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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桓山、鲜卑山新诠——以汉代东北亚生态环境史为视角

2017-11-06 12:47 渤海大学政治与历史学院赵文慧，王海 3204

乌桓和鲜卑是历史时期活动在东北亚的游牧民族。史称，“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1]，“鲜卑亦东胡之余也，别保鲜卑山，因号焉”[2]。看来，这两个民族的称呼与其最初所“保”的两座山脉——乌桓山、鲜卑山有关。乌桓山、鲜卑山是中国古代民族历史地理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对两山地理位置...

乌桓山、鲜卑山新诠——以汉代东北亚生态环境史为视角图1

　　一、乌桓山、鲜卑山学术史回顾

　　乌桓山学术史回顾。关于乌桓山的地理位置，学术界大概有三种主要观点，又可以分为确指和泛指两大类。

　　（一）确指：（1）乌辽山说。首倡此说的乃清代学者张穆。他在《蒙古游牧记》中记载：“阿鲁科尔沁部西北百四十里有乌辽山，即乌丸山”[3]。林幹先生亦持此说，他在《东胡史》一书中写到：“东胡原先活动的地区本在今内蒙古东部老哈河上游东南至辽宁大小凌河流域，即包括今赤峰市、朝阳市、锦州市及其周围的大片地方。故后来被匈奴击破，全部逃散时，乌桓一支便就近逃至老哈河以北的西拉沐沦河流域，而鲜卑一支则更北逃至西拉沐沦河东北（乌桓之东北）。故清末人张穆在《蒙古游牧记》中说，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一百四十里有乌辽山（乌桓山）。故不论乌桓族为因山得名或乌桓山为因族名山，总之乌桓人最初逃散时为退居于此，当属可信”[4]。

　　（2）赤山说。张博泉先生在《乌桓的起源地与赤山》一文中认为乌桓山与赤山实际上是一个山，但是今西拉沐沦河流域及其以北的辽代乌州之“乌丸山”以及今大兴安岭山脉南麓，均不是乌桓最初的起源地。乌桓起源的赤山应该在霍去病大破匈奴左贤王的姑衍山，也就是今漠北的肯特山[5]。

　　（3）罕山说。田广林先生《释乌桓山》一文从乌桓族称的由来以及乌桓民族的起源及风俗习惯与信仰等方面来确定乌桓山的位置，指出乌桓山就是今天的罕山[6]。

　　（二）泛指：赤山说。王沈《魏书》和范晔《后汉书》都说乌桓是起源于辽东西北数千里的赤山。持此说的学者众多，但是有关赤山的具体所指却存在不小的分歧。例如：清末人丁谦认为乌桓山就是赤山，他在《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一文中认为，“乌桓因山得名。乌桓者，乌兰之转音也。蒙古语红曰乌兰，故传中又称为赤山”，“又云西北有乌辽山即乌丸山”，因此他推断说，“乌桓、乌兰、乌辽、乌丸名虽小异，实即一山。此山高大，为内兴安岭南行之干”[7]。所谓“内兴安岭南行之干”应该是指今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山区，这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地域范围。

　　马长寿先生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写到：“所谓赤山，我们虽不能确指为何地，要在辽东的西北千里以外。可知乌桓的祖先是从辽东西北很远的地方来的。”又说到东汉的“渔阳赤山（乌桓）在今内蒙古东南部之赤峰县，当非西北数千里外之赤山。但此二赤山互有关系，以意度之，盖乌桓自赤山迁出以后，辗转迁徙，迁到老哈河流域以后，为了回溯其部落的起源地赤山，故于老哈河南岸别立一赤山以为纪念”[8]。马先生认为，乌桓山与赤山并不是指同一个山，乌桓最开始居住的地方是辽东西北的赤山，后来才迁到老哈河流域。对于赤山，马氏的“辽东西北”说与丁谦的看法类似，都采取了泛指的处理方式。此外，郑德英在《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中则认为：“乌桓人最早活动的地方——乌桓山，就是传说中的赤山，山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9]。

　　鲜卑山学术史回顾。关于鲜卑山的地理位置，学术界亦形成几种主要观点，也可以分为确指和泛指两大类。

　　（一）确指：（1）辽西郡境内外说。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中记载：“慕容廆，先代君辽左，号曰东胡。……秦西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也，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与此异山而同号”①。《隋图经》记载：“鲜卑山，在柳城县东南”[10]。《通典·州郡八》“营州柳城县”条有：“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棘城之东；塞外亦有鲜卑山，在辽西之北一百里，未详孰是”[11]。《太平寰宇记》“河北道营州柳城县”条记载：“鲜卑山，在县东南二百里。”又云：“棘城之东塞外，又有鲜卑山，在辽西之西北一百里”[12]。

　　（2）科尔沁右翼中旗说。据张穆《蒙古游牧记》记载，科尔沁右翼中旗“西三十里有鲜卑山，土人名蒙格”[3](17)。

　　（3）大鲜卑山说。郑德英在《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一文中认为：“鲜卑山就是大鲜卑山，在今额尔古纳河流域。鲜卑最初活动的地区在西拉沐沦河以北至额尔古纳河流域，与乌桓交错”[9](102)。

　　（二）泛指：（1）西伯利亚说。丁谦在《后汉书乌桓鲜卑传考证》中认为鲜卑山在西伯利亚[7](605)。

　　（2）哲盟说。陈连开在《鲜卑山考》一文中推断，早期东部鲜卑所居住的鲜卑山位于哲里木盟地区。不过，陈先生在文中提出两种看法，一是认为鲜卑山泛指大兴安岭南段中央，一是认为鲜卑山相对确指在科尔沁右翼中旗之西[13]。

　　综上所述，学术界关于乌桓山、鲜卑山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

　　其一，传统的历史地理学考证。例如，郑德英在《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源》一文中引用《旧唐书·室韦传》“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今嫩江）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乌丸国”，后又据曹延杰《东三省舆地图说》“乌桓水即归喇里河（今归流河）”以及张穆《蒙古游牧记》“今内蒙古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一百四十里有乌辽山，北部有乌兰峰”等记载，根据相关的音转论定“乌兰、乌辽、乌桓、乌丸都是蒙古语红的意思，赤也是红”。进而推断出乌辽、乌兰这两座山都在西拉沐沦河以北，乌桓最初活动于西拉沐沦河以北至额尔古纳河流域[9]。

　　其二，民族学视角（即族源、风俗习惯与民族迁徙等）的考证。例如，田广林《释乌桓山》一文认为乌桓族称来源是“因山得名”，通过考证乌桓、鲜卑、契丹、蒙古诸族皆出自东胡，都属于蒙古语族，其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致性。蒙古语“赤”曰“乌兰”，而“乌桓”“乌丸”都是乌桓语的汉译谐音，所以乌桓山、乌丸山也就是赤山或红山。之后又根据乌桓、鲜卑语言、风俗习惯的相似性和他们对山崇拜信仰的特点以及他们的活动分布范围，推断出乌桓山就是今天的罕山。又如，苗霖霖《鲜卑山地理位置考略》一文，从鲜卑族的民族迁徙角度来考证鲜卑山的地理位置，进而推断出大兴安岭北段的嘎仙洞所处之地是鲜卑族的发源地——大鲜卑山，而辽宁朝阳附近的“鲜卑山”是鲜卑慕容部的聚居之地，甘肃敦煌附近的“鲜卑山”是吐谷浑率部西迁后所定居的山脉。

　　总之，上述诸家观点各有所据，不甚相同。实际上，“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重要的自然条件之一。社会史受到生态史的影响。生态条件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有时曾经改变了社会史的进程。以农业和牧业作为主体经济形式的社会更是如此”[14]。乌桓和鲜卑对于其最初居住地——乌桓山、鲜卑山的选择，理应满足其游牧生产生活和民族风俗习惯对于生态环境的基本要求。因此，从汉代东北亚生态环境史的视角考察两山所在，这一传统的历史地理学、民族史学问题，或许能够得出相对接近历史本真的看法。

　　二、“辽泽”与“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乌桓山”

　　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看来，“乌桓山”是东胡被匈奴击破后，部落联盟“余类”迁徙生活的地方，故而以此命名“乌桓”民族。

　　《后汉书》《三国志》等文献粗略记载了乌桓的社会生活情况。

　　俗善骑射，弋猎禽兽为事。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舍，东开向日。食肉饮酪，以毛毳为衣[1](2980)。

　　总体而言，乌桓过着“随水草放牧”的游牧生活。“弋猎禽兽”则表明狩猎在乌桓社会生活中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文献中曾记载乌桓的特产，“又有貂、豽、鼲子，皮毛柔蝡，故天下以为名裘”[1](2985)。貂、豽、鼲子应该都属于林栖性的动物。

　　乌桓还从事粗放性的农耕，据说其“俗识鸟兽孕乳，时以四节，耕种常用布谷鸣为候。地宜青穄、东牆，东牆似蓬草，实如葵子，至十月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蘖。米常仰中国”[2](832)。

　　乌桓社会内部存在着粗放性的原始农业。“青穄”（没有粘性的黄色小米）、“东牆”（葵花籽之类）等农作物“至十月熟”，时间大概相当于公历的十一月份。在这个时间段内，高纬度地区的肯特山和额尔古那河流域早已经是天寒地冻，并不存在收获农作物的自然生态条件。因此，乌桓山所在的相应观点或许能够据此排除，并且乌桓山应该在相对低纬度的地区内寻找。

　　此外，乌桓“男子能作弓矢鞍勒，锻金铁为兵器”[1](2980)。这说明该民族的金属开采、冶铸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山脉往往是金属矿藏所在。

　　王明珂先生曾对文献记载的乌桓社会生活情况做出了精彩的分析，认为乌桓是森林草原游牧民族，其活动地域内多溪流、多山地森林[15]。从上述乌桓民族生产生活习性判断，乌桓山所在地域应满足以下生态环境、自然资源方面的要求：既要有水草肥美的牧场，也要有森林溪流密布、野生动物繁多、矿产资源丰富的山地，还要具备从事粗放性农耕的气温、降水、土壤等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中古的契丹与上古的乌桓一样，同为历史时期活跃在东北亚的著名游牧民族。《魏书》《辽史》等文献粗略记载了契丹民族的社会生活情况。例如“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6]。

　　这告诉人们，契丹民族总体而言过着游牧、狩猎的生活。据说，悉万丹部、何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连部、匹絜部、黎部、吐六于部等，各以其名马文皮入献天府，遂求为常[17]。

　　北朝时期，契丹曾以“名马”和“文皮”作为朝觐北魏帝国的贡物。再如“辽始祖涅里究心农工之事，太祖尤拳拳焉，畜牧畋渔固俗尚也”[17](730)。涅里，或作雅里、泥里，为辽太祖阿保机之七世祖。这说明契丹民族对于农耕的重视与经营，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

　　此外，契丹很早就学会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并掌握了金属开采、冶炼等技术。据研究，契丹境内矿产种类较多，储量丰富，为契丹的矿业开发和金属冶炼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契丹民族开采的矿种有银、铜、铅和铁等，冶炼和制造技术发达，主要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18]。

　　从民族学的视角来看，契丹与此前的乌桓相比，在社会生产生活形态方面存在着很多的共性。

　　关于契丹人的最初驻牧地，文献中有明确的记载。例如，《旧五代史·契丹传》有言“契丹者，古匈奴之种也。代居辽泽之中，潢水南岸……”[19]。

　　《辽史·地理志》中也提到“辽国其先曰契丹，本鲜卑之地,居辽泽中。去榆关一千一百三十里，去幽州又七百一十四里。南控黄龙,北带潢水，冷陉屏右，辽河堑左。高原多榆柳，下隰饶蒲苇”[17](437)。

　　“辽泽”是契丹民族兴起的地方，是契丹人的最初驻牧地。关于“辽泽”，曾有学者做出考证，认为有关契丹和辽文献中所提到的“辽泽”主要是指今西辽河冲积平原。“辽泽”范围广阔，其北界为大兴安岭山地南麓，南界为燕山山地（包括冀北山地和辽西山地）北麓，西界在翁牛特旗首府乌丹镇附近，“东际辽河”，即以西辽河与东辽河会合后南流的中部辽河干流为东界。“辽泽”并非特指沼泽，而是多种自然景观的组合，包括面积广大的被固定的平坦沙地，其植被主要为草本植物，还生长有榆、柳等乔木，呈草原景观或疏林草原景观，此外还有较大面积生长蒲苇的沼泽和许多湖泊，其中有的湖泊面积很大[20]。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自然景观如此多样、地域范围如此广阔的西辽河冲积平原“辽泽”，不可能是在契丹（辽）活动于此的短期时间内出现的，而是应该有一个相对漫长的形成过程，或许早在东胡、乌桓活动于此的时代，“辽泽”既已出现在东北亚大地上了。

　　从文献记载看，契丹与乌桓两民族之间关系密切。前引《五代会要·契丹传》说：“契丹，本鲜卑之种也。”《新唐书·北狄传·契丹传》曰：“契丹，本东胡种，其先为匈奴所破，保鲜卑山”[21]。据此可知，契丹应该与“东胡之余也”的鲜卑具有族源关系，进而也可能与“本东胡也”的乌桓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

　　总之，从社会生产生活形态、民族渊源等方面看，乌桓与后世的契丹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而契丹所生活的“辽泽”的生态环境，又恰好可以满足史籍所载乌桓社会发展对于自然物质资源的需要。因此，乌桓在东胡被匈奴击破后，迁徙至“辽泽”一带活动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马长寿、林幹有关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的判断，可以得到生态环境史学、民族学方面的论据支撑。

　　“乌桓山”应在今西拉沐沦河流域内寻找。该流域内的主要山脉包括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山脉、七老图山和努鲁儿虎山北麓山脉。“乌桓山”位于河南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北麓的可能性不大，以往的研究也未有此观点②。“乌桓山”所在地应首推河北的今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山脉。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山脉与其东南的西辽河平原“辽泽”组成了一个形似“∠”的广袤的夹角地域。对于乌桓民族而言，“辽泽”水草丰美，适宜游牧，山区则能为其提供丰富的野生动物、木材、矿产等资源，山麓地带水分条件好，土层较为深厚，土壤肥力较高，可从事粗放性农耕。

　　无论是张穆、林幹认为的阿鲁科尔沁旗西北的“乌/桓辽山”，还是丁谦、马长寿推断的“内兴安岭南行之干”“辽东西北的赤山”，抑或是田广林论证的“罕山”，应该都与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山脉密切相关。综观各家考论，丁、马、田三氏的观点可谓广义上的泛指，其中的“罕山”又称“罕山山脉”，科尔沁右翼中、扎鲁特、阿鲁科尔沁三旗（西）北部山地均包括在内。上述观点成立的基本前提是，“乌桓山”表示的是整个乌桓民族活动地域内的山脉。如果“乌桓山”原指某座具体山峰，张、林二氏的观点可谓狭义上的确指。因为乌桓民族内部包括诸多部落，“乌桓山”可能是主导或核心部落活动地域内的山峰。早期契丹民族便曾将“辽泽”分部而治。例如，“丰州，本辽泽大部落，遥辇氏僧隐牧地。北至上京三百五十里，户五百”、“松山州，本辽泽大部落，横帐普古王牧地。有松山。北至上京一百七十里，户五百”[17](450)。

　　“遥辇氏”“横帐”这两个部落在契丹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把自己居住的地区称为“辽泽”，《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丰州”和“松山州”分别标在今翁牛特旗政府所在地乌丹镇和巴林左旗南西拉沐沦河北侧[22]。如此一来，“乌桓山”所在便有待日后详细考论了。

　　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或许有助于探寻“乌桓山”所在。例如，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示意图编号〈3〉），经碳十四测定，距今2970-2700年（相当于商周之际），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有学者认为，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一处具有大规模采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序的古铜矿遗址[23]。它是否曾经作为东胡（乌桓）社会生产生活中金属制品的一个重要产地，值得今后继续探索。再如，本世纪初发掘的林西县井沟子西区墓葬（示意图编号〈4〉），经碳十四测定，年代大致推定在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有学者依据墓葬的年代、地域和文化面貌，认为其与东胡族有关[24]。另有学者从生物考古学方面，认定这批墓葬属于东胡族遗存[25]。总之，今西拉沐沦河以北、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地带，应该存在着不少与东胡有关的考古遗存。在匈奴击破东胡之前，这里或许已经成为东胡重要的活动地区，当东胡大联盟破灭之后，原居于联盟主导地位的部族渡过今西拉沐沦河，迁徙至此生活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三、“雍狂之地”与“鲜卑山”地域范围蠡测

　　据史书记载：

　　鲜卑自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自与乌丸相接[2]。

　　东胡被击破后，鲜卑“远窜辽东塞外”，之所以“未有名通于汉”，是因为两者之间有乌桓相隔。前文有言，“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应位于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山脉与西辽河平原“辽泽”所组成的夹角地域内。可见，辽西郡境内外和敦煌附近的“鲜卑山”以及西伯利亚的“鲜卑山”都不是最初的“鲜卑山”。至于地处今大兴安岭北段嘎仙洞一带的“大鲜卑山”，学界普遍倾向于其乃拓跋鲜卑的起源地③。因此，郑德英的有关看法应该就不能成立了。那么，今哲盟地区是否为最初的“鲜卑山”所在呢？传世文献与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的结合，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

　　史籍中曾提及乌桓的“雍狂（之）地”。例如：

　　若亡畔为大人所捕者，邑落不得受之，皆徙逐于雍狂之地，沙漠之中。其土多蝮蛇，在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焉[1](2980)。

　　其亡叛为大人所捕者，诸邑落不肯受，皆逐使至雍狂地。地无山，有沙漠、流水、草木，多蝮蛇，在丁令之西南，乌孙之东北，以穷困之[2](833)。

　　若按照“丁令西南，乌孙东北”的地理方位推断，“雍狂之地”大体上位于今蒙古国西部、南部至中亚东部之间的广阔地理范围内。这明显与“乌桓人的最初驻牧地”相去甚远。实际上，在临近“辽泽”的东北亚地域范围内，自远古时期直至今日始终存在着一片广袤的沙地——科尔沁沙地。它既包括流动的、固定的沙丘，也分布有疏林和草甸草原，既与典型沙漠有类似之处，却又在综合的生态环境上好于典型沙漠。

　　在地质历史时期的中更新世，科尔沁沙地便已形成，此后，沙地的生态环境和分布范围经历了变迁。据介绍，在距今1.2万年前的全新世，科尔沁沙地以疏林、草原相间的自然地理景观为主，大多数沙丘均被固定，大面积的流动沙丘尚未出现[26]。通过对沙地地层和孢粉组合分析可知，在4.0-2.2kaB.P.之间，沙地环境经历了由草甸草原逐渐向典型草原退化的过程，但是直到2.2kaB.P.，沙地还没有退化到荒漠草原，依然保持着典型草原的景观特征[27]。另外，通过对乌丹少郎河剖面（位于黄土台地与西辽河平原接壤区）第4层古土壤（距今2000年）的孢粉组合分析可知，当时这一带的自然景观以草甸草原为主，其后则过渡到相对干旱的状态[28]。

　　科尔沁沙地在秦汉时期有沙丘的存在，同时也分布着疏林、草原。与大兴安岭南段东麓一带相比，这里的生态环境明显逊色不少。“沙漠”很可能是“雍狂（之）地”的基本生态环境特征，“沙漠之中”表明这里的水资源相对短缺，从事游牧的生态环境条件欠佳，而“地无山”的记载则意味着当地难以为乌桓族众提供较为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和矿产资源。不过，“流水、草木”的存在也使得这里具备最起码的游牧生存条件。或许正因为如此，“雍狂之地”方才成为乌桓流放罪人之地。而“雍狂之地”与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的关注。而关于鲜卑山地域范围的推测，还要借助考古学方面的相关成果。

　　从文中所附图、附表来看，通榆县兴隆山毡匠铺汉代墓葬（编号〈10〉），很有可能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遗存，大岗汉代墓葬（编号〈8〉）亦同。而同样在兴隆山地区，更是发现了年代在西汉中晚期的明确的鲜卑墓葬（编号〈9〉）。此外，在通榆县东南的长岭县，发现有小腰街三道岗、后乔家围子、新风马场南岗（编号〈5〉、编号〈6〉、编号〈7〉）等汉代文化遗址。从这些遗址内出土的遗物看，似乎并不属于典型的北方游牧民族遗存，或许与当时的乌桓、鲜卑均不相干。如此看来，如果我们将上述六个文化遗迹发现地点连成一线，或许可以粗略地划出鲜卑最早的活动界线。这条线以东、以北的广阔地域，有可能便是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鲜卑“远窜辽东塞外”的主要活动地区。著名的榆树老河深鲜卑墓葬（编号〈13〉），还有很可能也属于鲜卑遗存的大安市吕家屯墓群（编号〈11〉）、渔场东岗墓群（编号〈12〉），均位于以上所推断的地域范围内。因此，最初的“鲜卑山”或许也应该在这个范围内探寻。

　　四、结语

　　社会史受到生态环境史的影响。对于上古时期活跃在东北亚的乌桓、鲜卑来说，其最初的民族肇兴之地——乌桓山、鲜卑山，周围的生态环境理应满足各自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便于乌桓、鲜卑获取各类自然物质资源，以促进民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发展。

　　大兴安岭南段以东、西拉沐沦河以北的“∠”地域，在上、中古时期存在着自然景观多样、面积广阔的“辽泽”。乌桓人可以像后世的契丹一样，既依托“辽泽”进行游牧，又借助大兴安岭南段东麓的水土资源、森林资源、野生动物资源、矿产资源等，丰富自身的社会生产生活内容。最初的“乌桓山”应该在大兴安岭南段东麓寻找。相比之下，最初的“鲜卑山”的地理位置更加难以确定。不过，乌桓境内的“雍狂之地”或许能够为找寻“鲜卑山”划定出一个粗略的地域范围。以“沙漠”为基本生态环境特征的“雍狂之地”，是乌桓流放罪人的处所，应该属于乌桓的边地。从东北亚生态环境史视角来看，“雍狂之地”很可能与历史时期的科尔沁沙地有关。因此，进一步明确科尔沁沙地在两汉时期的地域范围，并且借助民族考古学的相关成果，我们在日后是能够探寻最初的“鲜卑山”之所在的。

　　①[北魏]崔鸿撰、[清]汤球辑补:《十六国春秋辑补》卷23《前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75页。马长寿先生认为，一个在棘城（今辽宁锦州）之东，另一个在辽西（郡治阳乐，今河北抚宁与卢龙二县之间）之西北一百里。参见《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②自冒顿单于击破东胡之后，匈奴势力进入东北亚，开始与汉帝国争夺东北亚主导权。据研究，中原史籍所谓匈奴“左臂”（至少包括今西拉沐沦河走廊），是匈奴借以管控、经略东北亚的关键性地域。东胡破灭后，乌桓与鲜卑向北逃窜有可能反映出匈奴掌控西拉沐沦河廊道（至少是河南地区）的战略意图。参见王海、刘俊：《论匈奴“左臂”与相关问题——燕秦汉时期东北亚走廊系列研究之二》，《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7年第2期。

　　③例如，米文平先生认为嘎仙洞的发现结束了历史学界长期以来对拓跋鲜卑发源地和大鲜卑山方位的争论，解决了北方民族史上未决的一桩学术公案，为研究东胡系诸部族的地理、历史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准确的地理坐标和科学的依据。参见《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2979.

　　[2]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836.

　　[3]张穆.蒙古游牧记[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5: 155.

　　[4]林幹.东胡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30-31.

　　[5]张博泉.乌桓的起源地与赤山[J].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2):53.

　　[6]田广林.释乌桓山[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1):48.

　　[7]丁谦.后汉书乌桓鲜卑传地理考证//[M]浙江图书馆丛书（第一集）.杭州：浙江图书馆，1915:603.

　　[8]马长寿.乌桓与鲜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06-107.

　　[9]中国蒙古史学会编.东胡系诸部族与蒙古族族源.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C].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01.

　　[10]李昉.太平御览[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4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