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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人：“六月特支”的意图

2017-05-16 09:07 抚顺七千年 赵秉钧 598
5月1日，日军开始向我根据地实行疯狂地“扫荡”。资料图片　　我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四面包围，天上飞机炸，地面敌人追，大部队被敌人冲散了，不得已我躲在当地老百姓一个大...
来源：《中国“特殊工人”》（2015年04月出版）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我在抗3团工作，李振军是宣传股长，朱韬是政治教员，我是团除奸股的特派干事。

　　5月1日，日军开始向我根据地实行疯狂地“扫荡”。


特殊工人：“六月特支”的意图 图1
资料图片


　　我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四面包围，天上飞机炸，地面敌人追，大部队被敌人冲散了，不得已我躲在当地老百姓一个大席棚子里，身上只带一颗手榴弹，拉开了弦，准备在敌人抓捕时与敌同归于尽，但是，根据地的人民对子弟兵怀有深厚感情，这家（小堤村附近）的老百姓发现我后，就把我领到他家里想让我藏起来。我当时还正发着烧，给了我很好的照顾，在吃了一碗杂面后，出了一身大汗，敌人在搜查到这家时，敌人摸到我发烧出汗，就混过去了。

　　敌人走后，这家人问我怎么办，他们的意思是让我多住几天，等病好后再走。但我鉴于当时的情况怕老百姓受连累，没有久留，第二天就带着文件走了。在往深县东里满的路上，碰到同一队的一个同志，一同到了东里满村。后赴西里满村，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换上便衣，住了两天，到第三天晚上，村干部赵老满说敌人要搜查，问我怎么办，我想自己是南方人，一听口音就能听出来，不能连累老百姓，我还是闯吧，到安平找部队去。

　　在从羽林村回到杨各庄时，打听到我方几个侦察员，他们让我到义里去找抗3团的人。我又返到义里，找到后，我随这个班一同转移到束鹿县杜各庄与45区队合在一起了。在这里住了三天，到第四天转移时，被敌人包围抓捕，关到辛集旧城。

　　被俘后，我就考虑如何应对敌人，又不被敌人怀疑。第二天敌人审问时，我说是冀中骑兵团的，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勤务兵，借以掩护自己是南方人，当问我骑兵团在哪里，我说不知道，因当时部队都打散了。敌人也就相信了，就这样掩盖过去了，那时我才18岁。

　　5月中旬，敌人用车把我们押送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进这里面第一步是“消毒”，进门后将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到桶里浸一下，之后换上发的衣服；第二道关就是审问，在我刚进门时，谷自珍就看见了我，谷给我偷偷说如何应付敌人审问，他说如果是干部班审问，吓唬吓唬就过去了。

　　我说，请相信，我不会暴露组织，也不会出卖同志的。在审问时只有两个人，问我是不是八路军，如果不说就压杠子、灌凉水等，实际上他们也没打，只是吓唬吓唬。果然是谷自珍说的那样，我很顺利地过关了。

　　在教习所里，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一寸宽二寸长的白布牌，有中文有日文，写着犯人的号码，我的号码是4位数。从日文字可以看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员。编到班里后，谷自珍找到我说，你表现不错，并给我说明牌子的意思，说我挂的牌子是八路军，但不是党员。他考察了我一段后，对我说：我们到了这时理应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你是共产党员，如果不同敌人斗争，以后党组织就不能承认你是党员，我们现在组织起来过组织生活。他告诉我，他们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六月特支”。“特支”成员记得有：书记员谷自珍，委员有王忱、王风（我的化名）、庄子凯等。

　　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呢？当时，特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几项任务：一是要教育自己熟悉的人坚守气节，不当叛徒；二是相机对敌伪进行工作；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敌人造成一些破坏；四是设法与外边党组织取得联系；五是不论到哪里地，都要组织党的支部和敌人进行斗争。

　　在劳工教习所，敌人经常组织劳工外出劳动，我们就在劳动中，采取“磨洋工”，搞些“小破坏”的办法，进行斗争。如一次到枪械修理所修房子，在搬砖头时，我们搬到半路扔掉或把砖打碎。在南边一个衣粮厂搬东西，休息时和日本兵在一起时，他们问八路军怎么样，还问一些解放区情况，我就利用这个时机，给他们讲八路军、毛泽东、朱德的情况，他们还让唱八路军军歌。我还借机询问他们家里的情况，日本兵不少人十分想家，一说起来，有的还哭了。这些事情虽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

　　在劳工教习所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一起来，先是唱歌（《支那之夜》），然后升旗，再就是点名，之后吃早饭，上午和下午一般外出劳动，晚饭前也得唱歌点名。

　　约在7月份，敌人将谷自珍等送到煤矿做工，他走时把特支的工作交给了我，要求还按照过去的办法和原则进行工作。但当时没有几个党员，也没开过党的什么会，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个别联系。

　　不久，李振军、朱韬他们就进来了。我仍和以前一样，也注意观察新来同志的审问情况。后来李振军主动找我联系，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支部。我告诉他这里原来有一个“六月特支”，咱们合起来吧！从此我就和李振军组织了“六月特支”，当时也没有明确由谁负责。过了不多时，听说敌人要把我们往东北抚顺煤矿送，李振军告诉我，到那里要和敌人继续进行斗争，并成立一个临时支部，由我负责。李还给了我五元边区票让我在将来外逃时当路费。据说在进劳工教习所时，为避免敌人将自己带的钱搜走，他事先将钱含到嘴里，才将仅有的几元边区票保存了下来，拿着他来之不易的钱，我非常感动。

　　1942年七八月份，敌人将我们几百名劳工运送到抚顺，我被分到龙凤矿。到后的第一天让我们洗了洗澡，第二天参观工地，说第三天上工。但我想不能给敌人做工，要想办法逃跑。

　　就在我们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在劳工中找了几个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怎么办？有两人说他是共产党员，我就给他们讲了，我们应成立党组织，并给他们讲了我要组织逃跑的想法。

　　记得当时有一个卫生员，是安国石佛人，这人李振军也给我作过介绍，对敌斗争很坚决。另外还找了两个，一块在一个山顶上的榆树下开了个会，宣布成立一个党支部。

　　这个卫生员当时还不是党员，我就把他吸收为党员。我给他们讲，不能给敌人当苦役，为敌人服务，要想办法逃出找部队去。我们几个人一同到山上看了地形，既没有电网，也没有站岗的敌人，另外去山上的还有一些人。

　　我一看情况，这是逃跑的好机会，我就喊了一声，结果一下跑了二十多个人。卫生员说他有日本币，准备和另几个人坐火车走。我们十几个人就步行走，正跑着下起了大雨，我们又围在树底下躲了一会儿雨。在这时，有的人看见到处都是电灯，怕被敌人抓住，思想有些动摇，我就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我们一块又继续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碰见一个放牛的老百姓，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用衣服换了点饭吃，把矿上的衣服换成老百姓的衣服后，继续往前走，饿了有时要饭吃，有时在地里吃生玉米。那时，又冷又饿，有的人发烧，有的拉肚子，怎么办呢？为了能保存下来，根据当地老百姓劝说，分散一个人一个人地好走，就决定分散逃跑。

　　我和一个医生一起，进到一个庙里。这庙里有师徒两个和尚，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北京的学生，让日本人抓来做劳工跑出来的，想在这里找点活干，混碗饭吃。和尚给我们介绍说沈阳南边荒山子宝林寺缺人，也比较富，让我们到那里去。我们又来到宝林寺，这个寺的主持叫心莲，果真他们收留了我们，让我们留下来干活，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安志。

　　在那里住了四五个月，对外是他的徒弟，对内给他打杂做饭。医生身体弱，干活不行，心莲和尚嫌弃他，医生便走了。但心莲和尚想把我留下来，我就把我们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他再也不敢留我了。

　　过了春节后，和尚去了沈阳，过了好长时间还不回来，我有些怀疑，怕出问题，恰好这时抚顺煤矿跑来几个劳工，我就和他们其中一个一块儿坐火车到了抚顺。

　　在抚顺，我到处打零工，曾和一个小个子一起铡过草，跟一个山东大汉一起干过活，还晒过石灰。从1943年春一直干到9月份，挣了400多元，准备坐火车返回关内。

　　为避免敌人怀疑，我买了到石家庄的火车票，一路很顺利。我在寨西店下车，到路西去找抗大二分校，但没找到，后又到路东找新乐县大队，县大队将我送到34区队，后又送到冀中七分区，此后我一直工作在部队。

　　编者注：赵秉钧，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杨村空军机场任师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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