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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前史研究

努尔哈赤军事谋略评议

2017-09-24 08:42 《管子学刊》 梁娟娟 1619
努尔哈赤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将领,自25岁起兵至68岁去世,身经百战,除宁远一役,其余大小战役皆战无不捷,攻无不克。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用兵艺术赢得了时人的肯定,史称“用兵如神”[1]588。他的军事谋略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宝贵财富,他在实力建设、战略理论、指挥艺...

  (文章来源:《管子学刊》 2015年第4期P54-60页)

  努尔哈赤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将领,自25岁起兵至68岁去世,身经百战,除宁远一役,其余大小战役皆战无不捷,攻无不克。其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用兵艺术赢得了时人的肯定,史称“用兵如神”[1]588。他的军事谋略是中国军事史上的宝贵财富,他在实力建设、战略理论、指挥艺术上的建树,奠定了其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名将地位。

  一、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实力建设之道

  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战争是实力的较量,要想取胜,必须“先胜”,加强实力建设:“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2]68在经年的战争实践中,努尔哈赤摸索出了一条自保先胜的实力建设之道。

  第一,立足自保,慎选对手,减少对立面。努尔哈赤生活的时代兵燹战乱不休,不仅女真与明朝的战火不断,女真内部亦“群雄蜂起,称王号,争为雄长……争夺无已时”[2]25。努尔哈赤起兵时,内忧外患重重。

  对于家族外部的对手,努尔哈赤根据实力和形势的经重缓急,灵活选择打击目标,采取了佯顺明朝、争取蒙古、笼络朝鲜、集中力量统一女真的方针,基本遵循了由弱及强、由近及远的策略。先将矛头指向有杀父之仇的尼堪外兰,之后伺机攻取临近的苏克素浒河、董鄂、浑河、哲陈等部,统一建州女真。实力壮大后才用兵海西女真,先是临近的哈达部,然后是较弱的辉发,对实力较强的乌拉不断打拉结合,以至灭其族;最后才是实力最强的叶赫部。

  对于本族的反对势力,努尔哈赤也遵循了少树敌的原则。万历十一年(1583)一天夜里,有人侵入努尔哈赤住处。将人抓住后,近侍洛汉主张杀掉。努尔哈赤考虑到:若杀了此人,就给了其主人出兵的借口,“傥加兵于我,我众寡不敌,奈何?”于是佯言道:“尔非盗牛来耶?”那人以盗牛应。洛汉认为“实欲害吾主”,应“杀之便”。努尔哈赤不便当面解释,就以“盗牛”为名,将人释放。之后,又有名为义苏的人勾结努尔哈赤的仆婢潜入其宅,被努尔哈赤射伤后捆缚。族人主张杀死义苏,努尔哈赤说:“杀之适以启衅,若其主以兵攻我,劫我储蓄,我粮匮,则部下叛,部下叛,则我等孤立,何以御敌?且我又何肯以杀人为他人藉口耶。”[2]29—30遂将其释放。努尔哈赤的做法,减少了对立面,为保存实力、从容备战赢得了时间。

  第二,求才若渴,知人善用,壮大自身实力。在征战过程中,努尔哈赤善于发现人才,知人善用,很快他的身边就聚集了一批能臣猛将,除了较早的额亦都和安费扬古,费英东、何和礼、扈尔汉等相继被收到麾下,弥补了战争之初人才缺乏的不足。

  费英东,“自少从太祖征讨诸国三十余年,每身先士卒,摧锋陷敌,战必胜,攻必克,屡奏肤功”。天命三年(1618)攻打抚顺,他督兵进战,“所乘马闻火炮警逸,诸军不前”。费英东“回马大呼,麾众直入,于是诸军并进,大破之”。努尔哈赤见之赞曰:“此万人敌也。”[3]44他为人忠直,对努尔哈赤忠心耿耿,“见国事稍有阙失,辄毅然强谏,毕智殚力,克输勇略,以佐成帝业”[2]97,被努尔哈赤视为“股肱大臣”,是早期的五大臣之一,史评:“佐太祖成帝业,功最高。”[4]9180

  何和礼,栋鄂部长,万历十六年率本部军民投靠努尔哈赤。他“性宽和,识量宏远,事太祖三十余年……抒诚宜力,佐命之功为多”[3]53。万历三十六年(1608),“从太祖征乌喇,率本旗兵破敌有功”;三十九年,与额亦都、扈尔汉讨伐渥集部虎尔哈路,克扎库塔城;四十一年(1613),与诸贝勒一起灭乌喇;天命四年(1619),“从破明经略杨镐”;六年(1621)“下沈阳、辽阳”,“皆在行间”[4]9183,因功被授为三等总兵官。

  努尔哈赤还善于从对手中发现人才,且能不计私怨,量才而用。万历十二年(1584),征讨栋鄂部瓮郭落城时,士兵鄂尔果尼“射上,中首贯胄,伤入指许”,又有“名罗科者,乘烈焰中潜逼,突发一矢,中上项”。努尔哈赤伤势严重,“迷而复苏者数四……凡一昼夜,血犹不止”。伤愈后,攻破瓮郭落城,鄂尔果尼和罗科被俘,“诸臣请诛之”。努尔哈赤却认为两军交战各为其主,且“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奈何以射我故而杀之乎!”[2]31—32升二人为牛录额真。

  由于努尔哈赤求才若渴、知人善用,阿山、叶臣、恩格图、哈宁阿、李永芳等大批勇将相继归附,实力不断壮大。

  第三,改革军制,严肃军纪,缔造八旗劲旅。起兵之初,努尔哈赤及士兵固然作战勇敢,但士兵纪律涣散的弊端也日益显现出来。万历十七年(1589)正月,努尔哈赤兵围兆佳城:

  攻四日,城将下。我兵遂弛备,争俘获,聚而哗。上见之,解甲授侍臣鼐护被之,曰:“我兵互争,恐自相蹂躏,尔往禁之。”鼐护往,弗为禁,亦争取焉。上又以绵甲授巴尔太被之,曰:“敌将遁,趣取吾甲。”巴尔太往,亦争俘获,不即至。适敌兵十人突出。上有族弟王善者,敌掷之仆地,踞其身,欲刺。时上未甲,奋身直入,发矢中敌人额,应弦而踣,救王善,克其城,斩宁古亲而还[2]36。

  不待战事结束将士就哄然劫掠财物,差点贻误战机。为整肃部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万历二十九年(1601)开始,努尔哈赤着手对满洲牛录的整编与改革,“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2]46。这次改革,为八旗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哈达、辉发和乌拉,步、骑兵日多,在原有四旗的基础上增设四旗,共八旗。八旗的组建,把女真分散、松懈的组织,微弱的力量,整合成一个严密的军事组织,“地广,则八旗并列,分八路,地狭,则八旗合一路而行,队伍整肃,节制严明,军士禁喧嚣,行伍禁搀越。当兵刃相接时,被坚甲执长矛大刀者为前锋,被轻甲善射者,从后冲击,俾精兵立他处,勿下马,相机接应。每预筹方略,了如指掌,战则必胜”[2]62。

  为发挥八旗的战斗力,努尔哈赤不断申严纪律,规定:“凡军士自出兵日至班师,各随牛录勿离,如离本纛,执而讯之”;“甲喇额真不以所颁法令诫谕于众,罚甲喇额真及本牛录额真,马各一匹;若谕之不听,即将梗令之人论死”;“攻取城郭,不在一二人争先竞进,一二人轻进必致损伤,被伤赏不及,纵殒身亦不为功”[2]68—69。

  为激励士气,努尔哈赤还严格执行“有罪者,虽亲不贳,必置之法;有功者,虽仇不遗,必加之赏”[2]62的赏罚原则。天命五年(1620)八月,努尔哈赤带兵征明,令左翼旗主莽古尔泰追击沈阳城外明军,而主将额亦都“竟未率众紧跟其贝勒,在后徐行,未渡河乃还”。结果被定为死罪,努尔哈赤因额亦都旧日之功,“免其死”,但取其“诸申三百男,削其功”,而随莽古尔泰“冲锋陷阵有功者,悉命晋升,无爵位者赐以爵位”[5]153—154。十年(1625)六月,明将毛文龙带三百人夜袭后金村庄,被三名妇女察觉,她们“将车辕靠于墙上,由青佳努之妻执其夫之刀先行登上,另二妇亦相继登上,一同砍杀驱赶,迫使三百兵自墙上跳下,皆逃之”。事后,努尔哈赤“赏青佳努之妻一等备御之职。赏其次登上墙之妇人为二等备御。赏第三登墙之妇人为千总。按等次赏给三妇人缎疋、财货、银、马、牛、奴隶等甚多,并于国中宣扬其名”[5]634。努尔哈赤明定赏罚的做法极大激励了士气,“将士各欲建功立名,每闻征伐,靡不欢忻效命,攻则争先,战则奋勇,威如雷霆,捷如风雨,所至无敌”[2]62。

  经过努尔哈赤的整顿,八旗兵剽悍善战,纪律严明,成为其南征北战的中坚力量。

  二、由弱及强、远交近攻的全局战略

  孙子说:“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孙子兵法·虚实篇》)善于用兵的人,会避实击虚,找到最佳的进攻目标和方向,以较小的代价获取较大的胜利。努尔哈赤起兵之时,四面群雄环视,东有朝鲜,南有明朝,西有蒙古,北有海西,处境艰难,势如孤岛。面对如此处境,他在征乌拉时提出了“伐大木”的理论,认为攻打强大的对手,“譬伐大木,岂能遽摧?必以斧斤斫而小之,然后可折。今以势均力敌之大国,欲一举而取之,能尽灭乎?我且削其所属外城,独留所居大城,外城尽下,则无仆何以为主,无民何以为君乎?”[2]53战争中,努尔哈赤虽未制定具体的战略规划,却基本遵循了“伐大木”式的,由弱及强、各个击破的原则。具体做法是:佯顺明朝,笼络蒙古,示好朝鲜,集中力量统一女真。

  (一)恩威并用,由弱及强,统一女真。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兵锋直指尼堪外兰,揭开了统一女真的序幕,本着“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6]21的方针,“恩威并行”,对女真各部鲸吞蚕食。主要策略有二:

  一是先弱后强,远交近攻。以攻克图伦城为起点,努尔哈赤先致力于本部的统一,适时对周边的反对势力主动出击。八月,因萨尔浒城主诺米纳不遵守约定,“阴助尼堪外兰”[4]9186,至是,努尔哈赤杀诺米纳,占萨尔浒城;十二年正月,努尔哈赤族叔兆佳城主李岱曾“引哈达来侵”,努尔哈赤“率兵征之”[2]29,俘获李岱,占兆佳城;六月,因异母弟萨木占等人杀努尔哈赤的妹夫噶哈善,努尔哈赤杀萨木占,占马尔墩城。九月,努尔哈赤得知栋鄂部“自相扰乱”[6]48,果断出兵;十三年,出兵哲陈部,两年后将其吞并。至万历十六年,“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6]72,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建州女真。

  与此同时,对实力较强、距离较远的叶赫、乌拉等海西四部,则以拉拢结交为主,通过联姻、结盟的方式赢得喘息之机。万历十六年(1588)四月,哈达国万汗之子扈尔汗以女嫁给努尔哈赤。二十一年,古勒山之战中,努尔哈赤俘获乌拉贝勒布占泰并“恩养”之,先后将三个女儿嫁其为妻,七次与其盟誓。布占泰亦将其妹嫁给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叶赫贝勒布扬古“以妹归上”,金台石“以女妻上次子代善”,海西四部与努尔哈赤结盟共誓,愿“福禄永昌”[2]42。“联姻”和“盟誓”在一定时期内为努尔哈赤积蓄实力赢得了时间。

  二是打拉结合,剿抚并用。用兵过程中,为减少战争阻力,努尔哈赤坚持“恩威并施”的方针,通过杀伐消灭敌人,通过厚赏招徕盟友。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攻取朝鲜村之山寨,额亦都“首先进战”,“该城男女尽与彼杀之”;二十一年(1593)三月,讷殷七寨村民“叛往辉发部”,额亦都率兵“尽杀俘获之人”[5]1222、1224;九月,努尔哈赤迎战九部联军,“纵兵掩杀,尸满沟渠”[7]317。三十五年(1607)九月,努尔哈赤灭服而复叛的辉发部,“屠其兵,招服其民”;次年三月,努尔哈赤子侄征乌拉,围憨山城“克之,杀千余人,获甲三百副,尽收人畜而回”;四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亲征乌拉,布占泰率军三万迎击,结果“十损六七”,乌拉“自此灭矣”[7]325、326、329。

  对主动来归者,努尔哈赤以重赏收其心。万历十六年,苏完部长索尔果、栋鄂部长何和礼、雅尔古寨扈喇虎率部来归,努尔哈赤皆赏赐有加。天命元年(1616),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率妻子及部众百余户来归,努尔哈赤赐官各路长,“其众俱给奴仆、牛马、田庐、衣服、器具”[2]68。三年(1618),东海虎尔哈部纳喀答部长率百户来归,努尔哈赤赐愿意留下的八人役使“男妇二十口、马十匹、牛十头、锦裘蟒服并四时之衣,田庐、器用诸物毕具”,“其愿归之人感激乞留甚众”,还捎信给家乡的亲人说:“上以招徕安集为念,收我等为羽翼,恩出望外,吾乡兄弟诸人其即相率而来,无晚也。”[2]76努尔哈赤的招抚政策争取了同盟,加快了统一的进程。

  (二)示弱称臣,佯装顺从,伺机伐明。尽管与明朝有不共戴天之仇,因无力与之抗衡,努尔哈赤遂通过称臣、纳贡等方式,一面放松明廷的警惕,一面从其手中获取政治、经济上的支持,“藉中朝名号耀东方”[8]3。

  古勒寨之战,努尔哈赤获得“敕三十道,马三十匹,复给都督敕书”[2]26的补偿,成为建州女真名正言顺的领袖,取得对女真用兵的“合法”地位。为继续获得明朝的支持,在有能力反击之前,努尔哈赤一直表现出对明朝的臣服。万历十五年,随着军事斗争的不断胜利,他在佛阿拉“自中称王”,“定国政”,自称“淑勒贝勒”[9]18。这一举动引起明朝官员的警觉,兵科给事中张希皋上书:“建州夷奴儿哈赤及北虏,恍忽太结连助逆,实烦有徒,不可一日而忘备也,一切善从事宜,乞敕抚镇从长酌议具奏。”[10]3710对此,努尔哈赤却以“忠顺”从容化解明朝的戒心。其时,女真木札河部首领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骑,杀指挥刘斧,走建州”[11]65,努尔哈赤“剑斩其头,并被卤人民来献”。明朝制置使张国彦由此认为努尔哈赤“忠顺”,“上书请拜爵为都督佥事,令约束东夷”[12]32。加上努尔哈赤屡次归还被掳的汉民,明廷颁下敕书,升其为建州左卫都督佥事。努尔哈赤遂“窃名号夸耀东夷,则势愈强”[11]65。

  为消除明朝的戒心,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他亲率108人入京进贡,感激明廷的封赏。二十年(1592)八月,再次入京进贡,并“奏文四道,乞升赏职衔、冠服、敕书”[10]4678。此行,努尔哈赤求升龙虎将军的目的虽未达成,但他毫不气馁。之后的十余年间,他又数次带队进京。期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明廷发兵救援,努尔哈赤通过“建州贡夷马三非”向明朝请战,“愿拣选精兵,待严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杀倭奴,报效皇朝”[9]38—39。其请求虽被驳回,但其“忠心”获得回报,不仅在政治获得梦寐以求的龙虎将军职衔,还获得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执五百道敕书,受年例、金币……。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6]72-73。此外,还借机了解了明朝的虚实,笼络了一批官员,为之后攻打明朝做好了准备,可谓一举数得。

  努尔哈赤佯顺明朝的策略是十分成功的,用兵女真期间,明朝基本不干涉其军事行动,反将势力较强的海西叶赫作为头号敌人,屡次加兵,无疑成为他统一女真的助力。

  (三)笼络蒙古,示好朝鲜,稳定后方。征战中,为免跟明朝与蒙古或明朝与朝鲜两线作战,努尔哈赤将目标放在女真和明朝的同时,对蒙古和朝鲜采取了以抚为主的笼络策略。

  在统一建州本部之前,努尔哈赤与蒙古各部的利益冲突不大,但随着继续用兵建州的长白山三部及海西女真,不可避免的与相邻的漠南蒙古遭遇。万历二十一年(1593),叶赫不满努尔哈赤的势力扩张,纠集乌拉、哈达等女真六部及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卦尔察三部,组成九部联军进攻努尔哈赤。结果在古勒山遇伏,大败。科尔沁明安贝勒“弃鞍赤身,体无片衣,骑骣马脱出”[6]97。为拉拢蒙古,努尔哈赤“选所获蒙古人二十,被锦衣,骑战马,使还其巢穴”[13]446。科尔沁部贝勒瓮阿代派人送来战马100匹,骆驼10头,作为还礼。次年,明安及喀尔喀五部贝勒老萨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自是蒙古诸贝勒通使不绝”[2]41。三十三年(1605),“蒙古喀尔喀把岳忒部落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台吉恩格德尔来朝,献马二十匹”;翌年,又率蒙古五部喀尔喀诸贝勒使者“进驼马来朝”,尊努尔哈赤为“神武皇帝”。自此,“蒙古各部落每岁来朝,络绎不绝”[2]47。

  努尔哈赤还通过联姻的方式巩固与蒙古的同盟,万历四十年(1612),娶科尔沁明安贝勒之女;四十二年(1614)四月,蒙古扎鲁特部贝勒钟嫩“以女妻上子贝勒代善”,扎鲁特部内齐汗“以妹妻上子贝勒莽古尔泰”,科尔沁贝勒莽古思“以女归上子贝勒皇太极为婚”;十二月,扎鲁特部贝勒额尔济格“以女妻上子台吉德格类”;四十三年正月,蒙古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以女来归”[2]57—58。

  以强大的武力为后盾,努尔哈赤抚绥喀尔喀部的策略也取得了成效。天命四年(1619),明军反攻后金时,“厚遗金帛”给喀尔喀贝勒宰赛,宰赛率“万余骑,奄至铁岭城外”[14]462助明,结果兵败被俘。喀尔喀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率五部贝勒请求与后金结盟。十一月,后金与喀尔喀五部落贝勒盟,愿“合谋并力,与明修怨”[2]93。

  恩威并施,努尔哈赤对蒙古的怀柔政策取得了可喜成果,蒙古各部陆续来归,天命九年(1624),科尔沁部与努尔哈赤歃血为盟。至此,除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外,蒙古诸部均已归附。

  在外交斡旋和武力威逼下,努尔哈赤的对朝怀柔政策亦取得了初步成功。朝鲜与明接壤又与后金为邻,与明朝维持着几百年的友好关系,是其强有力的同盟。努尔哈赤攻打明朝,朝鲜的向背举足轻重。在后金崛起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曾多次借送还逃人的机会致书朝鲜,要求通好。但女真的强大令朝鲜颇为忌惮,双方虽有交往,但朝鲜一直没有给予正面回应。

  萨尔浒之战,朝鲜派兵助明,结果兵败,都元帅姜宏立等降金。努尔哈赤趁机以胜求和,他对投降的姜宏立等人“优以宾礼,数赐宴,厚遇之,士卒悉留豢养焉”。之后放其回国,并致书朝鲜国王:“尔朝鲜以兵助明,吾知非尔意也,迫于其势有不得已。且明曾救尔倭难,故报其恩而来耳。”希望其与明朝断交,与后金结盟。不久,光海君遣使致书努尔哈赤,愿“各守疆圉,复修前好”[2]83—85。

  三、灵活机动、因敌制胜的战术运用

  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用兵以来,努尔哈赤根据形势灵活选择对手,根据对手机动选择战术,奇计迭出,屡克强敌,其高超的用兵艺术,在当时引起强烈反响,被誉为“用兵如神”。总结起来,其战术运用原则主要体现在:

  第一,崇智尚谋,诡道制敌。孙子说“兵者,诡道”(《孙子兵法·计篇》),认为用兵应巧用谋略,讲求“兵不钝而利可全”,并提出了一系列欺敌、诱敌、惑敌、制敌之法。努尔哈赤亦认为:“用兵则以不劳已,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不劳兵力而克敌者,乃足称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2]68。“不劳已,不顿兵”“智巧谋略”是其用兵的鲜明特色。

  起兵之前,努尔哈赤曾与萨尔浒城主诺米纳盟誓,共同征讨尼堪外兰,诺米纳却屡次背盟。努尔哈赤决定征讨之,他佯装与其约定攻打巴尔达城,并令其先攻。诺米纳不从,此举正中努尔哈赤下怀,遂言:“尔不战,我当先之,尔兵仗悉予我。”诺米纳不知是计,将兵器全部交出。努尔哈赤“既得兵仗,遂将诺米纳、奈喀达及其兵尽诛之”[2]28。不费吹灰之力除掉敌人,夺得萨尔浒城。

  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欲攻抚顺,“欲伐木治攻具,恐为众所觉,乃以缮治诸贝勒马厩为名,遣七百人伐木以备攻具”[2]68。为顺利夺取抚顺,“先一日,奴于抚顺市口言:明日有三千达子来做大市。至日寅时,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乘隙突入掳杀”[10]10686。里应外合攻下抚顺,守将李永芳投降。

  努尔哈赤还深得设伏诱敌之精髓,他说:“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2]68万历十二年(1584),征栋鄂部,部主阿海巴颜闭城不出。努尔哈赤纵火焚城楼及村中庐舍后,因大雪罢攻。退兵时,他令兵众先退,亲率12人伏于浓烟中,“城内谓兵已退,引众出”。努尔哈赤“突出击之,斩四人,获甲二副”[2]31。万历十七年(1589),攻打兆佳城,努尔哈赤“伏兵城下”,“城内兵百人出,伏兵不即击,引弓射之”[2]36,敌军败走。

  战争中,努尔哈赤屡施奇谋变诈之术,“审机宜,决进退”[2]68,“每发兵以围猎为名,不知所向”[8]7,史称“狡黠异常”[10]11065“用计最诡”[15]741。

  第二,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实力是战争的决胜因素,孙子认为,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孙子兵法·谋攻篇》),要创造“我专而敌分”“以众击寡”(《孙子兵法·虚实篇》)的用兵优势。努尔哈赤就善于在一定时间和地点上,营造局部优势,形成攻击点上的我强敌弱,以克敌制胜。

  战术上,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和重创明军的几次大战,都遵循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原则。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部联军3万人分三路进攻建州。努尔哈赤兵力不及联军一半,但他指挥若定,向军民承诺“尔众无忧,我不使汝等至于苦战”。他分析“来兵部长甚多,杂乱不一”,是群“乌合之众”,只要占据有利地形,据险诱敌,“我兵虽少,并力一战可必胜矣”[6]94—95,遂在古勒山“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派额亦都率精骑百人出阵挑战。当时,九部联军久攻墨济格城不下,叶赫兵心浮气躁,见兵来击,首先“罢攻城,引兵来战”。额亦都佯败,且战且退,叶赫贝勒布寨“所乘马触木而踣”,因而被杀,敌兵大乱,其他贝勒“大惧胆落,弃众奔溃”[2]40。努尔哈赤趁势掩杀,杀敌4000,擒获乌拉贝勒布占泰、科尔沁贝勒明安等人,大获全胜。据险诱敌、集中兵力是此战获胜的关键。

  努尔哈赤还创造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集中兵力、克敌制胜的经典之战——萨尔浒之战。天命四年(1619),明廷集结10万大军,以辽东经略杨镐为主帅,兵分四路对后金发起反攻。努尔哈赤对明军的军事部署和行动计划进行了分析,认为“明使我先见南路有兵者,诱我兵而南也,其由抚顺所西来者,必大兵也,急宜拒战,破此,则他路兵不足患矣”,遂集中兵力进攻西路的主力杜松军。杜松率3万明军到达萨尔浒后,急躁冒进,再次分兵,以2万人驻守萨尔浒,自带1万人往界凡山。努尔哈赤见杜松孤军深入,遣兵一千支援界凡山,集中兵力攻萨尔浒,认为“此兵破,则界凡之众自丧胆矣”[2]79—80。果然,一举击破杜松的明军主力后,顺利北上、南下,相继破明北路、东路军。努尔哈赤以损兵200的微小代价,换取了歼敌5万的重大战果,史称“萨尔浒一役,翦商业定。迁都沈阳,规模远矣。比于岐、丰,无多让焉”[4]17。

  战略上,努尔哈赤“伐大木”“渐至微细”的理论,是其集中兵力的绝佳妙用,他曾说,“譬伐大木,岂能遽摧?必以斧斤斫而小之,然后可折”[2]53。即面对强大的对手,不可硬拼蛮干,而要聚力于一点,对对手鲸吞蚕食,积小胜为大胜,最终战胜对手。努尔哈赤的强大制胜之路,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三,知彼知己,善用间谍。孙子说:“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孙子兵法·用间篇》)简言之,就是通过用间获取敌情。努尔哈赤屡挫强敌,重视战前侦查、谋定而后动是关键,其出神入化的战术运用与他建立的庞大间谍网络有直接关系。史称“自贼发难,专用间谍,潜伏内应,以故攻不事临冲,战不必血刃”[11]85,堪称用间的典范。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为拉拢辉发,努尔哈赤将其女许给辉发贝勒拜音达里。然拜音达里不敢与叶赫决裂,以求亲为缓兵之计,暗中“将城垣修筑三层以自固”[6]136。继之,自恃城坚,遂绝亲。努尔哈赤怒而出兵,“暗使精兵数十骑,扮作商人,身持货物,送于回波,留连做商。又送数十人,依此行事。数十、数十以至于百余人,详探彼中事机,以为内应。后猝发大兵,奄至回波。内应者作乱开门,迎兵驱入,城中大乱,以至于失守”[16]760。

  天命四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中,明军还未出动,就已泄露师期,山西道御史冯嘉会事后奏言:“我师进剿,出揭发抄,略无秘密,以致逆奴预知,在在设伏,三路败衂职此之咎。又闻奴酋狡黠异常,不但辽左事机,尽为窥瞰,而长安邸报,亦用厚赀抄往,盖奸细广布,则传递何难?”[10]11065由于情报准确,处置得当,仅仅4天,后金就取得了全面胜利。

  之后,攻取开原,间谍出力甚多。曾任明兵部尚书、辽东经略的王在晋说:“开原未破而奸细先潜伏于城中,无亡矢遗镞之费,而成摧城陷阵之功。奴盖斗智而非徒斗力也。”围攻铁岭时,明朝参将丁碧被收买,“开门迎敌”[15]126、130,铁岭城陷。在攻打沈阳和辽阳时,努尔哈赤亦大量使用间谍,以至“奸谍满辽阳”[8]14。通过间谍的活动,努尔哈赤掌握了准确的情报,就能抢先排兵布阵,措置得当。正如王在晋所言“奴酋举动必先布机关,潜图协应。虚实之形,头头熟覸;缓急之势,着着不差”[15]537。

  对于努尔哈赤的用间艺术,时人深有感触,认为“孙武子十三篇,终于用间。其言用间有五,今贼皆工用之”。反观明朝一方,“自发难以来,有能得贼谋主几人,酋率几人,悉其主名者乎?有能得贼谋主孰最宠信,酋率孰最饶(骁)勇,洞其曲折者乎。有能得贼诸子孰能孰劣,并贼于诸子中孰最怜爱,揣其形似者乎?……”[11]86不明敌情不知彼,是明军接连失败的重要原因。王在晋直言:“腹地无奴奸,贼必不来,即来不深入。城内无贼,奸必不犯,即犯而城不陷。”[15]742

  四、止步辽东、兵败宁远的名将之殇

  孙子说:“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为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孙子兵法·形篇》)实力固然是战争取胜的根本,但对手能否被战胜,还要看其有无可乘之机,若对手既有实力又防守严密,就不能强求胜利。尤其不能“怒而兴师”“愠而致战”。然努尔哈赤却未做到上述两点,故“自二十五岁征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7]387。其兵败宁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深层次的原因,是其辽东政策失误的最终结果。努尔哈赤攻下辽沈后,在辽东地区推行一系列民族压迫和歧视政策,包括:

  一是剃发。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地方,都令当地居民剃发表示臣服。天命三年(1618),袭取抚顺,被掳掠的军丁八百余人,尽数剃发;六年(1621),占辽沈,下令自行剃发者不杀,镇江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派兵镇压,不剃发者悉数被杀。镇江与朝鲜仅隔一条鸭绿江,很多人欲渡江逃亡,“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以死”[1]702。

  二是强迁。攻占辽沈后,为免汉人逃回明境,努尔哈赤令“将长甸、永甸、大甸、新甸、古河及沿江而居之各屯汉人,悉行移入就近各城堡”,不从者“不如杀之”[5]250—251。不久,再令镇江、汤山等五地居民迁居内地。迁徙之民背井离乡,丢弃田产故业,颠沛路途,还备受女真人欺压,不满情绪高涨。

  三是强令汉人与女真人同住同食。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随迁的女真人没有房屋、粮食、土地,为解决他们的生活问题,努尔哈赤令:“诸申、汉人同居一屯,粮则共食,共以草料喂养牲畜。”[5]260女真人作为战胜者,不仅侵夺汉人财产,还肆意奴役他们,汉民忍无可忍,奋起反抗。

  四是将无粮汉人掠杀或贬为奴。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令清查各地户口和各户粮食,“与诸申同居之汉人,一口有粮五斗者,则计入有粮人之数内,一口有粮四斗三斗者,若有牛驴,亦计入有粮人之数内,若无有牛、驴,则取其户为奴”。后又因“得辽东以来,汉人无定,逋逃不绝,奸细肆行,务田不勤”,令将“无食闲游之乞丐、光棍,……即行捕送。若有妻孥,则将妻孥赏于捕送之人;若无妻孥,则捉一人赏银三两”[5]585-588。

  上述措施激化了民族矛盾,辽民不断反抗、叛逃,甚至发生汉人企图投毒暗杀努尔哈赤的事件。天命六年(1621)五月,努尔哈赤视察海州,参将在衙门设宴,“军士查获投毒之汉人八名,即令八名汉人自服其药,八人皆死”[5]207,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体现。

  直接的原因是努尔哈赤战术指挥的错误。对于攻城,努尔哈赤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先用间谍摸清虚实隐为内应,再佐以强攻。此法助努尔哈赤破抚顺、拔清河、取辽沈,但在宁远之战中却失灵了。原因在于守将袁崇焕经营宁远的措施得力,他加固城堡、制造炮械,训练士兵,招徕民众屯垦耕种,城坚、兵强、民乐赴死。针对努尔哈赤的间谍战,袁崇焕在战前就进行彻底的除奸行动,“令同知程维楧诘奸”[17]6709,派诸生巡守街巷路口,“纵街民搜奸细”[18]3500。由于清查彻底,“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18]3214。就连隐藏在城中的、神通广大的大间谍武长春,亦“因袁兵道关防甚严,逃出进京”,后“被东厂缉获”[18]3283处死。

  努尔哈赤的用间策略发挥不了效用,就强攻宁远城。面对强攻,袁崇焕不正面出战,在宁远城上修筑炮台,将11门大炮架设其上,采用“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19]175方法,对抗后金军。在以往的冷兵器对战中,努尔哈赤的强攻屡屡奏效,但以传统的步、骑兵对抗火器,优劣立显。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二十四日,后金攻城第一天,宁远城下“贼尸堆积”[18]3370,损失惨重。对于攻城之法,努尔哈赤曾说过:“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拔,则进攻之,否则勿攻,傥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2]68然宁远一战,努尔哈赤却被失败冲昏了头脑,不断“怒而兴师”,之后两天屡败屡战,伤亡持续,最后才改变策略,进攻明军的储粮之地——觉华岛。

  宁远大战一败涂地,努尔哈赤遭遇起兵40余年来的第一次重创,事后,刘学成上书指出:“汗未及日中即取沈阳,一日而取辽东,其余所下之城不可胜数。今已二日,为何未得宁远?非辽东、沈阳之人较宁远寡而弱,枪炮较宁远少而钝也。乃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无战心也。兼之,车梯藤牌朽坏,器械无锋及汗视宁远甚易,故天降劳苦于汗也。”[5]693—694可见,努尔哈赤骄傲轻敌,没有认真操练士兵、整修战具,不认真备战也是宁远战败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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