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东北 > 东北民族

东北民族

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2017-10-15 08:51 程尼娜《求是学刊》 1337

夫余国曾是两汉时期东北边疆最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也是汉魏晋王朝最忠实的朝贡成员。魏晋时期夫余国随着中原汉族王朝的衰落而衰落，一度被纳入慕容鲜卑和高句丽的朝贡体系。考察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经营方式，分裂时期东北...

　　（文章来源：《求是学刊》 2014年第4期P166-173页）

　　夫余国曾是两汉时期东北边疆最为强大的地方政权，也是汉魏晋王朝最忠实的朝贡成员。魏晋时期夫余国随着中原汉族王朝的衰落而衰落，一度被纳入慕容鲜卑和高句丽的朝贡体系。考察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有助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对东北边疆的经营方式，分裂时期东北民族朝贡制度的结构与运作形式，进而认识朝贡制度对治理东北边疆的历史作用。

　　一、关于夫余国的两个问题

　　关于夫余国的建国时间和分布地域，由于学者们对史料解读各异，至今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两个问题与本文研究主题关系密切，需首先考辨之。

　　夫余国于何时建国？关于夫余建国的年代，中国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在13世纪成书的朝鲜史书《三国遗事》卷一《北夫余》引《古记》中记载：“《前汉书》宣帝神爵三年壬戌（公元前59年）四月八日，天帝降于纥升骨城，乘五龙车，立都称王，国号北夫余。”因该书成书年代较晚，中国学界大多并不采用夫余建国于公元前59年一说。东汉王充的《论衡》记载了一则关于夫余建国的传说：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1］（P19）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夫余》记载：

　　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其民土著，有宫室、仓库、牢狱。多山陵、广泽，于东夷之域最平敞。土地宜五谷，不生五果。……国之耆老自说古之亡人。作城栅皆员，有似牢狱。……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国有故城名濊城，盖本濊貊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以也。

　　前一则史料云：北夷橐离王子东明南走，渡掩淲水，建夫余国。①李新全：《高句丽建国传说史料辨析》认为王充在《论衡·吉验篇》中为了阐明“吉人自有天相，并能得到天助”这一宿命论的观点，叙述了东北地区的这一传说，但他把夫余国王的侍婢误认为是北夷槖离王侍婢，把卒本夫余同汉魏夫余混为一谈。这则传说实际上是高句丽始祖东明（朱蒙、邹牟）的建国传说。后世一些史家和学者把本是高句丽的建国传说误认为是夫余的建国传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北夷橐离国。参见《东北史地》2010年第5期。这一看法否定了学界的传统观点，可备一说。后一则史料又云：夫余国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国有故城名濊城，夫余王于其中，并有“濊王之印”。由此为我们认识夫余国的由来、族属、地望提供了重要的信息。

　　“夫余”首次见于中国史籍记载是《史记·货殖列传》：“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里夫余与乌桓并提，乌桓原为匈奴属部，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武帝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2］（P2981）。显然汉武帝时期长城之北已有夫余国。上面所引《论衡》与《三国志》的记载描绘了橐离王子至秽貊之地建立夫余国的过程，国有故城名“濊城”，夫余王于其中，并有“濊王之印”。夫余王所持有的“濊王之印”应是汉朝册封赐予的，但查遍史书不见汉朝册封夫余王为“濊王”的记载，而且按照当时的惯例，汉帝册封边疆民族政权王时，通常是以其国号进行册封，即汉朝应册封夫余国王为“夫余王”，而不是“濊王”。如果不是汉朝册封的，夫余王所持之印来自何处？《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东夷薉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师古曰：“南闾者，薉君之名。”《后汉书》记载此事更为详细：“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2］（P2817）日本学者栗原朋信先生推定“濊王之印”是汉武帝设置苍海郡时授给濊君南闾的，认为这时夫余的势力可能扩大到鸭绿江方面濊人地区。［3］神崎勝先生认为这一推测若能成立，获得濊王印的夫余将其王城称为濊城，拥有对濊人的宗主权。［4］笔者赞同“濊王之印”是汉武帝时授予濊郡南闾的印。《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辽东郡有人口“户五万五千九百七十二，口二十七万二千五百三十九”。辽东郡是汉朝东北大郡，南闾所率28万人与辽东郡人口大体相当，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人口数字，在武帝接受濊君归附设立苍海郡时，很可能赐濊君以王印。若比照同时期受册封的滇王事例，授其印文为“濊王之印”，可以讲得通。

　　但此时夫余刚刚建国，东南有强大的卫氏朝鲜国，夫余向外扩张征服濊君南闾的可能性不大，笔者认为可能是朝鲜王依仗兵威役属邻近弱小部族，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南闾为了脱离朝鲜王的控制率众诣辽东内属。濊人是东北地区土著，主要分布在东北的东部地区，自先秦以来西流松花江流域的土著民即是濊人，濊君南闾所统领28万濊人部众与西流松花江流域的濊人是否有关系，有何关系，已无从得知。东汉人服虔曰：“秽貊在辰韩之北，高句丽沃沮之南，东穷于大海。”［5］（P169）然服虔所云为东汉朝鲜半岛东部沿海之濊人，与西汉时期濊人分布状况已有很大变化。武帝于南闾之地设置苍海郡，大约因“苍海”之名，有人认为苍海郡应邻近大海。但从历史上看，靺鞨人大祚荣据守东牟山建震国，唐朝册封其为渤海郡王，其地远离大海。因此，苍海郡未必一定在海边。汉朝于武帝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春，“罢苍海郡”［5］（P171）。估计在汉朝撤销苍海郡后，乌桓迁到五郡塞外之前，即公元前126—前120年左右，橐离王子至濊人之地建立了夫余国。推测其后濊君因不堪朝鲜王的役属投靠了夫余王，将“濊王之印”献给了夫余王。“濊王”当为汉朝授给濊君南闾的封号，后为夫余王所承用，故夫余王持有“濊王之印”。这只是一个假设。希望今后能有出土材料揭开夫余王所持“濊王之印”的来历之谜。

　　夫余王出自北夷橐离国，王族有“古之亡人”之说。南朝刘宋人范晔作《后汉书·东夷传·夫余》时也收入了《论衡》记载的夫余国建国传说。那么，橐离国在今何地？学界对此有各种不同看法，张博泉先生认为在黑龙江与松花江合流处以北，博朗湖以西，布列亚河以东地区。［6］干志耿先生认为橐离在今嫩江下游和松花江中游以北地，约当今呼嫩平原，为嫩江、松花江及呼兰河、乌裕尔河流域之广阔平野，嫩江流域的白金宝文化即是橐离文化。［7］王绵厚先生认为黑龙江宾县庆华古城是橐离王城，其地域在拉林河和东流松花江之间松江平原东部，张广才岭以西地区。［8］李延铁、于建华二位先生支持王绵厚关于橐离国地域的看法，但指出根据考古发掘情况看，庆华古城压在遗址之上，古城的年代可能已晚至东汉初或更晚，将其定为索离（即橐离）国王城是不妥当的。［9］由于史书没有关于橐离国地理环境的记载，学者们一般是依据对夫余国地理及考古学文化的认识来推论橐离国的所在地。

　　那么，北夷橐离国王子东明渡掩淲水所建的夫余国在今何地？《三国志·魏书·夫余传》记载：“夫余，在长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与高句丽、东与挹娄、西与鲜卑接，北有弱水，方可二千里，户八万。”学界对于这条史料的解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以张博泉先生为代表，认为夫余国南界距玄菟郡千里，以松嫩平原为中心，南到拉林河，西至大兴安岭东麓，北抵“弱水”指黑龙江。［10］二是以李健才先生为代表，认为夫余王城据玄菟郡千里，以西流松花江流域为中心，南至辉发河上游分水岭一带，北抵“弱水”指东流松花江，在今黑龙江境内通河以西的东流松花江西段，东至张广才岭，西到今吉林省白城地区。①李健才：《夫余的疆域和王城》，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4期。李健才先生推定夫余王城在今吉林省吉林市附近的龙潭山古城或东团山古城及其南麓的南城子古城。武国勋先生进一步提出吉林市东团山“南城子”古城是夫余王城，经实地勘测证实南城子古城是一座圆形古城，符合夫余城的“圆栅”之制。参见武国勋：《夫余王城新考——前期夫余王城的发现》，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4期。后一种观点为多数学者所采纳。虽然两汉时期西流松花江流域地区考古学文化是夫余文化已为学界所认同，但是由于这一时期相关地区已发表的考古发掘材料有限，松嫩平原考古学文化面貌还不十分清晰，如上引文云夫余国“作城栅皆员，有似牢狱”［11］（P841）。在拉林河以北发现一些圆形城址，北自乌裕尔河流域，南到东流松花江两岸地区之间，发现了系列性的大小不等的多处椭圆形古城或聚落堡寨遗址，如前面提及的庆华古城等。［12］目前学界多将其划入橐离文化圈，认为夫余人建城形制是源于橐离人。然而，这些都是考古调查材料，并没有进行科学考古发掘，对上述遗址的年代还没有清楚的认识，夫余文化是否存在区域性？在对夫余文化的考古学内涵和分布地域得出清晰认识之前，还不能完全将松嫩平原排除出夫余文化范围。因此，关于夫余国的地域还不能完全否定第一种观点。

　　夫余国大约建立于汉武帝时期，其国民以濊人为主，社会发展水平已进入早期国家形态，《三国志·魏书·夫余传》记载：汉时，夫余国公共权力已经形成，有君王、官吏、刑狱、军队、礼仪，社会基层组织为邑落，社会分层鲜明，形成大人、豪民、下户、奴婢等不同等级，具有富有特色的风俗文化。

　　二、夫余国与汉朝的朝贡关系

　　从《史记·货殖列传》的记载看，夫余国最晚在汉武帝时期已经与汉朝发生关系，但是否已成为东北边疆民族朝贡体制中的成员，尚不能确定。《汉书·王莽中》记载：“莽策命曰：‘普天之下，迄于四表，靡所不至。’其东出者，至玄菟、乐浪、高句骊、夫余。”［5］这表明最晚王莽时期夫余已成为东北民族朝贡制度成员。

　　两汉时期，夫余国是继朝鲜国后东北各族中社会发展最为先进的地方政权，在东北朝贡成员中谨守朝贡制度规则，与汉朝的关系最为密切，汉朝也给予夫余王以较高规格的待遇。《三国志·东夷传·夫余》记载：

　　汉时，夫余王葬用玉匣，常豫以付玄菟郡，王死则迎取以葬。公孙渊伏诛，玄菟库犹有玉匣一具。今夫余库有玉璧、圭、瓒数代之物，传世以为宝，耆老言先代之所赐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

　　所谓“玉匣”即汉朝诸侯王去世时所用的葬服，已为现代考古发现所证明，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金缕玉衣”［13］，江苏徐州西汉楚王刘和墓出土的“银缕玉衣”［14］，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15］，现代人所说的“玉衣”即为汉代人所说的“玉匣”。夫余王作为藩属诸侯从汉朝领受的玉匣，当与南越王同，即为“丝缕玉衣（匣）”。夫余国库所存玉璧、圭、瓒等数代之物，如夫余耆老所言为中原王朝所赐，当不乏汉帝所赐之物，其中“濊王之印”如前面所考或为汉朝赐予濊君南闾，后为夫余王所得，汉朝因之册封其为“濊王”。

　　两汉时期，夫余国朝贡事务由玄菟郡掌管，夫余岁时遣使诣郡朝贡。按照汉朝边疆民族朝贡制度的规定，夫余国王应适时诣阙朝贡。西汉时期不见关于夫余国遣使诣阙朝贡的记载①《史记》、《汉书》中几乎不见关于藩属诣阙朝贡的记载，这或与史家不记或少记这类事迹有关。，东汉顺帝时，夫余王本人曾亲自诣阙朝贡，“永和元年（136年），其（夫余）王来朝京师，帝作黄门鼓吹、角抵戏以遣之”。从汉朝接待夫余王的隆重仪式上可看出汉帝对夫余王朝贡比较重视，这应与夫余国能够谨守朝贡制度的规则有一定关系。早在夫余王赴京朝贡之前，曾派遣嗣子诣阙朝贡，“永宁元年（120年），（夫余王）乃遣嗣子尉仇台诣阙贡献，天子赐尉仇台印绶金彩”。汉安帝赐予夫余王嗣子什么官号，印文为何，恐怕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的考古发现了。据史籍记载统计，夫余王曾4次遣使到京师朝贡，分别是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49年）、安帝延光元年（122年）、桓帝延熹四年（161年）、灵帝熹平三年（174年）。［2］（P77，234，309，2812）夫余人诣京朝贡次数不多，这与汉朝对夫余国实行诣边郡朝贡为主的规定有关。

　　从考古学文化研究成果看，夫余国纳入朝贡制度以后汉文化传播到夫余地区，并产生了强烈影响，以吉林市为中心，南到通化地区北部，夫余文化明显吸纳较多的汉文化因素，如在榆树老河深二期文化出土了汉式铁制生产工具、锸、凿；四乳四蟠纹镜、四乳八鸟纹镜、四神规矩镜、七乳七兽纹镜，鎏金铜带钩和错银铜带钩，以及五铢钱等［16］；吉林市帽儿山夫余墓葬中曾出土精美的漆奁盒、耳杯、勺和丝织品等。［17］（P6-7）在夫余国的中心地今吉林市地区甚至发现单纯的汉文化遗存，李文信先生认为出土于龙潭山车站至东团山子间之铁道两侧的汉族文化遗物，种类多，出土范围广，此绝非东北土著民所有，为汉人移住此地颇久，人数甚多，毫无容疑。［18］若如李文信先生所言在夫余地区出现了汉人聚居点，说明夫余与宗主国之间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安帝建光元年（121年）秋，高句丽王宫“率马韩、秽貊数千骑围玄菟。夫余王遣子尉仇台将二万余人，与州郡并力讨破之。斩首五百余级”。夫余建国早于高句丽，国力也比高句丽强大，夫余王主动出兵与州郡兵合力击败反叛寇边的高句丽人，为保塞安边尽到了朝贡成员的责任。

　　然夫余国也并非没有反叛行为，两汉时期夫余寇边郡事件，见于记载有二次：

　　安帝永初五年（111年），夫余王始将步骑七八千人寇抄乐浪，杀伤吏民，后复归附。

　　（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夫余）王夫台将二万余人寇玄菟，玄菟太守公孙域击破之，斩首千余级。［2］（P2812，319）

　　两代夫余王起兵寇抄乐浪、玄菟郡的原因不详，但从出兵数量看，不是小规模的抢掠财物、人口，而是较大规模的冲突，这或许与民族矛盾、政治歧视有关。

　　夫余本属玄菟郡管辖，献帝时，夫余王求改属辽东郡。其中原因如《三国志》所云：“夫余本属玄菟。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献帝时，公孙度割据辽东，籍田、治兵，“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自立为辽东侯、平州牧”。［11］（P842，252）夫余投靠公孙氏，以求得到保护。但陈寿所记此时夫余王为尉仇台，这与《后汉书》记载安帝永宁元年（120年）夫余王嗣子尉仇台同名，从一年后尉仇台率二万人与州郡兵合力击破高句丽军的记载看，这时的尉仇台至少也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人。公孙度割据辽东的时间是献帝初年到建安九年（190—204），如果两个尉仇台是一人，这时的尉仇台已经是百岁老人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后汉书》与《三国志》的记载除非是两人重名，否则必有一误。

　　夫余国的北面，分布着肃慎族系的挹娄人。两汉时期，挹娄人始终臣属于夫余国，《三国志·东夷传·挹娄》记载：

　　挹娄……古之肃慎氏之国也。善射，射人皆入目。矢施毒，人中皆死。出赤玉、好貂，今所谓挹娄貂是也。自汉已来，臣属夫余，夫余责其租赋重，以黄初中叛之。夫余数伐之，其人众虽少，所在山险，邻国人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其国便乘船寇盗，邻国患之。东夷饮食类皆用俎豆，唯挹娄不，法俗最无纲纪也。

　　夫余国向挹娄人责取“租税”，挹娄人向夫余国贡纳“赤玉好貂”。夫余国作为汉朝的朝贡制度成员，又有自己的藩属部落，这种现象在汉朝边疆朝贡体系内并不鲜见。李大龙先生在研究汉唐藩属体制时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他指出：汉唐王朝宗藩体制内，一些边疆民族政权往往有自己的藩属体系，可称为“亚藩属体制”。两种藩属体制不属于一个层次，后者从属于前者。［19］（P534）

　　三、夫余国与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汉末魏初，夫余国仍以西流松花江流域为中心，东接高句丽，西邻鲜卑。在东北边疆各族中，夫余还是拥有较强实力的政权。《三国志·魏书·夫余传》记载：

　　汉末，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尉仇台死，简位居立。无适子，有孽子麻余。位居死，诸加共立麻余。牛加兄子名位居，为大使，轻财善施，国人附之，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俭讨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大加郊迎，供军粮。

　　公孙度割据辽河流域及其以东地区后，在名义上还是汉、曹魏的辽东太守，实际上已经成为割据一方的政权，其“立汉二祖庙，承制设坛于襄平城南，郊祀天地，藉田，治兵，乘鸾路，九旒，旄头羽骑”［11］（P252），并着手经营自己的朝贡体系。“公孙度雄张海东，威服外夷，夫余王尉仇台更属辽东。时句丽、鲜卑强，度以夫余在二虏之间，妻以宗女。”［11］（P842）公孙度为控制东北边疆各族，选择地处东北塞外中间区域又拥有较强实力的夫余国作为拉拢对象，送宗女与夫余王尉仇台联姻。夫余王请求由过去属玄菟郡改为诣辽东郡朝贡，名义上是汉王朝的朝贡国，实际上则是公孙氏政权的朝贡者。《三国志·魏书·牵招传》记载：“辽东太守公孙康自称平州牧，遣使韩忠赍单于印绶往假峭王。峭王大会群长，忠亦在坐。峭王问招：‘昔袁公言受天子命，假我为单于；今曹公复言当更白天子，假我真单于；辽东复持印绶来。如此，谁当为正？’……忠曰：‘我辽东在沧海之东，拥兵百万，又有扶余、濊貊之用；当今之势，强者为右，曹操独何得为是也？’”

　　魏文帝代汉自立，原在公孙氏政权朝贡制度下的夫余和高句丽、秽貊等东北民族马上便转向对曹魏政权遣使朝贡，黄初元年（220年）三月，“秽貊、扶余单于、焉耆、于阗王皆各遣使奉献”［11］（P58）。夫余王麻余时，大使位居把持国政，“岁岁遣使诣京都贡献”，此时公孙氏政权或已被曹魏所灭。魏齐王正始五年（244年）幽州刺史、护乌桓校尉毌丘俭率军讨伐高句丽，“遣玄菟太守王颀诣夫余，位居遣犬加郊迎，供军粮”。夫余以六畜名官，犬加、牛加皆为官名。夫余为魏提供军粮，是朝贡制度成员对宗主国应尽的义务。

　　西晋武帝朝，夫余国“频来朝贡”［20］（P2532）。太康六年（285年）夫余遭到南面慕容鲜卑的袭击，一度失国，成为夫余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一》记载：

　　初，涉归与宇文鲜卑素有隙，廆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廆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帝遣幽州诸军讨之，战于肥如，廆众大败。自后，复掠昌黎，每岁不绝。太康六年，又率众东伐扶余，扶余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廆夷其国城，驱掠万余人而还。太康七年（286年），廆寇辽东，故扶余王依虑子依罗求率见人还复旧国，请援于东夷校尉何龛，龛遣督护贾沉将兵救之，廆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于路，沉力战斩丁，遂复扶余国。尔后，廆每掠其种人卖于中国，帝又以官物赎还，禁市扶余之口。

　　《晋书·夫余传》记载：

　　（夫余）太康六年，为慕容廆所袭破，其王依虑自杀，子弟走保沃沮。帝为下诏曰：“夫余王世守忠孝，为恶虏所灭，甚愍念之。若其遗类足以复国者，当为之方计，使得存立。”有司奏护东夷校尉鲜于婴不救夫余，失于机略。诏免婴，以何龛代之。明年，夫余后王依罗遣诣龛，求率见人还复旧国，仍请援。……

　　慕容鲜卑出兵攻掠夫余，起因是慕容廆向晋朝提出攻打宇文鲜卑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于是迁怒于对晋朝“世守忠孝”的朝贡国夫余。大约因为夫余国没有任何防备，在慕容廆的突然袭击下，王城沦陷，夫余王依虑自杀，王室子弟逃往沃沮地避难。在慕容廆攻打夫余时，晋护东夷校尉鲜于婴没有及时出兵援助夫余，造成夫余国破王死，并被慕容部掠走万余人。晋朝罢免了失职的鲜于婴，翌年在新任护东夷校尉何龛的帮助下，夫余复国。但慕容廆仍然经常掠夺夫余人口，转卖于中原，直到太康十年（289年）慕容廆归降晋朝才罢手。尽管晋帝甚愍念夫余，以官物为夫余赎还被转卖的人口，然夫余历经国破与连年的骚扰，国力逐渐衰落下来。

　　不久，中原爆发“八王之乱”。晋室内乱，夫余失去了强大的依靠，估计此时夫余仅能维持诣护东夷校尉朝贡而已。东晋初年，晋朝最后一位平州刺史、护东夷校尉崔毖兵败逃往高句丽之后，辽东、昌黎大部分地区为慕容鲜卑占有。晋室南迁，中原无主，世守忠孝的夫余王不会主动向“夷狄”小国朝贡，夫余位于内陆，又无法越海向东晋朝贡，故一直不见有关夫余朝贡的记载。再次见到有关夫余的记载，已是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时为前燕王慕容皝不奉晋朔的第二年，前燕为营建自己的朝贡体系，出兵征服夫余国。①《资治通鉴》卷九七《晋纪十九·显宗成皇帝下》永和二年春正月条下记载：“初夫余居于鹿山，为百济所侵，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设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069页。这条记载存在问题，首先，百济为朝鲜半岛南部刚刚建立的政权，与夫余并不接壤，且二者中间为高句丽，百济不可能攻打夫余。其次，夫余位于辽东郡塞外，此时前燕已占据辽东郡，两者已是比邻，夫余不迁就在“近燕”之地。最后，如前所述，夫余与前燕关系不好，夫余没有不设防备的理由。《资治通鉴》所记不知有何依据。以往学界曾对这条史料进行考辨，认为“百济”当为“高句丽”，并对“西徙近燕”的夫余居地进行考证。笔者认为这条史料所言之事疑点太多，故不取。《十六国春秋·前燕录三·慕容皝下》记载：皝遣世子儁及广威军渡辽恪、折冲慕舆根三将军率骑万七千袭扶余，儁居中指授，军事皆以任恪，遂拔扶余，虏其王玄及部众五万余口，而还。皝署玄为镇军将军，以女妻之。

　　这次战争之后，夫余国转为前燕政权朝贡体系的成员。五世纪前后，夫余国的东邻高句丽国逐渐强大起来，在与后燕反复较量、争夺之后，东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高句丽好太王占据了辽东。②高句丽占据辽东的时间参见金毓黻：《东北通史》，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1980年版，第145页。不久，又向北征服了夫余国，据《好太王碑》记载：

　　廿庚戌，东夫余旧是邹牟王属民，中叛不贡。王躬率往讨，军到余城，而余举国骇服。献出□□□□□□。王恩普覆，于是旋还。［21］（P2532）

　　高句丽好太王二十年（410年），即东晋安帝义熙六年，北燕冯跋太平二年。从“中叛不贡”看，此前夫余已成为高句丽的朝贡国。然二者朝贡关系建立时间不长，夫余叛而不贡，导致好太王出兵讨伐，其结果自然是夫余恢复向高句丽朝贡。

　　北魏灭北燕后，占领了辽河以西地区，辽河以东地区依然是高句丽的辖区。此时夫余国已经十分弱小，《魏书·高宗文成帝纪》记载：文成帝太安三年（457年），“于阗、扶余等五十余国各遣使朝献”。这是夫余首次向北魏朝贡，也是最后一次向中原王朝朝贡。《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七》记载：文咨明王三年（494年），“扶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时为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八年。据高句丽朝贡北魏的使臣所说，夫余亡国的原因是“为勿吉所逐”。［22］（P2216）北朝时勿吉势力进入西流松花江流域，这对夫余国的确是很大的威胁，但真正使夫余人无法立国的除了北面勿吉的蚕食，还有东面高句丽国的侵吞。最后，夫余王只得携妻孥以国降高句丽。显然弱小的夫余国几乎无力与北魏建立朝贡关系，因而《魏书》不为夫余国立传，可以说，夫余还称不上是北魏东北边疆朝贡体制的成员。

　　综上，夫余国建立于西汉武帝时期，其地在西流松花江流域到嫩江下游地区。最晚在西汉末年夫余国已成为汉朝东北边疆朝贡制度成员，夫余王谨守朝贡制度规则，得到汉朝授予藩属王的印绶和玉匣。汉魏晋时期夫余朝贡活动先后由汉朝的玄菟郡、辽东郡，魏晋王朝的幽州、护东夷校尉府管辖，在夫余国强盛时期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两晋时期，在东北朝贡成员之间发生战争时，世守忠孝的夫余国得到晋朝的扶持和保护，但当晋朝内乱，自顾不暇时，夫余国失去中央王朝的保护，迅速衰落，最后亡国。

　　参考文献：

　　［1］王充：《论衡》，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3］栗原朋信：《文獻にあらわれたゐ秦漢璽印の研究》，载《秦漢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60.

　　［4］神崎勝：《夫餘の歷史に関する覺書》上，《立命館文學》542號，1995年12月.

　　［5］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6］张博泉：《〈魏书·豆莫娄传〉中的几个问题》，载《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2期.

　　［7］干志耿：《古代橐离研究》，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

　　［8］王绵厚：《东北古代夫余部的兴衰及王城变迁》，载《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第2期.

　　［9］李延铁、于建华：《从索离沟的考古发现看古索离国的地望》，载《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

　　［10］张博泉：《夫余史地丛说》，载《社会科学辑刊》1981年第6期.

　　［11］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