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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全:再论李成梁不曾收养努尔哈赤(5)

2016-12-28 19:07 抚顺七千年 曹德全 4118
努尔哈赤的实力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作为长期担任辽东总兵的李成梁来说是有一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的,但是,这种责任决不能跟“努尔哈赤曾被李成梁收于帐下,培养、收养”的传说混为一谈。


  4、李成梁曾收养过努尔哈赤的传说中有着怎样的“历史影子”?

  读《努尔哈赤从军李成梁帐下史事再探》一文给我留下两个很深的印象:一是作者根据大量的民间传说来佐证历史,反复强调“民间传说故事并非历史史实,但是,它却有历史的影子”,“民间传说故事并非真实存在,但它却以故事传说反映了历史时代的社会现实”,“民间传说故事有历史的因素和内核,有历史的影子”,他所谓的这个“历史的影子”就是“努尔哈赤是在十五六岁时,被李成梁收在帐下的”。                   

  二是作者根据 “于生育旺盛期的二十二岁至二十五岁的三年里,努尔哈赤为什么没在家和妻子共同生活,没有生育子女,他干什么去了呢?”据此,作者“研究认为,努尔哈赤又去到李成梁帐下从军去了,而这第二次军旅生涯又是三年”。

  其实,谁都知道,常年相守的夫妻,其子女之间年龄相差三四岁是很正常的。据此就理直气壮地推定努尔哈赤“没在家和妻子共同生活”,曾第二次“到李成梁帐下从军”,此说实在令人不可理喻。再说,努尔哈赤一生中相隔三年才生育子女的情况也不止这一回。万历二十年(1592年)努尔哈赤生育了第八子皇太极、第九子巴布泰后,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才育有第四女穆库什,难道努尔哈赤在三十四岁至三十七岁又“没在家和妻子共同生活”?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努尔哈赤生了第十二子阿济格后,时隔六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才生了第十三子赖幕布,万历四十年(1612年)努尔哈赤又连续生育了第十四子多尔衮和第八女聪古伦,据此,难道又可以推定努尔哈赤在四十七岁至五十三岁之间的六年里又离家出走了吗?可见,仅根据努尔哈赤有三年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就说他在此期间“没在家和妻子共同生活”“又去到李成梁帐下从军去了”,是多么不可理喻!不值得再议。

  我们还是来探讨一下作者所谓的那个“历史影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子”,具有怎样的历史内涵吧!

  我们知道,努尔哈赤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起到建立“后金”国的前一年,即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为止,掌控女真建州卫近33年之久。在此期间,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大败以叶赫贝勒布斋、纳林布禄为首的九部联军,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灭哈达,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得李成梁弃宽甸六堡边外的800里的疆域,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灭辉发,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灭乌拉。建州女真的实力不断发展壮大。

  而同样在这33年内,李成梁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担任着辽东的总兵官。从万历十一年(1583年)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李成梁还在首任的辽东总兵任内,是他最先发给努尔哈赤的敕书、马匹,并让他开始掌管建州的。李成梁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至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之间,就在李成梁第二次出任辽东总兵期间,他放弃了宽甸六堡边外的800里土地,以武力驱赶了几万个在那里耕耘了30多年的汉民,从而使努尔哈赤受益匪浅。李成梁也因此受到很多朝中大臣的弹劾,有的甚至提出要判他死刑。这些史实都说明努尔哈赤实力的不断强大,跟李成梁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这种关系仅仅是李成梁对努尔哈赤管控不到位、放任其发展而自己却未尽到责任的关系,跟李成梁曾“收养”过努尔哈赤一说完全不着边际。

  《努尔哈赤从军李成梁帐下史事再探》一文中说:“据《博物典汇》、《明季北略》等史书记载,觉昌安、塔克世父子死于古勒寨时,努尔哈赤‘甫四岁’被李成梁收在帐下”。文章认为《明季北略》的作者计六奇把努尔哈赤的年龄搞错了,之所以出错是因为“他既非辽东封疆大吏,更未到过辽东,出现此错毫不为怪”。看来,作者对努尔哈赤的年龄和经历的真实性是非常信任那些曾到过辽东,特别是那些曾任过辽东封疆大吏的人所留下的史料啦!


该文章所属专题:曹德全专栏

曹德全先生

  曹德全(1946-2021),吉林通化人,1964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1969年分配到辽宁省桓仁县新华机械厂工作,1980年调入抚顺纺织局。曾任抚顺市经委处长、露天区(今东洲区)副区长、电子工业局副局长、抚顺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工作之余,他积极研究东北民族史以及抚顺地方史。取得许多重大学术成果。先后出版了《抚顺史研究》(合著)《抚顺通史》(合著)《抚顺编年史》(合著)《抚顺百科大事典》(合著)《抚顺历史的误区》《抚顺历史之谜》《高句丽史探微》等专著,并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特别是在高句丽历史和清前史研究领域建树颇深,在东北史学界有较大影响力。
  曹德全先生的研究,主要从历史文献出发,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他论述的“高句丽名称辨疑”“高句丽与高丽”“论高夷”等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在学界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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