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

努尔哈赤传说的叙事传统与当代传承——以新宾为例

2017-05-28 08:55 《满族研究》2016年3期刘先福 2217

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说在东北地区广泛流传。其中，辽宁省新宾县作为努尔哈赤的故乡和兴兵之地，成为传说讲述传统的汇聚中心。通过对现存的传说文本与代表性传承人查树源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新宾县努尔哈赤传说有着复杂的叙事传统

《满族研究》2016年3期（总第124期）

努尔哈赤传说的叙事传统与当代传承——以辽宁新宾为例

刘先福

　　摘要：有关清太祖努尔哈赤的传说在东北地区广泛流传。其中，辽宁省新宾县作为努尔哈赤的故乡和兴兵之地，成为传说讲述传统的汇聚中心。通过对现存的传说文本与代表性传承人查树源的田野调查，可以发现，新宾县努尔哈赤传说有着复杂的叙事传统，地方风物给予了传说形成的物质要素，白先生所代表的满族乌勒本演述与民间鼓书艺人的讲唱传统共同构筑了广义上民间传说播衍的基石。查树源在地方叙事传统中吸收养分，丰富了自身的讲述技艺，成为当代新宾满族民间文化的重要传承人。

　　努尔哈赤传说，在民间一般称为“罕王传说”，流布地域以东北地区为主，特别是集中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作为满族英雄与清太祖，关于努尔哈赤的各种传说形成了厚重的叙事传统。结合历史语境和田野调查，我们发现了百年来新宾地区涵盖乌勒本、民间鼓书、民间故事多种文类的演述场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下，努尔哈赤传说在当代传承人查树源那里得到了全面的继承和发展。

　　一、以赫图阿拉城为中心的传说圈

　　赫图阿拉城之于努尔哈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此称汗，定国号为金（史称后金），年号天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尊其为“天眷兴京”。赫图阿拉是满语“hetuala”，汉译为“横岗”，位于今天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东南四公里。在清代，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曾先后九次来此巡游，并在永陵祭祖。作为清代发祥之地，这里积淀着深厚的满族风韵，被称作“前清故里”。

　　明正统五年（1440），赫图阿拉的名字已经出现，只不过还是城寨的草创阶段。当时，努尔哈赤的祖先迁居苏子河流域就选在此地兴业。到了他的曾祖福满时期，六个儿子“各筑城分居，而赫图阿拉城与五城相距，近者五里，远者二十里，环为而居，称为宁古塔贝勒，是为六祖。”[1]福满与四子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居于赫图阿拉，努尔哈赤也在此出生。

　　回溯努尔哈赤时期的赫图阿拉城，兴建始于1601年，1603年内城建设竣工，1605年外城郭建设完成，内墙周长2027米，外墙周长5230米。据《建州闻见录》记载，“双城有内外，内城则以土石杂筑，高可数丈，阔可容数万众。”努尔哈赤在城中修建了“汗宫大衙门”、八旗衙门和“七大庙”等建筑，现在还有部分遗迹。特别是“七大庙”的出现，反应了努尔哈赤当时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态度。

努尔哈赤传说的叙事传统与当代传承——以新宾为例图1

　　这些庙宇和祭祀场所包括了萨满祭祀的堂子、佛教的地藏寺、道教的显佑宫、文庙、关帝庙、城隍庙和供奉爱新觉罗氏先祖的昭忠祠。这样的修建策略背后是努尔哈赤的神权思想与笼络蒙古贵族的政治诉求，而这些思想也都在民间传说中有所呈现。

　　赫图阿拉城依山而建，地势险要，在后金与明朝的对抗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迁都至辽阳、沈阳，再到北京，赫图阿拉虽贵为“兴京”，“实际上被降格为一般的八旗驻守点，从崇德三年设总管开始，与一般县城无异。”[2]但这并不能削减它作为努尔哈赤传说的核心地的位置。其原因在于，一是民间传说归根结底是地方性话语的表述，它来自民众“崇拜”心理的驱使，叙事传统所营造的巨大的讲述动力让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种文类延续。只要客观上，甚至于心理上还存在“传说核”，那么必然就有口头传说的流行；二是努尔哈赤作为清太祖具有极大的社会效应与名人文化效应，传说在传播的同时，除了增强地方历史文化的自信外，还会带来其他附加效益。这也促进了核心传说地带的形成。如果说第一个原因带有被动性的话，第二个原因则是主动性的。

　　从历史回到当下，口头传说文本的分布同样证明了这里是努尔哈赤传说圈的中心。如果说赫图阿拉城的历史地位造就了传说出现的基本条件，那么更大范围的新宾县则为我们呈现了传说在民间的广泛传播与发展。

　　新宾旧称兴兵堡，是努尔哈赤起兵之地。全县境内流传大量“罕王传说”，仅据笔者统计就超过100则。可以认为，努尔哈赤传说在这里真正汇聚。大量文本的涌现代表着满族民间传说依旧是活态的，仍在口头流传。虽然使用汉语讲述，或者我们也不确定之前是否有一个满语讲述的阶段。

　　总之，从现实的情况看，文本的制作过程仍在继续，即便是为了宣传与开发的目的，使得一些传说成为书面化和书面改编的作品。至少，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和听到丰富的民间传说。

　　从老城到新宾县，努尔哈赤传说越聚越多，但如果没有整个东北地区发现的其他文本，那这个传说圈和所谓的核心区也就不复存在了。跟随老罕王征战的足迹和建州女真的迁徙轨迹，在辽宁省的辽阳、沈阳，黑龙江的阿城、双城也发现了传说的集中涌现，再加上辽宁、吉林和黑龙江各地搜集的零散文本，已经可以绘出“努尔哈赤传说圈”的大致范围了。

　　正如《兴京县志》中提到，“兴京为女真旧地，古无史乘可稽。有清肇基于赫图阿拉城，天命初年始制满洲文字。迨定鼎燕都后，特尊之曰天眷兴京，设官留守。一切典谟训诰，均掌内廷，无从考核得实。八旗子弟重骑射，不尚搜罗。庠序创立甚晚，所由二百年间未有提倡修志之举也。”[3]地方文献疏于记载，没有为我们留下更早的传说文本，因而只有靠口述的记忆来搭建这个叙事传统。

　　二、“巴图鲁乌勒本”的讲述传统

　　每一种叙事传统都由特定的讲述者与听众共同构成，缺一不可。一代代听众的审美情趣和欣赏标准激发着讲述者不断地打磨“文本”，提升讲述水平；反过来，艺人的讲述技艺提升也会吸引着新的听众浸润在讲述传统之中。这样组成的听讲互长的群体才使得叙事传统得到巩固和延续，逐渐塑造成地方文化的标志元素。就讲述者而言，每一代也都会有一位或多位突出的艺人出现，他们代表着当时技艺的最高水准，也受到听众的格外尊重。

　　就本文所讨论的努尔哈赤传说在新宾地区的叙事传统而言，也出现了这样一位集大成的说书艺人，他就是20世纪50年代初曾在赫图阿拉老城里表演的“白大爷”。这个称呼可以看作是对于老年男性的尊称。他也被称为白先生，具体的名字已经无从知晓了。

　　据本文的访谈对象查树源回忆，他幼年在老城村居住的时候，曾听过白大爷说书，地点是当时老城的兴京厅八旗公立两等小学校的教室里，也就是原正白旗衙门旧址。白大爷经常讲唱的书目是被冠以“巴图鲁乌勒本”称呼的《老罕王传说》，完整讲述的话，大约能持续半个多月的时间。

努尔哈赤传说的叙事传统与当代传承——以新宾为例图2
说书艺人（1936年）

　　据查树源描述，白大爷当时有七十岁左右，由此推断，他约出生在清光绪年间。从外表看，他是一位身材高大，相貌清秀，须发皆白的满族老人，总穿着带马蹄袖的旧式满族衣服。他讲唱时，声音洪亮，吐字清楚，带动作和走场，一部白胡须也跟着飘摆，给人以博学长者的形象。白大爷的演述水准很高，声情并茂，引人入胜，能带着观众与之同悲同喜。

　　除了《老罕王传说》外，白大爷擅长讲述的书目大致还有《布库里雍顺》、《今古奇观》、《石头记》、《四大传说》等。白大爷的每次讲述都能吸引数十名听众，这在当时已经很可观，教室里通常都坐得满满的。听众多是当地人，以老人为主，很少有小孩子。查树源因为爱听书，又不淘气，才破例被允许参加。

　　白大爷应该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说书家，他对于讲唱本身，有很多精辟的见解。查树源在日后的讲唱中总是提到白大爷对他的影响。虽然因为年龄太小，难以记住当时的内容，却记住了白大爷对待民间说唱内容的总结，即“不见书，不见传，老百姓里传个遍”。与出版的各类小说，或者说是书面形式的文学作品不同，民间艺人讲唱的内容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情节和编排，不会与出版物雷同。你不会在任何书本中找到类似的情节，但它们经过代代艺人的讲述却在民间已然流传广泛。

　　此外，据说白大爷在讲述时曾使用过写在黄纸上的满汉双语抄本，而且有在讲述前的开场白用几句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满语）和老听众打招呼的习惯，但具体情形不得而知。从这些证据，我们有理由推测白大爷是一位与乌勒本讲唱有关满族说书艺人，学艺时间应在清光绪年间，而且以专门讲述清代帝王故事为主。

　　这样分析来看，和其他学者的调查成果有诸多吻合之处。据满族著名故事家傅英仁回忆，在清朝末年，宫廷里曾经存在过一个专为帝王讲述故事的讲评班。这些人十五岁被选入宫，二十岁还家。在宫中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后，被分成南北两派，南派讲述汉族的历史传奇故事，北派讲述罕王的故事，傅英仁的曾祖属于北派。

　　这些人因为进宫后就穿上了皇帝御赐的黄马褂，所以称为“黄大衫队”。[4]传闻傅先生的曾祖曾给慈禧太后讲述过相关内容。之后，这一段在宫廷被视为禁书，不让她再听。原因可能是，这些人所传承的《南北罕王传》中有不少宫廷忌讳的内容，在乾隆时期就有成为禁书的说法。

　　又据清代德龄郡主《御香缥缈录》一书记载，慈禧的满文知识是十分肤浅的，“而伊对于满洲人的发祥史则又非常的注意，并且知道得非常的多，这就不能不使我认为是很诧异的了！”[5]这本书是德龄郡主以亲历者回忆录的性质书写，可以称为晚清宫廷生活非常珍贵的史料。显然，慈禧很可能是通过其他口传的途经了解到了早期满族的历史。

　　当然，这些佐证之间并无直接联系而言，也无法判断真伪，很难得出白先生的学艺及人生经历与上述事件有关的结论。但可以断定的是，他所承继的类似乌勒本的讲述必然是经历过一定世代传承的满族传统的长篇说唱艺术。而且，从已经出版的文本来看，说部本身涉及的内容就十分庞杂，体例多样，有长篇章回体，也有短篇传说集，很难一概而论。

　　乌勒本，是满语ulaben的音译，原义为传或传记，汉译可称为“说部”，主要指满族及其先民所传承的民间长篇说唱作品，也有“满族书”“英雄传”等其他称谓。但实际上，乌勒本与说部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高荷红认为，“乌勒本是历史名称，有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乌勒本发展到20世纪以后就成为满族说部”。[6]满族传统说部按内容类型可以分为窝车库乌勒本、包衣乌勒本、巴图鲁乌勒本和给孙乌春乌勒本。在已经出版的书目中，《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元妃佟春秀传奇》《扈伦传奇》中有涉及到努尔哈赤的内容。据说傅英仁的《南北罕王传》和马亚川的《女真谱评》[7]中也有不少关于努尔哈赤的传说。

　　对于白先生的讲唱内容，由于疏于书面材料的留存，我们也无法得到更多关于其人和其讲述的详细信息。但仅仅从查树源的回忆和描述来看，一个擅于说唱巴图鲁乌勒本的，表演技艺高超的满族老艺人形象已经浮现在眼前。对于这样一位前辈艺人，查树源是充满了崇敬和赞扬，并对自己没有传承他的文本，流露出了惋惜之情。

　　三、鼓书艺人群体的表演传统

　　叙事传统一般不是单一文类的集合，而是由多种文类共同构成的多元讲述空间。新宾的努尔哈赤传说也并不是只有白先生的乌勒本讲述，盲艺人群体编演的东北大鼓书才是更为基层的传播方式，也是超越民间传说外，艺术化程度较高的文本来源。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查树源罕王传说的技艺核心，而他的内容核心还是取自于民间传说。

　　盲艺人说书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关于盲人说唱的最早记载，可能就是先秦时期的瞽曚了。他们在口传表演的过程中，一定程度上还肩负了传颂历史和讽谏君王的责任。由于视力上的缺陷，这些人往往在耳音上超出常人，具有极好的乐感。从宫廷到民间，这种技艺一直延续着。

　　到了宋代，说唱艺术表演达到了一个高峰，陆游曾在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当时盲人说唱已经是非常普遍和流行的事情了。

　　据查树源回忆，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在新宾县范围内卖艺表演的盲艺人就有十八位，绝大多数是男性。在流动的表演过程中，他们逐渐都有了各自的“领地”。他们表演的形式是东北大鼓，一种起源于民间的曲艺品种。

　　“据老艺人传说，这种大鼓是乾隆年间在辽西农村产生的。起初是农民根据小唱本自吟自唱，无乐器伴奏，曲调为当地的民间小调；后来被盲人算命先生所采用，一个人边弹三弦边说唱；再往后才有了专业大鼓艺人，为二人搭档演出，一人左手拿木制云板，右手拿鼓键子击打扁鼓演唱，另外艺人手持三弦伴奏。艺人们走乡串户、赶庙会演出。咸丰年间，才有少数名艺人进入沈阳、锦州等大中城市撂地儿或进茶社演出。这种大鼓当时还没有定名，农民都称其为‘屯大鼓’。”[8]

　　具体来说，新宾县的鼓书艺人有在南四社（即苇子峪、大四平、平顶山、下夹河四个公社）表演的戴师傅；在西四社（即南杂木、木齐、上夹河、汤图）表演的潘师傅；在东四社（即旺清门、红庙子、红升、响水河子）表演的谭师傅（不是盲人）；在北四社及城郊表演的张化云、丁子荣、罗师傅和马师傅师徒四人。

　　此外，刘家村还有会唱西河大鼓和说评词的从山东迁来的民间艺人李广平等。这些艺人绝大多数是满族，各自都有代表曲目，主要是传统鼓书，有的盲艺人也兼算命。他们都能说唱一些罕王故事，常作为传统鼓书间歇的小段使用。但这些“故事”不同于民间故事，而是艺人编写的极富鼓书特点的段落。这批艺人的表演时段大约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他们能在不同时代顺应潮流，编演符合要求的新段子，在新宾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至今仍有一些他们的徒弟在这里生活。下面，摘其中重要艺人作以简单介绍：

　　张化云，远近闻名的鼓书大家，对他的评价是，讲得好，弹得也好，擅长算命，会背口诀，老书目会的多，代表作是《响马传》。查树源听书时，他已经不大演唱，主要为徒弟弹弦伴奏。徒弟有丁子荣、罗师傅和马师傅，师徒四人常在一起卖艺。

　　丁子荣，师承张化云，以唱功闻名，声音好听，唱多讲少，曲调婉转动人。擅长讲《薛礼征东》《老红灯记》《二十四孝》等书目，其中以罗家将为书胆的《响马传》最好，一次能讲一年时间。据查树源描述，丁子荣是“中等身材，长相好，梳分头，镶金牙，一笑两个酒坑”。尤其是其记忆力极好，被传为当时“新宾三杰”之一。

　　戴师傅，据说曾跟东北大鼓著名艺人霍树棠[9]学过，擅长《罗成算卦》《草船借箭》《千里走单骑》等短段，会说传统长篇历史书和子弟书，板眼俱好。

　　潘师傅，擅长《封神榜》《隋唐演义》，会算命。徒弟有张金芳（女）、上官孝东、贾振海。

　　李广平，山东人，会西河大鼓和评词，以说为主。擅长《杨家将》《呼延庆打擂》等传统书目。

　　这些艺人的出现并不非偶然现象，而是与新宾的历史地理因素有重要关系。通过有限的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辽宁说唱行业的发展脉络。抚顺地区的煤矿资源和交通要道的便利条件，吸引了大量的产业工人和民间艺人，自然为说书的发达提供了可能。“据老听众回忆，鞍山、抚顺等中等城市都有说书馆十家以上，大连市因为是天津曲艺艺人从海上下关东的第一站，说书馆更多，约有二、三十家，其他各县、镇也都有说书馆，少则一家，多则二、三家不等。

　　解放前辽宁全省各市县的茶馆至少在百家以上。”[10]从城市到农村，蓬勃发展的民间说书，作为当时仅有的少数娱乐活动，具备了存在的条件。各地艺人在此交流也促进了讲述技艺的打磨，特别是当艺人注意到“罕王传说”在新宾地区所具有的巨大听众市场时，这类相关作品也必然都成为保留曲目。当然，每个艺人所掌握的数量和内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这也是由其自身的演唱水平和表演风格所决定的。

　　因此，散落的、新编的，以传统鼓书为基础改编的“罕王传说”层出不穷。这些段落使我们不得不抛弃原有的对于民间传说的定义，承认多元讲述传统的存在。总之，新宾的“罕王传说”自清末以来，就积淀着深厚的民间讲述底蕴与多元的演唱传统。

　　传说的地方性话语构成了独特的知识体系。如果说努尔哈赤传说的形成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物的话，那么，源自新宾民众生活本身的讲述就建构了传说的外壳，随着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讲述群体掺杂进了各式各样的讲述活动，最终形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样貌。地方叙事传统深埋于地方民众的精神世界，却又有着不同传说核的外显表达。无论以怎样的途径作为传说信息的端口，其指向必然还是英雄历史的民众观点和生活伦理的价值判断。

　　四、“罕王传说”的当代传承人：查树源

　　新宾努尔哈赤传说叙事传统的构建离不开本文的主要访谈对象查树源，他已经成为了当代罕王传说的重要传承人。

　　查树源，满族人，1939年出生在老城村，从小就喜欢把听来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转述给其他人听。这种天生的兴趣让他当初几乎选择要成为一名职业艺人。之后，虽然有了供销社的稳定工作，但还是利用工作之余，继续“说说唱唱”的人生。

　　白大爷讲述的“巴图鲁乌勒本”，对于查树源一生的讲述活动都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虽然文本上的传承只有很少的，也许不及白大爷《老罕王传说》的十分之一，但毫无疑问，白大爷是查树源的启蒙老师，也是查树源讲述的两个重要榜样之一，另一个是鼓书艺人丁子荣。白大爷骑着板凳当马，表演老罕王征战的场面；拿着醒木当惊堂木，模拟罕王升帐的场景；剪纸人，模仿佛托老母撒豆成兵的状态，都给查树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其日后说书讲古的重要参照。此外，他曾拜鼓书艺人丁子荣师傅为师专门学习说唱，通过日积月累的练习与实践，将听到了各种关于罕王的传说故事融汇在鼓书表演的框架中。

　　20世纪80年代以来，查树源因为擅长讲述民间故事，成为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重点采录对象，获得了故事家的称号。退休以后，有了充足时间的查树源，利用各种机会出去表演。根据不同的需要或是讲述老段，或是编演新段，都得心应手。近些年，查树源成为了非遗项目的传承人[11]，也被邀请在“非遗保护日”的活动上为大家讲故事，获得听众热烈反响。

　　在暑期旅游旺季，他还到赫图阿拉老城景区的“启运茶棚”，为游客表演“罕王传说”。此外，县文化馆在接待各地想要了解新宾历史和满族文化的学者时，通常也会先想到去找查树源。他除了说书讲古外，对于满族和新宾地方的历史掌故、风俗习惯也非常熟悉。现在，查树源在学者的眼里已经成为新宾县民间历史文化的一张名片。多年积淀的鼓书技艺让他讲述的罕王传说不自觉地带有鲜明的个人风格，而且具有了长篇化的倾向。这也使得越来越多的外界力量希望他能够进一步地进行整理，并完成一个真正意义的“长篇创编”。

　　2015年，他讲唱的《布库里雍顺》与《老罕王传说》已经以“巴图鲁乌勒本”的命名成为第五批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如今，查树源年事已高，很少参加外出的讲述活动，只接待少量的采访，耐心整理文本，继承着新宾的努尔哈赤传说的叙事传统。从叙事传统与当代传承的角度考察努尔哈赤传说，可以深入发掘故事家个体从传统中汲取的养分与随着时代发展而体现的创造性，而这些表现与个体的传承经历分不开。通过梳理查树源的传承路线[12]，能够全面展现地方叙事传统对传承人的影响。

　　首先，血缘传承。查树源的外祖父刘绍鹏是名中医，也擅长讲民间故事。他的母亲刘国英、二姨刘俊英、三姨刘玉英也都能讲述“罕王传说”和其他的民间故事。再者，他的父亲查宝庭会唱东北大鼓。他的岳母肇普兰能讲述《布库里雍顺》的长篇叙事，老伴也会讲一些民间故事。家人对于查树源的讲述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从小就在母亲和姨娘的故事中长大。家族内的故事传统熏陶和培养是查树源成长为民间艺人的重要基础。

　　其次，业缘传承。严格来说，查树源不是职业的说书艺人，谈不上业缘传承，但是查树源的确实又曾拜鼓书艺人丁子荣为师，虽然他没有真正的举行过拜师礼，但丁师傅还是认下了这个徒弟，并对于他的讲述有一定地指导。此外，在新宾县强大的民间叙事传统中，从白大爷以下，到各鼓书艺人、民间故事家都是查树源学习的对象，他的罕王传说段落就来自于不同的讲述者，从他如数家珍地描述这些人的基本情况和讲述状态来看，显然，他们构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而查树源应该处于网中的结点上。

　　再次，地缘传承、江湖传承、书面传承。新宾作为前清故里，流传大量的努尔哈赤传说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仅《新宾资料本》记载，就有洪福来、何春才、王庆华、刘德清、初秀敏、蔡克玉、袁鸿镐、郭景绵、富成祥、赵春山、关福清、韩凤、王贵良等十余人擅长讲述罕王传说。查树源从中耳濡目染地形成对于罕王的感情和讲述热情。他几乎没有间断地讲述史也让我们了解到说书艺人“江

　　湖圈”的一些规矩。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查树源也通过读书了解许多历史文化知识，丰富自己的讲述，并在史实与民间叙事中补充自己的理解。

　　查树源生活的时代是连接传统民间讲述与新时代要求的节点，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在讲述丰富性上获得了两个时代的优势，而在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背景中，我们（包括政府、学者和叙事传统的潜在听众）也都在寻找能连接这两种风格的桥梁，而他正是这样的一个艺人，或者说故事家，或者说传承人。什么样的称呼并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他能在不同的时代中，依靠自己的讲述活动获得更多的认同，实现对地方叙事传统的承继与发展。

　　注释：

　　[1]《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

　　[2]赵展：《赫图阿拉城的兴废与历史意义》，《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3]新宾县修志时间并不长，始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名为《兴京厅乡土志》；宣统三年（1911），刘熙春编纂《兴京府　　志》；中华民国十四年（1925），苏民编修《兴京县志》，即本文所使用的版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由李属春增修。

　　[4]参见卉茵：《论努尔哈赤传说的民族特征》，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辽宁分会：《民间文学论集3》，1985年版，第72—74

　　页。

　　[5]德龄：《御香缥缈录》，秦瘦鸥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6页。

　　[6]高荷红：《满族说部传承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7]在已经出版的《女真谱评》中并没有努尔哈赤传说的内容，原因不详。

　　[8]耿瑛：《辽宁曲艺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页。

　　[9]霍树棠（1902-1973），辽宁北镇人，东北大鼓名家。由于嗓音洪亮，有外号“火车头”，拜师冯景和，对东北大鼓的唱腔　和表演均有革新创造，擅长演唱“三国段”。

　　[10]耿瑛：《辽宁曲艺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