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4)
2017-02-20 14:00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05期 韩茂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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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王朝是一个以女真人为主体民族建立的政权，女真人建立金王朝之前，主要活动在今长白山及第二松花江流域。随着部落的强大与金王朝的建立，大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其活动区域逐渐向松花江、黑龙江流域...
二、东京、咸平路的农业生产及空间分布
金上京、东京等路均为典型的森林草原地区，森林草原下发育的土壤是黑土，由于天然植被以多年生草本为主，生草过程很旺盛，基本没有灰化或钙化，夏季高温多雨，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根系发达；冬季严寒，土壤冻结时间长，每年积累大量有机质，形成深达30—100cm的黑土层。黑土层有良好的理化和生物特性，自然肥力高，生产潜力很大。这里的土壤，特别在开发初期，生产能力更高，为自上京沿今松花江、第二松花江、拉林河至东京、咸平一带的农业开发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
据《金史·地理志》记载，泰和七年东京、咸平路共有户214 549户，约有人口1 287 297。这两路城镇主要集中在辽东一带，与城镇分布相对应，人口也集中在这一地区。以东京辽阳府为中心的辽东地区是金本土内人口密集区之一，辽、金两代这里的城镇分布都很密集。辽代塞北与中原地区间的交通，以松亭关、古北口两条道路最为重要，金代沿辽西走廊而形成的傍海道地位逐渐提高，傍海道基本以辽、金沈州（今沈阳）为中心，道分两支，西面的一支经行辽西，东面的一支就是通往辽东的主要道路，两条路在沈州汇合，向北指向上京会宁府。[17]道路沿线不但聚居了大量人口和城镇，也是辽东一带重要的农业区。
考古工作者在这条道路沿线的多处金代遗址中发现有农业生产工具。其中大连市附近发现铁镰、铁铧、犁镜、耥头、铜铧范、铜犁镜范、铜耥头范。[18]各类铜范的出土，说明这里不但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而且还有制作农具的作坊。吉林市郊发现有铧子、铧溜子、犁镜、耥头等农业生产工具，据考这批文物的铸造和使用当在大定十一年（1171年）之前，其制作水平与中原地区的农具基本相同。[19]吉林省梨树县偏脸古城也发现有耥头、犁錧等农具。[20]这些农业生产工具的出土地点几乎无一例外，都位于辽东至上京交通沿线的城镇周围，从而再次证明了农业垦殖区与城镇间的依托关系。
东京、咸平一带的自然条件利于农业生产。金初许亢宗使金，“离咸即北行”，途中所见“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21]（《宣和乙己奉使金国行程录笺证》）。这是当时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而形成的基本人文景观。辽代东京、咸平一带农业生产对上京、南京等地曾起到很大的支持作用，金代则将辽东路转运司设置在咸平府（《地理志》），统筹安排转运辽东一带的粮食到其他地区。天会元年（1123年）十二月，太宗诏令“咸州以南，苏、复以北，年谷不登，其应输南京军粮免之”[22]（《太宗纪》）。此条虽系免粮之诏，但由此可知，定期由辽东向南京一带输粮已成定制。大定年间武都为户部郎中时，曾依诏“由海道漕辽东粟赈山东”[23]（《循吏传》）。金代辽东一带的农业生产始终显示出很大的优势，明昌三年（1192年），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久，即可运以相济”，由于所奏事项与辽东等地实情相符，此奏被准。[24]（《河渠志》）
辽东所产粮食既可远输至山东、河北等地，理所当然地更成为其周邻地区缓急可求的粮食供给地。贞祐三年（1215年）肇州（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被契丹叛军所围，“食尽，有粮三百船在鸭子河，去州五里不能至”，当时为肇州武兴军节度使的纥石烈德组织人力，挖人工运渠一条，使粮船顺利到达城下[25]（《循吏传》）。文献中没有记载这三百船粮食的运出地点，但极有可能来自辽东。据考肇州位于今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26]，这里是松花江上两条重要水道的汇合处，一条沿松花江至今大安、洮安等县直指上京，另一条则从第二松花江或拉林河南下，至辽东各地。由大安、洮安向西就是临潢府一带，金末聚居在临潢一带的契丹人基本已脱离了金廷的制约，以留哥为首的叛军甚至直接围攻上京、东京的城镇，当然不会有粮船来自那里。而沿第二松花江南下可至辽东，也可由此进入中原，而这时的中原正值战火的冲击之下，贞祐二年，迫于蒙古大军的压力，金将都城再一次南迁至汴京，次年五月蒙古大军攻陷中都，占领河北、山东。金室被逼到黄河以南，百万随迁人口的食粮已使朝廷百般筹措，更不会有余力支持塞北，因此粮船的来地只能是辽东地区。金末朝政动荡，但辽东一带仍能显示出其经济优势，平时这里更应是塞北最富庶的地方，正因为这样金人称“上京、辽东，国家重地”[27]（《奥屯襄传》），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辽东已在某种程度具有粮食生产基地的职能。
三、北京路的农业生产与区域分异
金初曾分置北京、临潢府两路，大定年间合为北京路，其辖境大致相当于辽中京道的全部、上京道今西拉木伦河流域以及医巫闾山北端各州县。辽代这一地区约有21万户，104万人口[28]，《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代北京路共有41万余户，合人口246万，总数似乎比辽高的多。但辽金两代户口统计制度不同，辽只将从事农耕业的定居作人口为户口统计对象，而金的户口统计则包括猛安、谋克在内的各族人口。若农业民族与非农业民族各占一半的话，那么农业民族只有一百二十多万口。（注：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认为辽境内未着籍的人口包括部民、宫户以及媵户、二税户等，其中部民约15万户，宫户约10万户。这些未着籍人口主要分布在辽上京、中京地区，总户额应超过20万，与着籍人口户额接近。）仅从劳动力条件来看，金代北京路的农业生产规模不但不比前朝大，反而有缩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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