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兴：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2)
2017-01-20 12:13 《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 张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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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由发展到衰落，非人力所能左右。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制度，本是清朝的立国之本，是维系和巩固国家政权的有效保证。它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产生于满洲崛起之际，与当时的满洲社会形态相适应，带有鲜明的军事奴隶制之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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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衣汉姓与汉军均有各自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包衣汉姓原本是充作女真——满洲的家内奴隶的汉人。包衣之出现早在16世纪辽东女真崛起之时。其沦为依附主子奴隶的主要途径，是被掳俘而失去人身自由，成为会说话的被驱使的工具。后八旗制度建立，他们便随主子一起被编入八旗满洲之中。按其被奴役的状况，他们又往往被分为“有时亦随主驰驱”即临战阵者，和“专为家之舆台奴仆”，即供厮役者。前者被编入包衣佐领（包衣牛录），即旗鼓佐领（旗鼓牛录），后者被编入管领，或分管、管辖之中。其名称不一，效力内容不一，但本质则一，即均为满洲主子的家内奴隶，与“奉职于国”的旗分佐领不同，是“奉职于家”[3]（P261），其号为包衣者。
包衣又有上三旗及下五旗之别（在八旗中，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组成佐领的包衣成分有满洲人、汉姓人及高丽人等）。上三旗包衣即皇帝亲自统领的镶黄、正黄及正白旗中的包衣，由专设的内务府机构加以管辖，称内务府上三旗包衣，或称内府三旗包衣，或称内三旗包衣。内务府所辖汉姓包衣，除佐领下人及管领下人外，还有其会计司管辖下的庄头旗人，为屯居旗人之一种。下五旗包衣，即隶属于下五旗的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之包衣，所谓五旗王公府属。其中的汉姓包衣，虽然没有像上三旗内务府那样的专门管理机构，但所拥有旗鼓佐领及管领则略同于上三旗。作为汉姓包衣，他们虽为汉人出身却失去了汉人的身份与地位，也不像在八旗内自树一帜自成体系，具有独立性，所谓旗分佐领的汉军。当然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奴隶，即不同于没有组织起来的旗下家奴，所谓“八旗户下人”（《清史稿》卷110，《选举志五》，第12册，第3205页，中华书局，1976）的贱民。是虽然没有独立人格，但却受组织管辖，并具有一般社会平民所具有的权力的特别人群。如他们拥有贱民所不具备的科举仕进的权利，有些人还相当显赫。其中内务府上三旗包衣，属皇帝的家奴，非同一般。其中能直接侍候皇帝者，往往受到青睐，被远派地方，委以重任。如正白旗包衣汉姓人曹锡远之子曹振彦外任浙江盐法道，孙曹玺外任江宁织造，内升工部尚书，曾孙曹寅，因母系康熙帝之烨乳母，更是备受皇帝宠信，出任江宁织造，兼两淮盐政。成为皇帝之耳目，傲视臣僚而炙手可热。玄孙曹颙、曹頫亦分别任郎中、员外郎。曹氏一家显赫数十年，是清朝内府世家中最为突出者。此外清朝一代声名显赫的内府世家，据王锺翰先生考证，多至二三十家，位尊事显者逾百余人。其中汉姓人占大多数。可见包衣汉姓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但从总体来说，这些世家及荣显人员毕竟是少数。对大多数包衣汉姓来说，并没有什么荣耀可言，他们虽然身居高贵门庭，但所能感受到的乃是奴仆的境遇。他们是一群特殊存在于清代社会的“非贱民的奴仆”[4]（P140）。而且，还有一点不变的是他们的汉姓（尽管其中有些人已不再使用汉姓、汉名，但他们汉姓人的身份却无法改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八旗满洲中的汉姓人。
汉军的产生则在汉姓包衣之后，当初设八旗时，建州统治者为统兵征战及保证兵源之需要，曾将治下的汉人壮丁，及投降过来的明朝官兵，以及俘获的汉人兵丁，编入八旗之内为八旗土兵，成为汉人牛录，共十六牛录。均附属于八旗满洲之内，由满洲大臣统领。凡编入牛录者具有独立的身份，而不同于奴仆的包衣。虽尽管如此，但却仍被满洲主子当做奴仆对待，其“差徭繁重”令其难以承受，人身亦难得保障，甚至连“官员病故，其妻子皆给贝勒家为奴”（《清太宗实录》卷17，天聪八年正月癸卯），而受尽苦楚。因而，其忿懑与抵触情绪相当严重。当时的后金统治者皇太极深悉此情。遂开始将汉人官兵从八旗满洲中抽出而独立编旗（固山），设官统辖，使之自成体系。据清官书所载，于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皇太极“诏于八旗满洲佐领（牛录）分出汉人千五百八十户，每十丁授绵甲一”（《清史列传》卷78，《马光远传》；又《清太宗实录》卷14，天聪七年七月辛卯），乃编汉人为一固山，即一旗，名“乌真超哈”，意即重兵，乃使用火器之兵。固山额真为马光远。此为八旗汉军之始。以后，因明清战争升级，降兵降将渐多，兵源扩大，汉军的规模亦随之发展扩大。崇德二年（1637年）七月，乃“分汉军为两旗”，继续“照满洲例，编壮丁为牛录”，固山额真为石廷柱、马光远（《清太宗实录》卷37，崇德二年七月乙未）。四年（1639年）六月，又扩分汉军二旗为四旗，固山额真为马光远、石廷柱、王世选、巴颜（《清太宗实录》卷47，崇德四年六月丙申）。七年（1642年）六月，又将设有四旗的汉军，扩编为八旗，其固山额真为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及墨尔根侍卫李国翰（《清太宗实录》卷61，崇德七年六月甲辰）。至此八旗汉军体系完整建立。这与八旗初创的乙卯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晚了二十七年。八旗中满洲、蒙古及汉军各以八个旗并立而存，八旗制度从此完善起来。以后不论汉军的规模如何扩大，但八旗在满洲主子牢牢控制下的三级管理体制不变，汉军作为旗分佐领效命于国家之身份地位及权利义务不变。
据乾隆四年成书的《八旗通志》所载，内府上三旗包衣佐领中之旗鼓佐领，即满洲旗分内之包衣汉姓佐领共18个，属“初编”的，即清入关前编立的共10个，而康熙年间“编立”或“分立”的共8个（见《八旗通志》卷2至卷5）；八旗汉军佐领共270个，属入关前编设的为161个，入关后增设的为109个。其中顺治年间增设的为46个、康熙年间增设的为59个、雍正年间增设的为4个。有明确记载其来历的共57个，其构成的主要成分为入关前后的降兵降将（见《八旗通志》卷13至卷16）。这个事实充分反映和说明了不论八旗包衣汉姓还是八旗汉军，在清兵入关之后特别是顺康时期仍处在发展和壮大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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