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记事：抚顺之行

  1967年深秋的一个上午，我们省实验中学《反到底革命造反兵团》(隶属省实验《红卫兵战团》）一行三个同学走出学校来到沈阳南站乘火车去抚顺外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二年的年底，沈阳的三大派辽革站、辽联、八三一之间的政见分岐已从年初的文斗即大字报、大辩论转化为大武斗、大流血，武斗规模已由大刀、长矛、棍棒升级到枪械、手榴弹直至由汽车改装的装甲车。派性之争已经变成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使兄弟相残、朋友反目。对于这种现象，我们感到徨惑不解。

  文化大革命不就是要打倒走资派、打倒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吗？为什么千千万万的群众、血气方刚的青年学生高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拼死械斗、血洒大地，相互仇杀得你死我活？也许我们还太年轻，理解不了那末深。可既然我们参加了文化大革命，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身到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去。

  兵团战友经过讨论研究，一致认为：我们一定要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目标对准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具体到我们学校里的尚未查清罪证的对象，如杨副校长的历史上就有一段变节悬案。文G初期曾有群众在大字报里揭发他在1948年在抚顺发电厂做地下工作时曾被国民党政府逮扑监押，不久又放了出来。大字报中怀疑他有变节行为。在接受群众批斗时他说是因为敌人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并且当时国民党正在节节溃败，无暇深究，所以才把他和几个同志放了出来。这段历史党组织早有定论。

  在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有理”“怀疑一切有理”的特定环境下，连薄一波、安子文、王鹤寿等党中央高级领导同志，尽管早有组织结论，仍被造反派打成“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加以批斗，一个小小的中学校长被怀疑当然更不在话下了。我们决定派三名同志赴抚顺发电厂去查档取证，使斗争向更深处发展。

  火车快开进抚顺站时，我们感到情况有些异样。车窗外传来阵阵哀乐，伴着阵阵枪声。火车缓缓驶进站台时，可以看见沿站台站着一排手持武器、头带钢盔的武装人员，胳膊上都带着红袖标。同时，哀乐声更响了。摸不着头脑的旅客蜂拥着挤下车厢，我们也随人群走下车。

  刚走下车梯，我猛然发现一只刺刀明晃晃地正对着我的胸膛，相距不过一尺远。我下意识地哆嗦了一下，转身随人流顺车厢走。由无数刺刀组成一条走廊，我们这些下车的旅客都大气也不敢出的急匆匆在刺刀下走出检票口。

  抬眼望去，车站广场上停满了卡车，车上站满了荷枪实弹的武斗队员，车头上都架着机关枪，车头前都扎着大白花。由两辆卡车组成的主席台上打着一条大横幅，“抚联烈士永垂不朽”，原来这里正在开追悼会。临来抚顺时就听说前几天辽革站派的“抚联”和八三一派的“抚顺红工联”之间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武斗，双方都动用了重武器，死伤惨重。广场四周的大功率喇叭在传出哀乐的同时，更传出阵阵悲壮的誓言：“向红工联匪徒讨还血债”“抚联必胜”……同时参加追悼会的武斗队员不时把枪对着天空射击。这时突然听到头顶上有人大声喊：“不许停留，都离开这里！”我们抬头一看，我的妈呀，身边楼顶和四周楼顶上都架着机关枪，上面的人手里挥着枪正在喊叫。我们这些刚下车的旅客赶紧离开广场，各奔东西了。

  我们三人在问明路途后，直奔抚顺发电厂而去。近午时我们来到发电厂，这里气氛森然，厂里的办公楼和车间厂房墙壁上布满了累累弹痕。厂门两侧墙上刷着黑字大标语：“打倒宋、马、顾、俞、徐！”，“砸烂霸山妖（八三一），红工联必亡！”，“抚联必胜！”等。

  持枪门卫检查了我们的介绍信，问明来意后说：“你们是哪派的？”，我忙说：“辽革站的”，他满意地说：“要是你们早几天来可就完了，那时侯这里还是红工联占领呢。”我心里想：我要是说我们是八三一派的，那不是自找苦吃吗？他领我们走进一座门口堆着沙包的大楼，上楼走进政工组办公室。政工组负责人听完我们的来意后说：“你们来得不是时侯，我们刚从红工联手里拿下发电厂，人事档案根本没时间整理。你们也看到了，武斗不一定啥时侯还得打起来，现在最要紧的是备战，你们看”他指着窗口说。我们一瞅，喝！东、西两面的窗户都开着，窗台上都摆着一些长枪。“这叫有备无患，枪里都有子弹，只要红工联敢来犯，叫他有来无回。”屋里地上还摆着几箱手榴弹、几挺机关枪。墙上还留有红工联刷的口号：“砸烂无赖站（指辽革站）”“红工联必胜”。明白我们在这里已经无所作为，就告辞他们离开了发电厂返回抚顺火车站。

  回去的路上，看见不时有载着武斗队员的卡车飞驰而过，扬起片片浮尘。将近火车站时，驶过一辆敞棚吉普，车上有一个惹人注目的年青女郎，其他人都戴着钢盔，手里扬着短枪。这时我的眼前仿拂重现着曾经多次看过的电影画面：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都市的马路上，军警宪特坐在急驰的敞棚吉普里横行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