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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晚明辽事史料发掘的新思路

2017-09-11 09:56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张玉兴 1374
  晚明辽事史料发掘的新思路  ——兼评李红权点校的《熊廷弼集》  张玉兴,辽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辽宁 沈阳 110031 张玉兴,男,辽宁铁岭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史、满学及东北地方史。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沈阳)2013年第5期...
  晚明辽事史料发掘的新思路

  ——兼评李红权点校的《熊廷弼集》

  张玉兴,辽宁社会科学院 历史所,辽宁 沈阳 110031 张玉兴,男,辽宁铁岭人,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明清史、满学及东北地方史。原文出处:《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沈阳)2013年第5期 

  2010年12月,学苑出版社出版了李红权点校的《熊廷弼集》,这是晚明杰出的军事家与爱国者熊廷弼遇害380余年来,其生平著作的首次全面整理出版,它不仅为人们了解熊廷弼其人,特别为认识晚明辽东社会,提供了完整的第一手资料,更是深入发掘整理晚明辽事史料的新突破,向人们提供了新思路,为开创性地整理出版《晚明辽事别集丛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意义甚大。

  一、晚明辽事史料匮乏,发掘成就可观

  晚明或称明季、明末,乃约略之词,一般所指的大致范围是万历元年(1573)以后的明朝,即明朝的最后七十年间;辽事,原指明朝应付女真之事,亦即从女真(满洲)崛起,直至清兵入关前这一时段的辽东大事。就广义来说是指明朝与女真等少数民族关系诸事,涉及辽东的政治、军事、经济等社会全貌。此时辽东社会动荡复杂,其牵动最深最广的问题是女真族的崛起。女真族不仅内部斗争不断,与明朝的关系极为错综复杂、紧张激烈。当然,言及女真的发展历程,还应追溯久远,不止局限于晚明。至万历后期,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称雄辽东,演绎了与明朝交往的奇特篇章,其行踪诡秘,不仅令明朝朝野难测究竟,更令世人眼花缭乱;迨其称汗建国脱明独立,进而向明朝发起攻势,挺进辽沈,夺得辽东,后其子皇太极赓续其业,与明朝战事不断,斗争更为激烈。这是历史上最为纠结的一段时期。明朝一再调兵遣将与之周旋,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然斗争的过程却绝非简单,而是相当复杂。其胜败交织,战和掺杂,得失往复,策反叛降,真真假假,混杂其中,或凶险,或顺畅,波谲云诡,奥妙深藏,不一而足。历史的复杂决定了记载的复杂,当时许多明人特别是亲历者乃至明遗民,记载反映这一过程的文字甚多。然而,历史往往是胜利者的历史,清朝取得全国政权后,对一切如实记录当年其兴起时的历史,特别是有关其极不光彩的野蛮行径之文章书籍,则极力查禁销毁,甚至大兴文字狱,而大量典籍销毁殆尽,湮没无闻。至今,记载有关这段史实的文献十分缺乏而且单一,这就是多为清人所留下,大量记载着清人辉煌战绩与赫赫武功的文字,或者于清朝统治无大碍而语焉不详的明人记载,而有关明人活动之事则阙略不详。即便是《明实录》《朝鲜李朝实录》及现存辽东档案等载有清人不记之事,但或为题奏文书的节选,史实上多有疏漏;或多系传闻,难以尽信;或笼统不清残缺不全,难明究竟。这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段历史就很不完整。人们早就不满意这段模糊不清,难得真面的历史状况,为寻求真相而多方开辟蹊径,发掘深藏的史料,特别是搜寻大量的明人记载。

  当清朝覆亡之际,人们就开始发掘整理晚明辽事史料,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类史料一般多以专书或丛书形式面世。

  专书或称单行本突出者有民国十三年(1924)罗振玉收集整理的彭孙贻11卷本《山中闻见录》,其实在此之前的宣统二年(1910)罗振玉已将其收在《玉简斋丛书》中面世,然而它并非全帙而是残缺的8卷本(缺少了其中重要的3~5卷)、民国十七年(1928)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印行的于燕芳《剿奴议撮》及陈继儒《建州女直考》、民国十九年(1930)故宫博物院排印严从简《殊域厨咨录》,其第24卷为“女直(即女真)”、民国二十一年(1932)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据钞本影印的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同年故宫博物院排印出版《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此外,民国七年(1918)金梁聘人翻译出版《满洲老档秘录》后又将部分内容在《故宫周刊》上连载,题名《汉译满洲老档拾零》,虽仅为《满文老档》之部分内容,且所译不甚准确,但将该文献首次面世,功不可没。

  专收晚明辽事文献的丛书著名者有:民国二十二年(1933)谢国桢辑《清初史料四种》,包括马文升《抚安东夷记》、苕上愚公(茅瑞徵)《东夷考略》、张鼐《辽夷略》及海滨野史《建州私志》,皆明人或明遗民所记有关女真历史延及清开国之事;民国二十五年(1936)罗振玉辑《明季辽事丛刊》,这是首部以“辽事”为名的丛书,亦为四种,包括陶朗先《陶元晖中丞遗集》、蒋平阶《毕少保公(自严)传》、佚名《海运摘抄》及清人吴骞辑《东江遗事》。另外,一些丛书中含有晚明辽东文献,诸如民国十三年(1924)罗振玉辑《史料丛刊初编》,所收录的辽事文献,多来自内阁大库散佚出的清人奏议,其中《天聪朝臣工奏议》、《太宗文皇帝招抚皮岛诸将谕帖》等,颇有参考价值;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931~1934)金毓黻辑《辽海丛书》虽系统收录清及清以前的辽东地方文献,但其中与晚明辽事直接相关者,仅有朝鲜文献朝鲜质子《沈馆录》及崇祯三年(1630)朝鲜使臣宣若海出使后金的短文《沈阳日记》两种;1934年罗福颐编《明季史料零拾》中有关晚明辽事者仅有《东江总兵黄龙咨朝鲜国王文》一种;1941年郑振铎辑《玄览堂丛书》中收有冯瑗《开原图说》。

  此外,外国人整理的有关晚明辽东史事之书重要者有:日本人内藤虎次郎辑录出版的《满蒙丛书》第九卷(1921)收有朝鲜质子《沈阳日记》、第十七卷(1922)收有明人程开祜辑《筹辽硕画》,朝鲜京城帝国大学于1935年编辑出版的《奎章阁丛书》中收有朝鲜质子《沈阳状启》,1939年日本出版藤冈胜二的日文译本《满文老档》,1955~1966年日本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等的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本《满文老档》7巨册陆续出齐,该书以罗马字母转写满文,逐一直译,并附日文译文,颇为严谨,甚便利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晚明辽事史料的搜求与整理有了新的进展。1958中华书局排印出版谈迁《国榷》,此书虽然是编年体的明史,但其中不乏珍贵的辽事史料;1962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其“东三边”各篇详细记述了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情况;同年中华书局影印出版504卷本的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皆是从诸家文集中摘选而成,而不少文集今已不见,其中有关辽事者多为时人奏疏及时事详录,价值甚高;1979年至1983年间,辽宁大学历史系印行《清初史料丛刊》十三种,除个别者外其大部分亦可看做是晚明辽事史料,其突出者有《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汉译〈满文旧档〉》(即天聪九年档)《清太宗实录稿本》《明代辽东残档选编》《〈明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及朝鲜文献《栅中日录校释》《建州闻见录校释》《建州纪程图记校注》等;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十二册,其四至九册多与晚明辽事有关;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一辑中,载有《朝鲜族〈通州康氏世谱〉中的明满关系史料》,即康世爵《楚冠堂公自述》,系作者追述目睹万历四十七年至天启元年明与后金交战诸事;1982年中州书画社出版何兹全、郭良玉编校何尔健《按辽御珰疏稿》;1984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阎崇年、俞三乐编《袁崇焕资料集录》,广搜博采官私记述及档案方志等文献,多有当年当事人的第一手资料,惜多摘录比较简略;1984至1991年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共3辑,集中搜集了清入关前的史料,其实也是晚明辽事史料,除囊括了谢国桢、罗振玉等前人所搜集的史料外,又刊布诸多新史料问世,诸如傅国《辽广实录》、鹿善继、杜应芳、茅元仪《督师纪略》,以及朝鲜罗万甲《丙子录》;选录之作则有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方孔炤《全边略记》、沈国元《两朝从信录》,以及朝鲜文献《燃藜室记述》、《乱中杂录》等;1986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排印本纪传体明史,即查继佐《罪惟录》,其中含有辽事史料;同年该社又出版有关毛文龙事迹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附《东江客问》《东江遗事》;1987年以后陆续出版的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亦辑录有晚明辽事史料;1987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关嘉录、佟永功、关照宏译《天聪九年档》;1990年中华书局出版国内学者集体译注的《满文老档》。还应提及的是,1970~1971年台湾省学者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出版,此据无圈点《老满文原档》,其内容有《满文老档》所不载者。

  综上可见,本来匮乏的晚明辽事史料,经一个世纪的不懈努力,累进搜集整理,有了可观的规模,为人们认识探讨晚明辽东社会、清朝兴起,乃至明清战和诸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这是巨大的成就。然而仍有不足,这就是皆各自为战,所搜集之资料分散于各处不够系统,缺乏统一归纳整理,搜寻利用这些成果仍有诸多不便。如能进一步对所获成果加以科学整理,分类汇拢编辑成一内容齐全完备的书来,当很有意义。当然这毕竟是已取得成就中的不足,属锦上添花的问题,此且不论。

  然而尤应注意的问题是,上述努力仅仅是对晚明辽事史料的部分发掘。因为在此发掘整理中,存在一重大欠缺,就是诸多当时当事者之记述很少。虽然收有何尔健、王在晋、鹿善继、茅元仪等人所著数种,但遗漏甚多,全面深入广泛搜集,而加以系统整理有待方来。

  二、当时当事人之著述在晚明辽事史料中占有重要地位,亟待发掘整理

  最有价值的史料是第一手资料。晚明辽事发展演变中,当时当事人,亲历者,特别是直接与女真、与后金(清)打交道的明朝军政人员,身经目睹参与其中感受最深,最现实,他们往往以切身所感形成诗文并刊刻问世之诗集文集即所谓别集,可谓实录。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如实地记载与反映了当时情状,比他人所记更为直接具体,属第一手资料,参考价值甚高,且足以展现历史,并可补史之缺,纠史之谬,证史之疑,用与其他各类史料综合参照比对,可拂去尘封,清除翳障而清晰地展示出历史真相。

  仅以一例可证当事人主要是明朝方面当事人著述之不可或缺。

  晚明辽东政治舞台上,努尔哈赤无疑是一位最为耀眼的杰出人物,他以大智大勇巧妙地乘势而起,统一女真,称汗建国,夺得辽东。他所向披靡,游刃有余。所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清官书对此详尽而绘声绘色地大书特书,然而挺进辽沈,特别是天启二年即后金天命七年(1622)攻下广宁之后,数年之间竟无所作为。清官私记述皆平淡无奇。何以如此?就不能不令人生疑。原来真实的历史却是,此时努尔哈赤遇到了强敌,令他深感棘手,此人乃这年八月自请赴辽东督师的明朝大学士孙承宗。孙多次出奇制胜,遏制了后金的兵锋,使努尔哈赤无隙可乘,煞住了其不可一世的气焰。

  孙承宗是忠诚的爱国者,是当时最有远见亦最为务实的政治家。他与其属下佥事后升右参政袁崇焕、赞画鹿善继、王则古、沈棨、杜应芳、总兵江应诏、副将茅元仪、参将杨应乾、司务孙元化、中书舍人宋献、羽林经历程崙等,计议谋划,目标明确,上下齐心。其战守严密,尤其是以辽民守辽土,以辽土养辽民的指导思想,重建辽东四卫的方针,信任与重用袁崇焕等人的用人政策,积极瓦解敌人,争取刘兴祚等归明的努力,和不断采取攻势,以收复辽土的行动,成效显著。在与后金较量中,共修复大城9座、堡45座、练兵11万,拓地400里,写下了明朝抗击后金战事中的辉煌篇章。然而这竟是努尔哈赤挺进辽沈后,最为不顺、最无作为的时期。这对后金统治者来说是难以称颂,最不光彩的经历。所以清官书实录乃至诸多记载对这段历史,或讳莫如深,或不予正面记述而多语焉不详,真相竟被掩盖。所以人们写史至此,为弄清究竟,便不依清人的表述,而另寻明人之记载。

  其实明朝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如前述已发掘面世的当时当事人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及鹿善继、杜应芳、茅元仪《督师纪略》等记述,皆展示了这段史事,而暴露了清人之隐晦。这是很珍贵的史料,自然为人们所看重,成为写史的重要依据。当然其所记载并非皆为精准与囊括无余,复杂的历史内容还可充实丰富,因为除此以外,还有更多的当事人之著述有待发掘利用,其存世文集尤应留意。其中孙承宗的《高阳集》及《阅关奏稿》《督师奏疏》《车营扣答合编》、袁崇焕的《袁督师遗集》、鹿善继的《鹿忠节公集》及《无欲斋诗钞》《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程崙的《寸补》,以及巡抚阎鸣泰的《剿事汗语》、喻安性的《喻中卿稿》等,皆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此期重大史事。而茅元仪更是勤于笔耕著述繁多的一位大家,他的《辽事砭呓》《石民江村集》《石民四十集》《石民渝水集》《石民横塘集》等等,更是以切身体验,具体而微地展示了当年情景,给人们以感性鲜活的印象。如据以深入考索,进行相关链接,这段已被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不难清晰地显现。当时当事人史料之不可或缺于此可见一斑,这就需要人们去认真考察,摸清底细以便掌握运用。

  晚明时期于辽东任职之官员,乃至所有参与辽事,或与辽事有关者,不胜枚举。应该看到这些人同所有明朝官员一样,多由科举而步入仕途,皆通文墨,多有遇事随手而记的习惯,所形成之诗文,真情实感,留下了历史记忆,弥足珍贵。虽历经劫难多已散佚,但流传至今者仍然不少。只是由于注意不够,多未发掘利用。为寻访此类史料不妨对当年在辽东任职的诸多军政官员,自督师、经略、总督、巡抚、总兵、副将,乃至巡按御史、道员、经历、幕僚,旁及身经目睹辽事的学者文士细加排查,认真梳理,考索其生平仕履及著述状况,便会发现这是极有发掘价值的史料宝藏之渊薮。他们的诸多别集有待发掘。

  晚明时人与辽事有关者及其著述,除上面所举例外,其仍然存于世的主要者不妨再鸟瞰似地稍加浏览,列举一二,以见足可发掘之一斑。

  督抚方面的大员及其著作,诸如万历十三年六月、以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的顾养谦著有《冲庵顾先生抚辽奏议》,万历二十二年五月任辽东巡抚的李化龙著有《抚辽疏稿》及《李于田诗集》,万历二十五年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军务、兼理粮饷、曾率师援朝逐倭的邢玠著有《经略御倭奏议》,万历四十二年任辽东巡抚的郭光复著有《倭情考略》《兵机纂》,万历四十六年八月巡抚辽东、泰昌元年九月以忧去的周永春著有《丝纶录》《殿争录》及《兵机密纂》,万历三十六年巡按辽东、四十七年六月及天启元年六月两次经略辽东的熊廷弼,著有《按辽疏稿》《辽中书牍》《疏稿》《书牍》(以上二书或合称《熊经略疏稿书牍》)及《熊襄愍公集》等,天启元年四月任天津巡抚、督理辽饷的毕自严著有《饷抚疏草》,天启三年六月巡抚辽东、次年丁内艰去、七年十一月至崇祯三年总督蓟辽的张凤翼,著有《枢政录》,崇祯元年正月巡抚辽东,八月因乏粮兵大噪自经的毕自肃著有《辽东疏稿》,等等。

  御史、监军、道员,乃至奉使辽东者及其著作著名者有:万历四十三年至四十五年巡按辽东的王雅量著有《按辽奏疏》《长馨轩集》,万历四十八年以御史巡按辽东,次年即天启元年三月辽阳破,被执不屈,旋自尽的张铨著有《张忠烈公存集》《国史纪闻》及《张蒪江先生存笥集》,万历四十三年任开原兵备道的冯瑗著有《开原图说》、而此时奉使辽东的张鼐还著有《辽筹》《奏草》《宝日堂初集》、天启元年辽阳破,以御史犒师,旋奉命巡按辽东,监纪军事,次年广宁陷,坚守前屯不动的方震孺著有《七月西台奏疏》《按辽奏疏》、天启元二年间任监军道的高出著有《镜山庵集》,崇祯四年太仆寺少卿张春受命为监军兵备道,率军赴大凌河前线与后金交锋,兵溃被俘,誓死不降,被安置沈阳三官庙内凡十年,始终坚持节操,后绝食而死,著作有《不二歌集》,等等。

  此外,当年一些虽非军政要员,或虽非任职辽东,但关心时事,与辽事息息相关并在其著作中不乏辽事篇章者,亦大有人在,其著作不可忽视。较著名者有:万历时官至礼部左侍郎的杨道宾的《杨文恪公文集》,万历时官至户部右侍郎的何乔远著有《何氏万历集》《何氏镜山集》,万历进士官至南京光禄寺卿的茅瑞徵除著有《东夷考略》外,尚有《东事答问》《都督刘将军传》,天启时官至工部右侍郎的董应举著有《崇相集》,天启进士官至右谕德的陈仁锡著有《陈太史无梦园集》,而著述繁复的隐者陈继儒除前引所著《建州女直考》外,更著有《白石樵真稿》《晚香堂集》《眉公诗钞》等,孔贞时著有《在鲁斋文集》、李若讷著有《五品稿》《四品稿》、沈承著有《即山集》、宋懋澄著有《九籥集》、祝以豳著有《诒美堂集》,等等。

  上述诸多著作查找原本十分不易,值得一提的是1994年以后,陆续问世的四库系列丛书,即《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及《补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毁书丛刊》及《补编》《四库未收书辑刊》,方将分散各地的各种别集乃至相关总集加以搜集,其中所收载晚明辽事史料特别是相关当时、当事人的诗文集已粲然可观。其中以《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最为丰富。然而因这些系列丛书,卷帙浩繁,部头太大,相关诗文集分散各处,查找仍然不便,而且各书皆系影印,虽保持原貌,但所收仍有不足,这就是:

  限于当时条件,没有选择最好的底本进行影印;因普查不够全面,仍有遗漏。诸如李化龙含有《辽阳稿》《东省稿》在内的《李于田诗集》、熊廷弼的《疏稿》《书牍》《熊襄愍公集》、王雅量的《按辽奏疏》、张铨的《张蒪江先生存笥集》、孙承宗的《阅关奏稿》《督师奏疏》、郭光复的《兵机纂》、周永春的《殿争录》及《兵机密纂》、张凤翼的《枢政录》《谭辂》《志园集》《处实堂集》及《续集》、阎鸣泰的《剿事汗语》、鹿善继的《鹿奉常集》,以及包括《借发金花始末》《折征籽粒本末》《马房裁革本末》《典饷草》《榆关草》等在内的《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程崙的包括《疏》附《论》,《辽画》附《阅兵觉华岛记》等在内的《寸补》、喻安性的《喻中卿稿》,以及方震孺的《七月西台奏疏》《按辽奏疏》《赉恤奏疏》《辽东颠末》《几灰草》、茅瑞徵的《东事答问》《都督刘将军传》、李若讷的《五品稿》、张春的《不二歌集》,等等,这些仍然存世之书,四库系列丛书却皆未收入;而且,因是影印,并未就每个辽事人物的散佚篇章进行辑录,因而就其所收每位作者之著述,皆非全帙。所以广泛搜求,择善而从,细加排比,认真勘校,乃至纠谬补缺,辑佚钩沉,尤其是进行科学系统地详加整理,极有必要,当然这其中有许多繁难的工作要做。

  令人欣喜的是李红权先生、学苑出版社率先垂范,奉献出《熊廷弼集》。《熊廷弼集》整理出版意义非凡,其经验足资参考。它开了深入发掘整理晚明辽事别集的好头,是晚明辽事史料深入发掘的新突破,令人鼓舞。

  三、《熊廷弼集》点校出版给人们有益的启示

  《熊廷弼集》即全面收录熊廷弼著作的诗文集,它的出版,为晚明辽事史料深入发掘整理做出了新样板,提供了新思路。

  熊廷弼(1569~1625),字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江夏区)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进士。三十六年以御史巡按辽东。坚持“以守为战,修边筑堡”,稳定了局势。三十九年改差南直隶学政。后以事革职回籍。四十六年十一月,因熟悉边事,起大理寺丞兼御史宣慰辽东,次年六月,擢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面对辽东无兵无饷无人之形势,悉心谋划战守,大力整顿军纪,积极部署防御,人心稳定,致使敌人不敢贸然进攻。泰昌元年(1620)九月,被参劾,听勘回籍。天启元年(1621)三月,后金兵挺进辽沈,辽东形势大坏,明廷震惊。六月,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辽东,率五千官兵驻守山海关。虽针对现实提出三方布置之策,设重兵固守广宁,以稳住阵脚而徐图进取。然巡抚王化贞急于进攻,将所掌控的十几万军队分散部署于辽河沿岸。经、抚因此不和。廷弼空有经略之名,三方布置之策无法实现。二年正月,后金向辽河以西推进,廷弼率师出关,增援广宁。王化贞弃城而逃,廷弼见兵溃势蹙,乃护百万民众退守山海关。二月,以弃封疆罪遭革职囚禁。四年后被杀,传首九边。崇祯二年(1629)获昭雪,谥襄愍。

  熊廷弼是忠诚的爱国者,颇有思想的政治家,明代少有的通晓军事的巨擘,不幸成党争的牺牲品遭诬遇害,但其奋斗不息的一生,以热血和生命写就的著作,却极为宝贵,是留给后世、留给历史的丰厚遗产。

  熊廷弼的著作主要是巡按及经略辽东期间的疏稿、书牍。他忠于职守,精于谋划,积极阐述主张,皆形成于文字。他一生中三次赴辽处理边疆事务,虽然累计所加亦不过六年光景,但其所写疏稿、书牍连同杂文诗钞即达八百余篇百余万字,皆关系晚明辽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诸方面问题,史料价值极高。

  熊氏著作流传于世者甚多,主要分为两类,即明版与清版。但都有欠缺,都不完整,给人们参考利用造成了诸多不便。整理一部收文详尽,全面完整,条理清晰的熊廷弼全集最有必要,而李红权点校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的《熊廷弼集》很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给人们以有益的启示。

  《熊廷弼集》整理点校工作有如下值得称道之处。

  第一,慎选底本,保证质量。熊廷弼著作流传于世者甚多,混杂交错。点校者经过认真普查,寻访和梳理,选择了最早,最原始,或收文较全的四种书籍作为底本,即明刻的六卷本《按辽疏稿》及二卷本《辽中书牍》,皆为熊廷弼巡按辽东时奏疏集与书信集,且皆是熊氏本人亲手编成,现已成孤本,好在此二书均已收入四库系列丛书之中。《熊经略疏稿书牍》十一卷,包括疏稿六卷,书牍五卷,明末汪修能重刊本,此书是廷弼首次经略辽东时的奏疏、会稿、揭帖及书信的汇编。点校者据国家图书馆所藏残本(疏稿3卷、书牍3卷)为底本,其余据藏有全帙的台湾图书馆本补足(其实,大连市图书馆及湖北省图书馆均藏有该书全帙)。这些文集的共同特点是没有篡改,保持文献原貌,可信度大。但都有收文不全之憾。第四种是清嘉庆年间熊氏腴经堂刊刻的十卷本《熊襄愍公集》,此书为选集,对廷弼各个时期的著述都有收录,虽然凡于清统治违碍之字句,经过了讳改,所谓“违碍字句,略为节润”,可信度大为降低。且书信下皆未注明写作时间,编排也有失次之处,但所收据熊氏家藏增益了许多,尤以所收后经略奏疏、诗钞、杂文、自传文《性气先生传》及《东事答问》等,皆为它书所不见。应该说,这是内容丰富,比较充实的本子。以此四种作为底本,同时以明版《熊经略集》(陈子龙等辑《皇明经世文编》本)及收载按辽时期奏疏的《筹辽硕画》(程开祜编辑)等书作为参照,使全书质量有了保证。

  第二,分卷编排,条清缕析。《熊廷弼文集》是参照明人文集的常见体例进行编排的。将所依据的四种底本全部打乱,重新编排,分奏疏、揭帖、书牍、杂文、诗钞五大部分,每一部分再以“巡按”、“前经略”、“后经略”的三个单元先后为序。而每个单元所收之文又按时间先后为序。全书厘定二十四卷。各卷各有所依据之底本,如卷一至卷六为“巡按奏疏”,主要来源是《按辽奏疏》;卷七至卷十一为“前经略奏疏”,主要来源是《熊经略疏稿书牍》之卷一至卷五;卷十二为“前经略会稿”,主要来源是《熊经略疏稿书牍》之卷六;卷十三为“后经略奏疏”,主要来源是《熊襄愍公集》之卷五;卷十四为“揭帖”,主要来源是《熊经略疏稿书牍》卷五之一部分;卷十五卷十六为“巡按书牍”,主要来源是《辽中书牍》,等等。来源清楚,次序分明,眉目清晰,一目了然。

  第三,辑佚钩沉,以臻完整。旁收博采,辑录佚文,使本书成为熊廷弼著作的最全面、最完整之本。本书所依据的四种底本,虽然堪称熊氏传世文集中具有权威者,然仍有所疏漏与异文。本书钩沉辑佚,弥补了这个缺憾。所辑佚者,包括整篇佚文及遗漏字句等两种情况。其依据出处皆作标志。此工作极为细致。仅搜补佚文就近三十篇,如卷十三“后经略奏疏”中,《三方布置疏》《荐举辽官用辽望以收辽心疏》《不可专恃西虏疏》等十余篇是从《明熹宗实录》中辑出。《请复用高出等臣疏》是从《三朝辽事实录》中辑出。卷十四“揭帖”中,《驳叶向高廷议纷纭疏揭》是从《两朝从信录》中辑出。卷二十“前经略书牍”中,《与张鼐书》则是从《辽筹》中辑出。而卷二十三“杂文”中,《灵泉诗叙》是从清钞本《灵泉志》中辑出;《出塞篇序》是从吴亮《止园集》中辑出。

  整理时对照细检各种文献,仅对阙漏字句加以补充即达四十余处。如卷七“前经略奏疏”是以《熊经略疏稿书牍》为底本,其中《再请敕书关防疏》文末“疏入留中”四字,乃据《明臣奏议》所补,并指出《明实录》作“不报”。最后“奉圣旨”一段文字底本没有,则据《熊襄愍公集》补入;卷十三《事本难而视之愈易疏》文后阙“得旨”一段文字,则据《明熹宗实录》补入;同卷《三方布置有名无实疏》文末阙“抚臣屡疏催兵马、甲杖,且言粆酋中奴饵而遁也。”一句,则据《两朝从信录》补入。

  第四,校勘文字,纠谬存真。或纠正谬误,如将卷十五《与刘义斋道长》中“遽有此举动”之“举动”及“而为图我之谋”之“图我”,原底本错作“来动”及“关我”,乃据《明经世文编》加以改正;卷十六《答杜鹤林总戎》中“仆书一至”中的“仆”原底本误作“备”,则据《熊襄愍公集》加以订正。或列举异文,如指出卷二《论辽左危急疏》,《筹辽硕画》作《务求战守长策疏》;卷五《请赐勘问疏》,《熊襄愍公集》作《辨台省疏》;卷七《辽左大势久去疏》,《筹辽硕画》作《战守已无可支俾作区处疏》,等等。

  同时,还将《明经世文编》中各篇的小字旁注及《熊襄愍公集》中的编者按语,这些抓住要领,颇有启发意义之文也一并收录,悉加注明,值得称道。如第322页卷七“前经略奏疏”中《河东诸城溃陷疏》标题下注“请兵饷”,在“西虏明明已皆为奴所用命”处加旁注:“奴能用虏,而中国不能用虏者,不得其要领也。”在请饷“毋缺少以窘臣用,毋延挨以缓臣期”处加旁注:“当时天下物力较今日犹易办,使如经臣之本议,用经臣之实著,不致遗贼今日也。”第724页卷十五“巡按书牍”中《与叶相公》标题下注“计处辽夷”。在“宠厚北关(叶赫)、灰叭(辉发)诸降夷,召集遗众,以溃其腹心”处加旁注:“可以制奴之策,盖亦备矣。然奴祸为烈,在朝诸公亦未知奴之当备。如此,反以建议者为多事耳。”第1225页卷二十四“诗钞”中《壬戌除夕寄示珪璧琮三男》诗后收录《熊襄愍公集》小注:“辽事始末,非先生不能详言。此篇足备信史,勿作诗观。”皆点明文意,发人深省。

  第五,编制附录,足资参考。文集之末,将有关代表性的熊廷弼传记资料、遗闻逸事及相关题跋,以及点校者编撰的《熊廷弼年谱》作为附录。最后列举引用书目。

  当然,这部书亦有不足之处,有些标点不够确切及错别字出现,虽不甚多,然仍是美中不足,可见审慎校勘,一丝不苟之功夫时刻不可疏忽也。

  总的说来,通过以上编辑处理,一部全面完整科学系统的《熊廷弼集》终于问世,这是前此任何有关熊氏之著作集所无法比拟无法替代,堪称一部当之无愧的精品。

  《熊廷弼集》整理出版的成功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它不仅为晚明辽事史料深入发掘整理做出了新样板,更为晚明史料整理开启了新思路,指明了新路径。其慎选底本、分卷编排、辑佚钩沉、校勘文字,乃至编制附录等行之有效的措施足堪效仿。将分散孤立的诸多资料,经纬交错,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熊廷弼集》整理出版的成功经验,更给人们以深刻的教益。人们不难看出点校者的学识功力及倾心学术的敬业精神,而这正是整理点校成功的前提条件。仅举一例,前面所言点校者辑录佚文中,其第二十三卷所收《出塞篇序》,乃是从吴亮《止园集》中辑出。而当年官至御史的吴亮所著《止园集》已是孤本秘籍,现仅藏于国家图书馆。非学有造诣,饱览群书,博闻强记,何能及此!点校者正是以过硬的本领严谨负责的态度,下大力气,兀兀穷年,精心结构,终成此巨制。此整理出版的成功经验告诉人们,只要有深厚的学识与功力及严谨的敬业精神,定能攻克学术难关。提高认识,下足工夫,整理出版晚明辽事别集定会成功。而同样令人感动的是学苑出版社的胆识与魄力,在学术著作本来不甚畅销的大背景下,敢于承接出版更为冷门学术资料,这完全是看准了《熊廷弼集》所具有的重要学术意义,看准了深入发掘整理晚明辽事史料的紧迫性与实用性,及所具有不同凡响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效益。这种远见卓识、大力扶持与弘扬学术的精神可钦可敬,值得发扬。

  四、人们的企盼:科学系统的《晚明辽事别集丛刊》尽早问世

  我们回顾一个世纪以来,晚明辽事史料发掘整理成就与不足之同时,愈感当时当事人的诸多别集十分重要,其无可替代,亟应引起重视,亟待广泛搜求发掘整理。李红权点校《熊廷弼集》出版的成功经验,已给人们以启示并坚定了人们的信心:搜求整理好晚明辽事别集大有希望。但人们更企盼的则是发掘整理出一套《晚明辽事别集丛刊》来。

  首先此举具有极端重要性。因为每部晚明辽事别集皆是当年每位作者所记载的亲身经历,他们往往对同一事务,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式做出了反映。当年辽东社会极其复杂,在这个政治环境里生存的各类人士,尤其是军政大员,彼此精神气质,政见主张,行为方式,乃至为人处世各有不同,甚至彼此抵牾。反映其心声之著述,当然亦各有千秋。他们往往对同一事物、同一事件甚至竟有截然相反的认识与记载。真真假假,错综复杂,不一而足。如将这些所记内容彼此交叉的别集,经整理后汇集于一起,其史事足可互相参照,互相补充,互相纠正,人们深入考索,则清晰完整的晚明辽东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族交往等社会全貌则不难显现,其意义非凡。因此,为探求完整历史,开启多条识别真相的渠道,应摒弃各自为战、零敲碎打的整理方式,而亟需有一通盘考虑的总体规划,将此诸多别集科学系统地集中起来,同步进行深入发掘整理,并汇集成一套科学系统的《晚明辽事别集丛刊》之巨编,此举系开创性的工作,极有必要,人们呼吁它尽早问世。

  当然,人们也充分看到此举的艰巨性。《晚明辽事别集丛刊》的整理、编辑与出版,绝非简单的资料汇集,它的诸多问题与困难,主要表现在发掘搜寻及编排整理之不易,及人才之难得上。

  发掘搜寻方面的困难在于,有些作者之著作隐晦不彰,难以查找;有些即便是同一作者之著述竟多有不同版本,参差不齐;诸多著述历经风霜劫难,存世者已扑朔迷离,故对其搜集十分不易,且辨识与整理尤难。这无疑给人们认识真相带来了难题。为探得究竟,就必须下足工夫,对庞杂、散乱、隐晦、深藏,甚至真伪交织的晚明辽事的别集,加大搜集力度,并深入研究功夫。即搜集好所有有关晚明辽事之作品,并纵横兼顾,对诸多作者做透彻之研究。不放过任何一条资料,即断编残简亦弥足珍贵,不可遗漏。从中细加比对核实,认真鉴别,求同存异,去伪存真,以成齐全完整之史料。发掘搜集后的编排整理更有诸多不易,须认真对待。从版本目录的确定、内容丰歉的衡量、衍文异文与佚文的判断、辑佚钩沉的努力、横向纵向的比对,乃至整理编辑中重新布局谋篇的安排,认真点校的功夫,以及与整理其他别集的协调与呼应等等大量工作,都应有统筹安排,通盘细密的考虑。最后进行系统化、规范化处理,即进行全面整理与科学系统地编排。

  人才之难得。能胜任上述艰巨的任务,即能从事发掘、整理与点校晚明辽事文献者非一般人所能承担。它要求的是素质甚高,当应具有充分的学识,深厚的文史功底,博览群书博闻强记的本领,较强的版本目录学功夫,及有严谨治学态度,尤其是热心此点校事业者参与。只有以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献身学术的精神,静下心来,坐住冷板凳,全力以赴投入,绝无旁骛,持之以恒,方克成就。这是最现实的问题。诚可谓难上加难。

  但是,人们也充分看到此举具有十分现实的可行性。目前发展学术的大环境良好,而图书收藏信息的明晰、学术研究的深入、致力于科研队伍的可观,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涌现,特别是矢志学术热心于古籍整理事业者众多、社会需求的迫切及出版能力的雄厚等诸方面,皆是前此没有的充分条件。仅就图书收藏信息而言,经过多年普查,特别是国家对古籍善本普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世,许多人们曾苦苦搜寻而不知所在的稀珍秘籍之存藏情况已展现了行踪,诸如民国三十年(1931)谢国桢著《清开国史料考》中所列“存目待访”之书中,不少有了着落,更有其未曾见及之书。这是大好的条件、大好的机会。衷心希望相关学术及出版部门抓住机会,以高瞻远瞩的态度予以支持;一切热心有识之士积极投入,共襄盛举,整理好晚明辽事别集。

  对晚明辽事别集的整理点校,是学术含量很高,且数量很大极为繁难的工作,一般说非少数人之力量所能蒇事,须要集思广益,通力合作,并有倾心学术的出版社之密切配合方能奏效。愿《熊廷弼集》点校出版的成功经验光大发扬,愿晚明辽事别集一部一部整理问世,一部一部完善,集腋成裘,诸多点校的成功之作汇集一起,而终成规模可观的《晚明辽事别集丛刊》。

  科学系统的《晚明辽事别集丛刊》闪亮问世,必将推动学术研究出现新局面,繁荣我们的科学文化事业。人们翘企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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