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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八旗满洲成员的包衣汉姓与汉军本不相同，然而彼此又有许多相同、相似处和交叉点。其最大的相同之处则是均为汉姓的汉人出身（当然这是就总体和大多数而言，不冠汉姓，别起满名或其它不同寻常之名者，不论在内府包衣中，还是在汉军中，都不乏其人。如《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74所载：镶黄旗包衣旗鼓人周国彬，其孙名周天成、周天柱，曾孙名周世俊，元（玄）孙一名周遵，一名却叫桑格，四世孙名扣升额、来福、海保。后四人均无汉姓，均非汉名；正白旗包衣人马偏额，其子名桑格、费雅达、马二格，其孙名马维品、马维翰、马维范，曾孙名葛本额、德林、倭升额，元（玄）孙名永泰。不用汉姓、不起汉名者更是多多。尽管如此，该书仍将其列入“满洲旗分内之尼堪姓氏”，即仍不失为“汉姓人”。汉军人如李永芳，据《八旗通志》卷182所载，其子九人分别名：洋阿（延庚）、李率泰、刚阿泰、哈什库、巴颜、呼图礼、胡拜、克腾额、克德。而巴颜之子名释迦保。虽然大部都已改变了姓名，但他们仍属李氏家族成员。因此，不论包衣汉姓还是汉军，无论如何更名改姓，他们的汉人出身之身份则是改变不了的）。而清朝统治者白雍乾以后，在政策上更是一再把两者往一起连。连的原则是促令包衣汉姓向汉军的单向靠拢。其最引人注目的突出之点便是将包衣汉姓子弟应试，一律划归汉军额内。熟悉清代掌故的咸同年间内务府镶黄旗汉姓人福格曾说：内三旗佐领下，有汉姓之人，“在内务府仕进与满洲同，今考试归于汉军”。“内三旗管领，初谓之浑托和”。其“康熙年间考试，均归于满洲，今则汉姓人亦归于八旗汉军考试。由科甲出身，胥隶汉缺，未详始于何时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蒙汉旗分》）。又说旗鼓人“其在内府仕途，均与满洲相同，洊升九卿，亦占满缺，惟中进士分部院观政，则与八旗汉军相同，亦近世之误也”（福格：《听雨丛谈》卷1，《内旗旗鼓与八旗汉军不同》）。其实包衣汉姓人由科甲出身，胥隶汉缺的起始时间明确，其中进士分部院观政，与八旗汉军相同亦并非近世之误。因为这都是清朝统治者自己的规定，且凿凿有据。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即已奏准，凡包衣汉姓人员，“误在满洲额内入学中式，应归入汉军额内”。乾隆三年（1738年）再次议准确认：“嗣后包衣人员考试之时，内务府并八旗满洲都统，严饬该管官，除实系满洲、蒙古人员，于本人名下注明册送外。其投充庄头子弟，及内管领、旗鼓佐领之旧汉人，俱注姓名另册咨送，归入汉军额内考试”（《清高宗实录》卷80，乾隆三年十一月癸亥；又见《钦定八旗通志》卷102，《选举志》《八旗乡试会试缘起》）。这就是说凡在八旗满洲都统属下的包衣汉姓人，即不论上三旗，还是下五旗，亦不论佐领下人、管领下人，还是庄头人，一律比照汉军参加考试。这是把汉姓包衣视同汉军处理的最明确的官方规定。这项规定的意义非同寻常，这不仅仅是单纯确定考试身份的方式问题，而是有着暗示汉姓包衣的发展趋势与最终归属的问题。科举考试是封建社会读书人步入仕途的最重要的方式，是最为引人注目、最能牵动社会神经的重大举动。而历来科举又极重应试人员之出身、籍贯。凡对不同类别的人群都有一定的名额限制。人以类聚。不同人群自当归入不同类别，不得错乱，也错乱不了。包衣汉姓本属满洲旗下，毫无疑义，其一切活动包括参加科举考试，自当随从满洲一起行动。康熙以前其入学中式均在满洲额内，乃理所当然之事。雍乾以后，硬性规定汉姓包衣一律比照汉军，占汉军名额，尤为怪异的是竟不顾历史事实，将以前把包衣汉姓参试人员，一律归入满洲额内入学中式，这一符合实际的处理方式，公然指斥为谬误。这不能不给人们以同类相归的错觉，而产生包衣汉姓与汉军相混淆、包衣汉姓即汉军的误识。尽管内务府或八旗都统所造具之清册上，均一一注明汉姓包衣的具体身份。但这类注明不论多么细致，人们会自然而然且毫不犹豫地认为他们与汉军无异，甚至就是汉军。很显然这种错觉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清朝统治者的政策造成的。
而且，自雍乾以后，清朝统治者甚至竟直接将某些包衣汉姓改变为八旗汉军。这是以解决生计为由，将内务府上三旗以及下五旗中之一些包衣汉姓人拨出，改隶于八旗汉军的。雍正八年上谕称：“又如内务府人丁亦众，于充役当差之外，其闲散人丁拨入八旗披甲亦可。再五旗诸王之汉军佐领，仍属本王外，其贝勒、贝子、公等之汉军佐领，实无所用，应撤归旗下公中佐领当差”（胤禛：《世宗宪皇帝上谕旗务议复》卷8）。这里所提的“汉军佐领”，孟森据引时曾正确指出乃“包衣内之佐领，非汉军八旗之佐领”。其实指的是包衣汉姓，即旗鼓佐领。而“旗下公中佐领”，乃八旗之旗分佐领（迥别于包衣属性的旗鼓佐领）。陈国栋在转引前句话时指出，所谓拨入八旗披甲，“则其中必有拨入汉军者”，“而这些拨入汉军的当然是汉人包衣”[5]。确实如此。因为后来乾隆帝曾说：“前经皇考谕，将上三旗包衣佐领下人等，分附汉军旗分，令其披甲”（《清高宗实录》卷163，乾隆七年三月戊寅）。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尽管这是清统治者根据需要，改变一部分包衣汉姓人之身份，将其归入汉军的一种统一处理方式。但给人们的极深印象却是：包衣汉姓最终将归向汉军。这里，它们已不仅仅是接近，而是千真万确地变成了一体。而尤为特异的是，雍正三年“议准内务府旗鼓佐领、内管领下，选取十八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能射之壮丁三百八十名，拨充绿旗兵，交步军统领按缺挨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201，《内务府》《内务府三旗官兵》）。将内府包衣改为绿旗兵之举，已远远超出变包衣汉姓为汉军，即在八旗内部解决问题的界限，这分明是“出旗为民”！把内府上三旗之包衣汉姓剥离八旗，是变旗人为民人，即道地的汉人。这是人身隶属关系的根本改变，亦是包衣汉姓的极其重大的变化。当然，人们看到，此事并未引起以后的链式反应。这表明这只是个特例、个案，并非一个连贯性政策的开端，还不能看成是清朝的出旗为民决策行动之始。但这里所展示的包衣汉姓之最后归宿，值得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