗?“养虎遗患”是比喻纵容恶人,留下祸患,跟双方是否有过“收养”关系,毫不相关。

  《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中说“熊廷弼在《勘覆地界疏》里阐述的‘四略’”,“各条都是重罪,加起来当斩”。这话听起来可真让人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李成梁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六月已经解任回家,颐养天年,而皇帝看了熊廷弼的《勘覆地界疏》后并没有斩杀这位身负“重罪”、且已削职为民的李成梁。那么,所谓“各条都是重罪,加起来当斩”,不就是作者自以为是的主观臆断吗!试问:如果李成梁真的收养过努尔哈赤的话,此事跟李成梁放弃宽甸六堡,扩展了努尔哈赤的疆域一事,怎么会“没有多大关系”呢?如果万历皇帝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他又怎么会“反感”呢?我想,到那时候李成梁就不可能还会在家安度晚年了吧!

  可见,熊廷弼在给皇帝的《勘覆地界疏》中之所以没有写入李成梁曾经“收养”过努尔哈赤一事,绝不是因为此事与治李成梁的重罪之间“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怕“冲淡主题”,“引起皇帝反感”。而是他根本不知道此事的存在。否则,他是不会放过这个让李成梁“当斩”的机会的。

  《再议李成梁收养努尔哈赤》一文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分析历史事件,不能唯一篇文章是论,别的文章写什么我不管,我只看《疏》文,写进这篇《疏》文的,存在;没写进这篇《疏》文的,就意味着不存在。用这种逻辑推理方式判断事物,很难触摸到事物的本质。”看到这里,我的感觉好像这不是在讨论问题,像是老师在教育一个不成熟的学生。这让我想起了我刚介入历史研究的时候,一位老前辈跟我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是为了探求事情的真相,千万不能人云亦云,谎言即使被重复了一千遍,它仍然还是谎言;要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一定不要蔑视少数人的观点,因为真理往往会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研究历史是“不能唯一篇文章是论”,但如果这篇文章讲的有道理,我们为什么不能用它来戳穿那些谎言呢?熊廷弼在《答友人【查勘辽地】》一文中说:“奴酋请死,宁远顾思各家敕书无所属,悉以与奴酋……。”这已经把“奴酋”为报祖、父被杀之仇而“请死”,李成梁自知理亏,遂将无所属的“各家敕书”“悉以与奴酋”的因果关系说得很清楚了。可偏偏有人只看到了“奴酋请死”一个环节,他们不但不问“奴酋”为什么“请死”,还把“请死”的具体情节伪造成“抱成梁马足请死”;把努尔哈赤得到了“各家敕书”的“请死”结果,篡改为“李成梁不但不杀努尔哈赤,还收留培养他”,甚至“出入京师,每挟奴儿哈赤与俱”。 至于“请死”的时间,熊廷弼的文中已准确指出是“城下并杀其父、祖”之时。他们却将其虚构为是在李成梁攻破王杲的古勒寨时。难道后者所伪造和篡改的结果不是耸人听闻的谎言吗?


该文章所属专题:曹德全专栏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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