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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金代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5)

2017-02-20 14:00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05期 韩茂莉 1093
金王朝是一个以女真人为主体民族建立的政权,女真人建立金王朝之前,主要活动在今长白山及第二松花江流域。随着部落的强大与金王朝的建立,大约在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其活动区域逐渐向松花江、黑龙江流域...


  金代北京路人口主要集中于辽西一带,其中义州、锦州、兴中府、建州人口密度最高,约在50—60人/km[2]。如果看一下地图,不难发现这几州或处在傍海道上,或位于大凌河沿岸,都地处交通冲要。交通因素对这里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无论金前期以上京为都,还是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内地”与中原地区的交通往来主要行经这里,频繁的交通往来,促进了交通沿线的人口集中与农业开发。从考古发现看,临潢、北京两路各类农具的出土也以辽西一带为多。辽宁新民县前当地铺金代遗址发现有铧、镰等农具及聚落遗址[29];法库县包家屯乡刘邦屯村金代居住址,发现有铁铧、铁犁镜、耥头等农具;[30]绥中县城后村发现有金代铧犁、耥头、铁犁牵引、铁锄、锄板、镰等农具[31]。此外在临潢路境内,今内蒙巴林右旗宝日勿苏镇老房身村发现金代大犁铧、小犁铧、犁镜、锄型器、锄钩、锄板、镰,从这些农具的形制看,与黑龙江肇东县八里城、辽宁绥中县城后村、新民县前当地铺、吉林集安县钟家村等金代遗址发现的农具基本一致[32],都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

  辽西之外北京路其他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强度都不如前潮。如大定府一带原奚人居住区,本是辽代塞外经济发展程度最好的地方,金代国家政治中心由西拉木伦河流域转向阿什河流域后,傍海道成为南北来往的主要通道,原来联系塞北与中原地区交通的大定府一线失去原有的区位优势,经济地位亦随之下降。金前期虽曾将奚人六猛安“徙居咸平、临潢、泰州”等地,而将女真人迁至奚地,但这样的迁移主要是出自于政治上的考虑,对于当地经济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的促进作用。

  与辽代相比,北京路临潢府一带的农业生产最显低落。金初省去辽12行政州、16头下州、31县的建置,曾一度设置临潢府路(后并入北京路),临潢府路辖境与辽上京道的核心区域基本相似,路下只置3州府,即临潢府、庆州、泰州,下辖7县。金对临潢府一带州县的省并是经过一番考虑的,被省并的或与辽祖先传说有关,或是祖先的重要活动地点,或是祖陵所在地。这些地方并不是发展农业生产最有利的地方,如永州、龙化州均在沙碛之中。通过这样一番省并,使农业开垦区更向临潢府附近集中。州县数额削减,人口与劳动力也相应减少。辽代以临潢府为核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农垦区,仅农业人口就有50万左右,而金代包括非农业人口在内的全部人口也不过42万。人口锐减必然影响土地开垦量,并造成农业生产衰落。而农业生产衰落使人们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更差,因此在金代文献中屡屡见到赈济临潢饥民的记载。大定三年(1163年)金遭遇饥荒,世宗诏令“临潢汉民逐食于会宁府、济、信等州”[11]。临潢府一带的汉民是从事农耕生产的主要农业人口,饥荒发生后,附近地区的收成都同样不景气,才被迫令这里的农民到数百里之外的会宁府去觅食,可见这里的农业生产水平是较差的。大定九年又逢饥荒,朝廷再次诏令,赈临潢等地猛安、谋克户。[11]即使是在正常年份,临潢府的居民也常自给不足,所欠粮食需“藉北京等路商贩给之”,倘因粮价昂贵等原因未能按正常期限运来粮食,则一些“饥饿之徒”往往会聚众滋事,甚至做出“杀太尉马,毁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为乱”的激烈举动。[33](《董师中传》)

  劳动力减少本来已经滞缓了农业发展进程,大量非农业性的劳役又进一步干扰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明昌四年(1193年),大理卿董师中曾上疏道:临潢一带“民有养马签军挑壕之役,财力大困,流移未复,米价甚贵”。[33](《董师中传》)由此可知,临潢诸路的百姓主要困于三样重役,这就是养马、签军和挑壕,在这些重役的压力下,不但当地财力大困,而且也不断造成人口流移。

  所谓养马是朝廷将国家官马的牧养地设在这里,辽代上京道即设有牧场,金袭辽制,初有五群牧所,世宗时改置为七,除合鲁椀、耶鲁椀两群牧所在临潢、泰州以及大定府武平县境外[34](《岳志》),大多群牧所的设置地点已不可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临潢一带应占很大的比重。女真语称群牧所为“乌古鲁”,提控诸乌古鲁是主管群牧的主要官员。明昌四年(1193年)以庆州刺史石扶员兼任此职,庆州位在临潢府附近,以庆州刺史兼此职,可以说明群牧所在临潢路内最为集中,否则就不会形成如此兼职之例了。大片官牧场的出现,不但占用土地,而且需要调用劳动力,这一切必然要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

  签军则是金代的临时征兵制度,每遇军事征伐或边事,便下令签发青壮男子当兵。签发对象不仅限于女真人,也包括其他民族,如《金史·兵志》中载“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34](《岳志》)。由于签军的对象都是壮年成丁男子,故往往由于大量劳动力的签发,而影响农事。

  挑壕则是更甚于养马、签军的一项重役。金中期为了防御来自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侵扰,沿大兴安岭、阴山山脉一线修筑了长达万里的边壕。边壕是一项浩大、宏伟的工程,当时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十分巨大的。临潢诸路邻近边壕,无论人,还是物的征发,都是最繁重的,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更是不言而喻。

  本来临潢府一带发展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就比大定府一带差,加上养马、签军、挑壕等影响农业生产正常进行的重役,进一步拉大了两地之间农业生产的差距,使得临潢府一带的农业更显不振。大定府辖内则由于与中原地区主要交通道路的转移,促使农业垦殖重心由老哈河流域向辽西一带移动,辽西、辽东以及第二松花江沿线的农业垦殖区联为一体,共同构成东北地区的主要农业垦殖区。

  金代是东北地区农业生产与地区开发的重要时期,通过这一时期的开发,不但农耕区向北有大幅度的扩展,而且形成了由上京会宁府经今第二松花江沿线,至辽东、辽西这一主要农业垦殖区,其它地区虽然也存在以插花地形式分布的农田,但开发深度与经济地位都不能与这一地区相比。农业垦殖区以外基本为游牧、渔猎等非农业生产形式的分布区。

  金代对于东北地区的开发在东北地区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农耕区分布特征,对于后代有很大的影响,一直到清代同光放垦之前,东北地区仍基本维持着金代主要农业垦殖区的格局,并以此为中心,构成东北地区经济的基本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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