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旗，指脱离八旗，一般指汉军改归民籍，即所谓出旗为民。这是乾隆帝弘历于乾隆七年（1742年）《筹汉军归籍移居谕》中所做出的决定。该谕曰：
“八旗汉军自从龙定鼎以来，国家休养生息，户口日繁。其出仕当差者，原有俸禄钱粮，足资养赡。第闲散人多，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外任人员既不能置产另居，而闲散之人，外省即有亲友可依，及手艺工作可以别去营生者，皆为定例所拘，不得前往。 以致袖手坐食，困守一隅，深堪轸念。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自毋庸另议更张。其余各项人等，或有庐墓产业在本籍者，或有族党姻属在他省者，朕意欲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如有愿改归原籍者，准其与该处民人一例编入保甲。有不愿改入原籍而外省可以居住者，不拘道里远近，准其前往入籍居住。此内如有世职，仍许其带往，一体承袭。其有原籍并无倚赖，外省亦难寄居，不愿出旗仍旧当差者听之。所有愿改归民籍与愿移居外省者，无论京外官兵闲散，俱限一年内具呈本管官查奏。如此屏当，原为汉军人等生齿日多，筹久远安全计，出自特恩，后不为例，此朕格外施仁原情体恤之意，并非逐伊等使之出旗为民，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可令八旗汉军都统等详细晓谕，仍询问伊等有无情愿之处，具折奏闻。”（《清高宗实录》卷164，乾隆七年四月壬寅）
此向汉军发出的上谕虽然说得很委婉，但下令允许汉军人退出八旗，回归汉籍则是千真万确的。其理由是因为汉军生齿日繁，生计未免艰窘，又因限于成例不能置产另居，而别去营生。为解决因此造成的只能“袖手坐食，困守一隅”的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即“稍为变通，以广其谋生之路”，鉴于“汉军其初本系汉人”，因而准其“改归民籍”，“与民人一例编入保甲”，而脱离八旗回归汉籍。声称此“非逐伊等出旗”，“亦非为国家粮饷有所不给”，而是“筹久远安全计”。但“从龙人员子孙”除外。同时限定此项工作要在一年内结束，并指出此乃“出自特恩，后不为例”。似乎这又是临时举措。尽管这时主要针对的是京师八旗汉军。然而事态的发展足以说明这并非权宜之计。
因为令汉军改归民籍的决策一经实施便再未停止，而皇帝暨朝廷一再以“谕”、“旨”，或“议准”、“奏准”等形式继续明确提出一系列出旗为民的政策、原则以及具体要求。继续推动这项汉军改归民籍决策的实现，且步步加紧，范围亦逐渐扩大。一年到期后，八旗汉军都统等上奏称：京师八旗汉军中情愿出旗为民者共1396人，其中有官员身份者达140名，包括现职官员23名。其余为“现食钱粮”的马步兵、拜唐阿，并告休、参革官员，以及闲散（《清高宗实录》卷189，乾隆八年四月戊申）。这个状况出乎乾隆帝的预料，于是他颁布上谕称，准许八旗汉军改归民籍，乃“原指未经出仕及微末之员而言。至于服官既久世受国恩之人，其本身及子弟，自不应呈请改籍，朕亦不忍令其出旗。”于是明确规定：“嗣后文职自同知等官以上，武职自守备等官以上，不必改归民籍”（《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清朝文献通考》卷20，《户口考》《八旗户口》）。对出旗一事作出了限制性的规定，对出旗者要从严掌握。似乎收缩了政策。然而这是明紧实松，因为此谕一出，就等于宣布出旗之事限一年内完成，且下不为例之决定作废。因为在这里未言及的其他人员，根据自愿原则当然可以继续出旗。这也等于宣布出旗为民之事照旧进行。乾隆十二年（1747年），上谕说：“朕观汉军人等，或祖父曾经外任置立房产，或有亲族在外依倚资生，及以手艺潜往直隶及各省居住者，颇自不少。而按之功令，究属违例。伊等潜居于外，于心亦不自安。朕思与其违例潜居，孰若听从其便。亦可各自谋生。”于是又决定，“嗣后八旗汉军人等愿在外省居住者”，“不拘远近任其随便散处”（《清高宗实录》卷294，乾隆十二年七月乙未）。显然这是根据实际情况又一次放宽出旗为民的限制。
十九年（1754年）三月，乾隆帝颁谕称：“八旗奴仆受国家之恩，百有余年，迩来生齿甚繁，不得不为酌量办理。是以经朕降旨，将京城八旗汉军人等，听其散处，愿为民者准其为民。现今遵照办理，至各省驻防汉军人等，并未办及。亦应照此办理，令其各得生计。”至此，又将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范围由京师扩展到各地驻防，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决策已全面铺开。此上谕紧接着又称：“所遗之缺，将京城满洲派往。而京城满洲亦得稍为疏通矣”（《清高宗实录》卷459，乾隆十九年三月丁丑）。同年七月，遂议准福州驻防汉军兵一律出旗。其愿为民者，听其散处为民，“令指定所往省份州县，呈明出旗人籍，子弟与民籍一体应试”。其“仍愿食粮者，分派绿营改补”。而汉军原住房屋，无论官房、自盖，均留给满兵驻扎。乾隆帝又针对军机大臣等“所有京口、杭州、广州各驻防汉军似应照此办理”，并“请令各该总督将军按各处情形，详悉妥议”之奏请，乃颁旨称：“不用将来再看，若要办，从京口起”（《清高宗实录》卷469，乾隆十九年七月甲午）。这是令驻防汉军立即出旗，不得迟延。不久，乾隆帝又说，令汉军出旗“正为伊等生计起见”。其出旗后所空之缺额，“即以满洲充补，亦于满洲生计有益，所谓一举而两得也”（《清高宗实录》卷500，乾隆二十年十一月癸酉）。显见这更透露出令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举措，大有丢卒保车，即舍弃汉军保存满洲之真实用意。一声令下，从十九年起，各地驻防汉军出旗为民之举便陆续展开。至四十四年，各地驻防之八旗汉军已几乎全部被命令出旗为民（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84至卷188；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28。又见《杭州八旗驻防营志》卷15，《经制志政》、《京口八旗志》卷上，《营制志》）。而乾隆二十三年，议准：“八旗汉军年老疾残不能当差，以及差使平常不堪教养者，俱令为民；其闲散人等无以养赡依靠亲属者，亦令出旗为民；至于领种官地之人，久在各州县种地，业属各州县管束，应即令其就近为民”（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115，《八旗都统》）。这是对八旗汉军出旗为民的硬性规定，凡符合此条件者，一律出旗，在这里已完全取消了自愿原则，没有商量余地。一切年老疾残、庸劣无能及谋生乏术者，皆勒令出旗，由此看来令汉军出旗为民一事大有“甩包袱”的味道。与数十年前上谕中所谓为汉军人等着想，筹长久安全之计的“特恩”，已大相径庭。实际上，清廷同时还有规定，对所谓“旗人渐染恶习，竟有不顾颜面，甘为败类者”，认为乃是一些“寡廉鲜耻，估终之徒，留之有损无益”，且“有玷旗籍”，因此凡属此类“不但汉军当斥令为民，依律遣发，即满洲亦当削其名籍，投畀远方”（《清高宗实录》卷759，乾隆三十一年四月乙丑）。可见出旗为民，又是对八旗中“败类”的一种惩罚手段。所以在政治上，从总体来说出旗为民并无光彩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