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春节拜年的礼物

　　我母亲家是个大家族。母亲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里，只有二姨随着建国初去援建富拉尔基重机厂的抚挖职工二姨夫远在黑龙江，“故园今夜里，常念未归人”，多想念也难以团聚，但与母亲感情最深的二姨对我们的牵挂从未稍减。当年，年轻的母亲在严冬时节从农村穿着一双薄胶鞋到城里找二姨时，是二姨留住并送小妹报考了抚顺卫校，母亲从此走上了学医、工作的路途。我虽然没见过二姨，但在襁褓里就穿上了二姨寄来的童衣童裤，连大一点能穿的红毛衣、小皮鞋，慈爱的二姨都给小外甥准备好了。

　　7、80年代最讲究的拜年礼应该是“四色礼”——白酒、点心、罐头和桔子。

　　我们在抚顺的姑表、姨表兄弟姐妹就有20人。各家拜年的时间都选定在大年初一。初一一开门，各家的兄弟姐妹就前前后后地纷沓而至，刚送走一拨又来一拨。这个喊“三姑、三姑爷”，那个叫“三姨、三姨夫”，纷纷摘帽行礼，弯腰鞠躬，母亲和父亲也喜盈盈、忙不迭地招呼孩子们，递拖鞋，泡茶水，点烟剥水果，给拜年的晚辈压岁钱。母亲平时就惦记各家的晚辈，逢年过节怎么也得给带来拜年的小孩子3、50元的压岁钱，侄男外女谁要是推辞不要，母亲一声断喝就得乖乖地给孩子揣起来。家里热闹得像开了锅。各家兄弟姐妹同时出发去看望老人，有时赶巧就又碰到了一起，其乐融融。

　　那时我还很小，与亲戚家走动礼往是大人们的事儿，我们自然是擎现成的，不知道这些礼物要花多少钱。但听母亲说，老习惯里“四色礼”是上讲究的，是对待尊贵的长辈、亲属才“配置”的，要花很多钱。如果缺了一样是瞧不起人，拿三样礼拜年、待客是要挨骂的，连招待亲友的饭菜出单也是要挨骂的。不知道这讲究源自何年何月，可能是因为中国人历来喜欢双数、讲究“好事成双”，单数由此不得宠吧。

　　先说罐头。那时也有铁盖的玻璃瓶罐头和通身铁皮的罐头，都没有现在易拉罐式的罐头食用方便。那时要开罐头，得先拿菜刀把铁盖砍个十字切口，再费力地用手抓着裂开的铁皮，用刀把切口翻来覆去地撬大些，不小心手指还得被马蹄铁的破齿割破淌血，贴上一条白“沾膏”，做菜做饭容易感染，喜庆的节日受伤也不令人痛快。等一匙一匙挖出罐头肉来一看，白花花的都是肥肉，瘦肉像金子似的寥寥一、两块。不过还是别有风味，倒在碗里拿酱油一拌也挺香，就像那时很多孩子爱吃荤油酱油拌米饭一样，解馋是解馋，但总吃就“吃伤”了。

　　那时的点心最常见的是核桃酥和槽子糕，我对这两样儿是正眼也不瞧，因为口味被娇宠惯了。我大舅是老抚挖的安技科长，经常到北京的一机部（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开会、出差，每次都给我外祖父母买回北京糕点。那时虽然北京“稻香春”还未恢复营业，但它南味点心的风味早已深入北京糕点厂家，萨琪玛、椒盐饼、锅盔、各式卷糕……，种类多样，那咸甜的葱油味、点心上绷着的薄皮、色泽诱人的青丝玫瑰，真是“新城粳稻，五里闻香”。外祖父母的点心筐任我敞开了吃。您说吃惯了这样的好东西，像核桃酥、槽子糕这样老土的大路货，怎么能入我这“小皇帝”的法眼呢？现在不仅是北京，抚顺也有几处“稻香村”的分店。点心的种类更多，但味道再好也吃不出过去的感觉，那是外祖父母的恩宠，永远藏在心头不灭的思念。

　　到了八、九十年代，拜年礼物渐渐变得洋气起来了。酒变成了两样：白酒要拿包装精致的，啤酒是包装精美的整箱，点心和罐头退出了历史舞台，被冻鸡、冻鱼、猪肉替代，水果也变成了桔子加香蕉、葡萄和苹果四样，琳琅满目。但我忘不了的，还是我大舅家的大姐朱瑛送来的带鱼。

　　在这隆重的春节，声音也是最好的礼物。每逢初一，家里就响起来自上海的电话，那是已随子女迁居上海的富拉尔基的二姐、宏哥和迁居到青岛的宽哥打来的。宏哥还学会了视频，与母亲在屏幕相逢。苦尽甜来的母子们微笑着问候，怕说多了流泪，想念和牵挂尽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