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支部，分批归队

来源：《中国“特殊工人”》（2015年04月出版）

马苏义

　　1941年我部奉命到岳南的浮山、翼城、临汾、嘉陵一带开辟三分区工作，当时三分区司令员孙定国，政治委员马英，参谋长杜则生，政治部主任朱佩宣，我在政治部任技术书记。到达该区后，连战连捷，部队情绪非常高涨。9月间消灭了顽军赵司令的一个团，之后，该部（即分区司令部）进驻某村。由于对敌情掌握得不准，于23日被日军包围于佛庙岭。拂晓时忽听枪声四起，部队毫无战斗准备，仓促应战，且战且退至西南沟时，部队因一天没吃饭，十分疲倦，伤亡也极为惨重。除打死打伤者外，只有部分人冲出，机关人员未能突围。当时我率领一群小鬼及挑夫（政治部文件都在这里），手无寸铁，情况十分危险，已料到不是被打死便是被抓去，只好先把文件烧毁再说。刚烧完文件，敌人就上来了，几个同我一起烧文件的同志全都被俘。我被俘后化名杨三春，经审讯直送太原战俘集中营。当时看到有上万的中央军也被关在这里，据说系98军的将士，也有我们同志100多人。在这里关了不久，即被送到东北抚顺煤矿。

　　那时我想：“只要不死，一定回到部队。”然而，日本人的看管十分严厉，甚至连说一句话的机会都很难得。到了抚顺之后，才稍有好转，因为他们每天都让我们做工。

　　到抚顺后，同志们分别被编为采煤工、木工等，通通称之为特殊工人。所谓特殊工人就是他们都是抗日犯，到这里劳动改造来了，与其他工人在人格上有所区别，工资也十分少。那些丧尽天良的把头仗势欺人，唯恐我们逃跑，第一个月的工资全被他们扣去，作为所谓押金。工作非常劳累，名义上每日12小时的工作，但往往除去一下班领取传票和电灯以及洗澡做饭这些事情之外，休息的时间仅有四五个钟头，很多同志染病以至死亡。

　　我和熊言顺、南品同志是先来抚顺煤矿万达屋的，具体时间可能是1941年11月上旬，共有被俘同志百余人，其中党员不足30人（高光鉴、李新民同志来以后党员就多了）。我们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此处疑有漏掉字句，前后意思不接］当时东北抚顺工人群众与关内不一样，对敌人斗争表现不强，主要是有部分人对我党、八路军还存在认识模糊。二是团结教育和保护被俘同志，继续与敌人斗争。三是准备暴动逃跑回部队。所以我们来抚顺当时就组织支部。当时支部主要领导人是熊言顺、南品和我，不久高光鉴同志来抚顺和我们相遇，也参加党支部的领导工作。我记忆当时的分工是熊任书记，高光鉴同志负责政治工作（宣传委员），我负责组织工作（组织委员），南品同志负责军事工作（委员之一），李新民同志来后也参加了支部领导工作（李新民同志来抚顺十多天即暴动）。

　　这时我们在支部领导下，除对部分人员中的悲观思想、斗争无信心进行教育外，其次就是准备暴动逃跑。我们当时研究的是往热河奔（我们觉得热河有抗日游击队）。

　　暴动的行动准备：（1）秘密召开了动员大会，动员大家报名，记得当时报名共有百余名，编7个班，同时每人准备了铁棍子作为武器；（2）准备应用的物品，纸、笔、钢笔水、指南针、病人使用的药品等，都一一由党员同志们的党费中支出。支部在领导暴动前拟定了一些宣传口号，由高光鉴负责。

　　当时群众、干部（支委）都纷纷要求进行，不要做日本人的奴才，都提出：“多给日寇干点活，就多杀一个我们中国人”，“不如快回部队”等。于是在1941年12月20［21］日晚就进行了，先由万达屋奔向浑河到北山（铁岭附近），进行一夜的急行军，来到三家子村已是亮天了。由于我们对向导的警惕性不高使其跑掉密告，不久日伪军从四面八方围击，我们48名同志又被捕，押送抚顺监狱，进行严刑审讯，敌人主要找领导人和党组织。但由于我们支部秘密联络各党员，更秘密联络群众，坚持信心，保守机密，由此虽受到日伪非人道的严刑，但我们同志均齐口同音地说：“领导人是死者王振”（此名是互相串通造的假名）。敌人无法，只好加倍严刑拷打，过电、灌凉水、皮鞭，有时被打得昏死几十分钟。最后，南品、李新民、高光鉴同志挺身而出，承认是暴动领导者，敌人便将他们带到沈阳。暴动失败主要问题是领导干部与部分群众的急躁情绪，条件未成熟，急于要求回部队，特别是路线没有侦察好，造成一夜急行军未走出几十里地，其次是对东北情况不了解，造成暴动的失败。

　　1942年2月，我们回到原煤矿做特殊工人。为了继续与敌人展开斗争，我们在原支部的基础上，恢复了支部，我任支部书记。我们采取分期分批的归队办法。当时找到一个关系，送出一人要20元钱，于是我们决定让一些较主要的领导同志先后分批回队。我于1942年冬天回到了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