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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记忆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2017-08-21 12:16 抚顺七千年 徐洪 1482
在我知道“五七干校”这个名词之前,是在十几岁时首先知道了“五七战士”的称呼。那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吧。我家居住的关门山大西沟突然热闹起来,有两家从城市下放来的“五七战士”,一起落户到这个“环村皆...


  在我的邮藏中有一套“五七干校”纪念邮票(图一),这是一套我比较喜欢的邮票。因为见到它就会想起我少年时期的一段往事。

  在我知道“五七干校”这个名词之前,是在十几岁时首先知道了“五七战士”的称呼。那大约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个秋天吧。我家居住的关门山大西沟突然热闹起来,有两家从城市下放来的“五七战士”,一起落户到这个“环村皆山也”的偏僻山沟。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图1
(图一)

  这对交通闭塞的小山沟来说,可是一件新鲜事儿。全小队(村)的人几乎倾巢出洞,扶老携幼地上街卖呆儿,看看沿新修的山路首次吃力爬进山里的大卡车、看看城市里来的“五七战士”。

  按照生产队长的指示,我家提前几天就腾出了一间半东屋,给新来的一户“五七战士”落脚。因为新搬来的两户都姓王,乡亲们就根据他们的年龄背地里称之为“大王”和“二王”。分配到我家住的那户是“二王”。

  “二王”名叫王桂生,大约是抚顺二轻局的一位什么领导。他家共四口人,有两个孩子。大的叫王如良,是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比我高一个年级,文质彬彬的。老二叫王如明,与我弟弟同龄,他很淘气,对山村里一切事物都感到新鲜有趣,曾将羊粪蛋当黑枣捡回家。那时我家四世同堂,老少十来口人,一下子全被挤到了西屋。到了晚上,南北大炕和地铺上躺得满满的。

  后来我们才知道,生产队长从村东头捋到村西头,一家挨一家地进行排查比较。二十几户村民大都是世居的山里人,房子不但窄小而且脏乱,又都没有多少文化,不适合安排城里人。最后我家有幸成为选中的两户之一。而那时父亲正“戴帽”挂牌接受改造,明知居住紧张,也不敢反对拒绝啊。用大队长的话说:“这是你家的荣幸,别人家想要还轮不上呢!”

  那时父亲错划的“右派”还没有得到改正,每天“蹲牛棚”老老实实接受无产阶级的“改造”。可东屋的“二王”却不知何故,也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但他是“五七战士”,身份和父亲截然不同,乡邻们都高看他一眼。从此两家就出入一扇房门、同住一个屋檐下了。平时大人之间相互戒备,小心翼翼,很少相互说话。但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却不管那些,自然比大人们熟悉得快,很快我们就成为同学、同伴。父母则告诫我们对人要有礼貌,见面要称呼“王大伯”;没有事儿不许打扰人家等等。

  此后,我们两家各忙各的事,相处得不远不近的,道也相安无事。这位王大伯总是不苟言笑,很严肃的一张脸,给人以不怒自威的感觉,我们这些孩子们很惧怕他,都敬而远之。有一次不知他家老二犯了什么错,他竟然把房门反锁上,用皮带抽得王如明嗷嗷喊叫,谁劝也不好使。

  几年以后,我们所在的抚顺县第十二中学同各地一样,开始停课闹革命、写大批判稿。每天我和如良等同学背着书包说是去上学,实际则骑上破旧自行车满世界乱跑。记得那时我们最多的活动是去市里看电影,当年陆续出版的八个“样板戏”和流行的中外电影,我们一场不落地出一部看一部。有的还看了多遍,很多精彩的片段都能模仿着背颂下来。

  后来如良哥到老虎台矿当了采煤工人,我们还去他的大工棚里看望过他。再后来听说是有了什么政策,王大伯一家也搬回了市里。搬家那天,我一直送他们到新抚顺,大概是六道街吧,年久记不得了。打那以后都各忙各的生计,往来越来越少。加上东搬西挪的,就同如良哥失去了联系。八十年代中叶,我回城后曾到老虎台矿找过他,得知他已不在采煤一线,调到哪里不详。当然我也四处寻访过王大伯家,然而至今仍杳无音讯。

  有些事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进城后我所工作的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其前身竟然是“抚顺县五七干校”。原来校址在抚顺县章党乡石门岭村南水库岸边,改为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后,于1984年迁到市区内的将军北沟。打那儿我就一头扎在该校爱岗敬业了30多年,一直到退休。

  在党校工作期间,我业余爱好有摄影、写作和集邮等。因为是过来人,特别对中国人民邮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行的邮票情有独钟,并陆续将它们收集齐全。每当疲惫和闲暇时,打开集邮册翻看欣赏,回味那段不堪回首的年代,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对1976年发行的J9《五七干校》纪念邮票,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受。后来通过阅读相关资料,我逐渐弄清了这套邮票的发行背景。

  “五七干校”确切地说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精神兴办的农场。是集中容纳中国党政机关干部、科研文教部门的知识分子,对他们进行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的地方。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图2
(图二)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爆发前的1966年 5月7日,毛主席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份报告上写了批语,其大意是: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所大学校。这个大学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各行各业均应一业为主,兼学别样,从事农副业生产,批判资产阶级。此即后来被称为的“五七指示”。

  1968年 5月7日,在纪念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之际,黑龙江省在安庆县的柳河地区,创办了一所能容纳500人的“劳动锻炼农场”。把大批省直机关干部下放到那里进行劳动锻炼,定名为“五七干校”(图二),这就是最早的“五七干校”。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图3
(图三)

  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以《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为题,用一整版的篇幅进行了报道(图三)。并在配发的编者按中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

  此后,全国各地的党政机关都纷纷响应效仿,先后在农村办起各自的“五七干校”。一时间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教科技战线的大批干部、教师、专家、文艺工作者等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去“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据后来统计,中央、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及豫、赣、鄂、辽、吉、黑等18个省,共创办“五七干校”106所,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以上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子女)。图四是一份当年辽宁省“五七干校”介绍信。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图4
 (图四)

  “五七干校”是为贯彻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办起来的,强调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反对只重视脑力劳动而忽视体力劳动的现象,使大量知识分子和干部受到了全方面的锻炼。至于各省市、地、县创办的“五七干校”,多得更是数以万计。让单位职工,以及“牛鬼蛇神”、“地富反坏右”、“封资修”等群众专政对象,都到“五七干校”里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高峰时各地“五七干校”在校学习的学员总数达数十万人之多。

  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后,《人民日报》(1972年4月24日)又刊发了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求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于是,解放了一大批老干部和专家教授。随着他们的陆续返城,“五七干校”也渐趋衰落、冷清。但谁也不敢贸然将其撤消,仍然有一批人滞留于此。大多数地方则把“五七干校”当作干部轮流劳动锻炼和短期培训的场所。直到1979年2月7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各地此类干校才陆续宣告撤消,前后共存在了十年多时间。

  “五七干校”一般都选址在偏远、贫困的农村,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去干校学习的人被称为“学员”,无论资历深浅、级别大小,所有的人都叫“五七战士”。他们中间有机关干部、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科技人员、大专院校的教师、“反动学术权威”等。有的为了入校学习,不得不拖家带口,有的还将未成年的小孩托付给城里或乡下的亲友代管。

  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如中国作协、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等单位,连“老弱病残除外”的政策也置之不顾,统统撵进干校学习。年纪最长的如70岁的俞平白、60岁的陈伯翰等。图五是年届70岁的著名作家谢婉莹(冰心),当年就曾被下放到湖北咸阳“五七干校”清扫楼道和厕所。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图5
(图五)

  而诸如体弱多病丧深度近视失劳动能力的、的人就更多了。他们不分年龄和性别,入校后统统按照部队管理体例,编到划定的连、排、班里去,按规定过军事化的生活,由军宣队的军人或工宣队的师傅们管理。每天出工收工必须列队呼口号(图六)、唱“语录歌”;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例行性地一日数次集体齐颂“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等。甚至还要参加艰苦的野营拉练。他们的所谓学习内容多是体力劳动:种田、挑粪、养猪、做饭、挑水、打井、盖房等等,要求自食其力。有的甚至不堪重负,因劳累诱发疾病致死。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图6
(图六)

  “五七干校”既是“牛棚”的延伸,但又比“牛棚”的火药味略淡一些。与文G初期的群众性批斗相比,能到干校学习相对是一种解脱,可以享有有限的人身自由。这里虽然仍有批斗进行,但已下降到次要地位,多数不再是急风暴雨式的了。而对那些转到干校来的右派而言,这里的环境与他们过去的“牛棚”相比,甚至还有所改善——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和待遇并不算太恶劣,劳动强度也略小一些。

  时间推到了1980年以后,各地的“五七干校”,大多被改为各级中共党校,受地方相应级别的党委领导。我所在的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就是原抚顺县“五七干校”,这样换牌子的全国不在少数。从此,这个在那段历史上,曾经起到过特殊作用的“五七干校”,也就逐渐烟消云散了。图七是一帧1975年12月14日“抚顺市五七干校第六期干部轮训班一队全体学员结业留影”。或许会引发当年身历者的一番回忆。 

徐洪:潮起潮落的“五七干校” 图7
 (图七)

  文述及此,再返回到开头。这套发行于1976年5月7日的J9邮票,是为纪念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十周年而发行的。全套三种画面共十个人,真实地反映了当年“五七干校”学员的在校学习情况。第一图《认真读书》,展现了“五七战士”在干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场景;第二图《生产劳动》,定格了“五七战士”手拿镰刀前去收获劳动成果的画面;第三图《插队锻炼》,图为插队干部和知青在陕北窑洞前听老农讲述农村发展规划。该套邮票面世至今已经四十多年了,面值均是平信邮资8分,几乎都被通信使用消耗掉了。因其存世稀少,已成为新中国JT邮票中的珍品,深受集邮爱好者喜爱、并争相收藏。

  对了,借此期盼读到拙文的已失联三十多年的如良兄,或知其下落的朋友提供联系,以叙旧情。

该文章所属专题:徐洪专栏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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