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对东北的经略（中）
2018-04-22 15:13 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李树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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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2月20日，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晋察冀军区决定由邓华先行率一个团到平西、平北地区活动，在打下基础后伺机东进。聂荣臻在给邓华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能到了那里扩充一些部队，抓一把就走，‘抓一把’是抓不到东西的，也是同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相违背的”（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224页。）。 1940年9月...
1938年2月20日，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晋察冀军区决定由邓华先行率一个团到平西、平北地区活动，在打下基础后伺机东进。聂荣臻在给邓华的指示中明确要求，“不能到了那里扩充一些部队，抓一把就走，‘抓一把’是抓不到东西的，也是同我们建立根据地的意图相违背的”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224页。）。
1940年9月，根据中央的要求，东北干部队开始向东北敌后挺进。经过长途跋涉，1940年10月下旬，东北干部队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平山。聂荣臻分析当时的形势后认为，东北干部队经冀热辽去东北条件不成熟，建议先到冀中军区参加工作，以后视情况而定。东北干部队在晋察冀参加完反“扫荡”斗争后，于1940年11月到达冀中军区所在地定县，被分配工作后，东北干部队作为一个建制就此终结。（ 高存信：《忆抗大东北干部队挺进冀中》，《中共党史资料》第51辑，第14页。）
1942年9月5日，聂荣臻在与将赴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的李中权谈话时又强调“冀东目前的斗争形势有了发展，但冀东处在孤悬敌后，斗争将会更残酷、更艰苦”，而冀东斗争形势的发展，“将会对晋察冀的斗争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并对未来全国的战略反攻有着重要的作用”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第371页。）。
8月25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奋斗》宣传鼓动提纲。提纲根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特别是日本侵略者于8月13日发动对上海的全面进攻的形势，进一步申明了中共的立场，明确表示要“援助东北抗日联军，破坏敌人的后方”，“为收复平津和东北而血战到底”（《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80页。）。
1938年6月，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平西出发，分两路向冀东挺进，6月28日到达平谷。中共冀热边特委在丰润县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起义，组织抗日联军，推翻冀东反动政府。从7月7日起，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北起兴隆、青龙县，南至渤海湾，掀起了大规模暴动。参加暴动的有20多万人，其中由中共掌握的起义人员有7万余人，基本摧毁了冀东伪政权。
1939年1月2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召开会议，讨论生产和东北抗日联军问题。在听取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报告后，毛泽东指出：“东北义勇军抗战最久，有七年的历史，现在虽只有一万人，但成为很好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09页。）
1941年8月27日、12月29日和1943年1月12日，中央政治局先后三次部署选派干部到东北寻找抗联，调查情况，建立据点，打通今后到东北工作的路线，以及在东北开展地下工作。为此，中共中央曾指定康生、陈云、彭真负责选拔派往东北的干部。1942年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季米特洛夫称：“我们三次派人到吉东，但还是未能在那里找到游击队，如果你们同他们有什么联系，请转告他们，让他们派人到晋察冀边区中央局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和他们之间建立联系。”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9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第257页。）
与此同时，中共在敌占区的工作方针根据对敌斗争的实际也作了调整。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指示河北省委：省委的中心工作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城市工作由公开和半公开的活动转入秘密工作，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农村，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
东北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于1939年春在延安成立以李延禄为队长（后由张学思为队长）、张松为指导员的东北干部队，成员来自东北军、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东北中山中学，以东北籍为主，开始有72人，后增加到80余人。东北干部队学员在抗大三分校进行了一年多的学习。
中共中央在确定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辽交界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经略东北的同时，亦试图通过其他方式与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并建立相应的机构，培训人员，伺机派人潜入东北，建立组织，搜集情报，为将来解放东北作准备。
为应对战局的急剧变化，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动员全国军民进行民族解放战争、实行全面持久抗战的路线方针，进一步确定中共在抗战时期的任务及各项政策。
为落实中央的指示，1939年初，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成员有王明、康生、杨松、李范五、李延禄、刘澜波、钟子云等，同时抽调一批东北籍的干部成立了东北干部训练队，派人到晋察冀边区建立交通站，物色熟悉东北情况和能在东北开展工作的干部。东北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方针是：精干隐蔽，长期埋伏，蓄积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主要职责：一是负责了解、研究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情况，了解抗联活动的情况；二是派人赴东北，建立交通站或联络站，与抗联取得联系。
为落实洛川会议的战略部署，广泛开辟敌后战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1937年8月，八路军115师一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立以聂荣臻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继而成立以萧克为司令员的冀察热挺进军。
为让前方进一步认识到在雾灵山一带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义，毛泽东于1938年10月2日致电聂荣臻，特别强调“在冀热边区创造抗日根据地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要求“宋、邓纵队与冀热边区全体同志应为达成这个任务而坚决斗争。地方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尽可能最快的编入八路军”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6页。）。
二、中共对东北的经略与实践
作为与东北相连的战略区域，晋察冀解放区充分利用其便利条件，也成立相应的机构，为深入东北做了大量工作。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确立的工作方针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反攻”，先后派80余人到东北，并为此开办了训练班，向派遣人员讲形势、传授在敌占区开展工作的方法等，并提供尽可能的帮助。 （《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572页。）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国共产党将经略东北的战略与具体实践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实行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从延安、晋察冀、冀东选拔得力的党、政、军干部到滦东工作。他们首先在农村发展党员，建立农村党支部，依靠当地党员开展工作，建立了“堡垒村”，进而扩展成农村根据地，然后选拔组织能力较强的党员到东北各地，发展党组织，或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如“东北抗日救亡会”“抗日救国会”等。“中共方面的地下组织扎根于行政机关、学校及居民之中，形成了所谓‘剥开表皮露出红瓤’的情况。”（ 《张化东回忆录》（内部版），第38—39页。）
在成立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的同时，还成立了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其任务是“打破封锁，牵制敌人，向东北开展工作，配合反攻” （《张化东回忆录》（内部版），第34页。）。冀东东北工作委员会选择滦东作为向东北开展工作的基地，不断向伪满洲国控制的地区渗透。其对敌斗争的策略是：扎根口里（长城以南地区），依托口里，突击开辟口外（长城以北地区）伪满地区；在口里地区以隐蔽发展为主，不过分刺激敌人，以争得时间，争取群众，积蓄抗日力量，巩固挺进东北的前进基地，为夺取东北建立滩头阵地。 （《张化东回忆录》（内部版），第40页。）
根据中央的要求，为坚持冀东斗争，8月底决定成立冀热辽军区、冀察热辽边区行政委员会。1939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以河北省委成员为基础成立冀热察区党委，并组成冀热察挺进军，统一领导和指挥开展冀热察地区的游击战争。7月，成立冀热察区党委冀东区分委。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42年5月，承德、平泉、兴隆、宁城、凌源、青龙、绥中同冀东连成一片，形成了冀热辽解放区，为后来向东北的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
由于客观原因，中共中央与东北地方党组织及抗日联军的联系，1938年以前主要通过驻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此后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回国，中共中央与抗联的联系中断。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共领导人提出在雾灵山等地区开辟游击区或抗日根据地，不仅着眼当时的抗日斗争，而且将眼界放得更远，也就是为战后解放东北作准备。
起义成功后，中共中央和北方局于9月1日向特委和抗日联军、第四纵队发出贺电，对国共两党和无党派抗日人士共同合作取得的暴动胜利表示祝贺并给予高度评价。贺电说：相信抗日联军这支主力军，“定能在冀东各党派各领袖的合作与正确领导下继续胜利，创造冀热边新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抗战，给日寇的野蛮侵略以更严重的打击，收复冀东”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185页。），并提出，要继续巩固团结，集中注意力于打破敌人进攻，扩大与巩固部队，组织民众，建立冀东抗日民主政权，肃清汉奸，扩大与巩固胜利。
除此之外，在东北还有许多长期埋伏在敌伪高层机关的人员，他们多是原留学日本各大学的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转入中共情报系统，成为中共在东北秘密情报组织的工作人员。这些情报人员利用家庭和社会关系为党从事情报工作。他们的工作先由华北联络局后转入晋察冀分局社会部管辖，主要任务是收集战略情报，不同一般地方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
雾灵山，位于承德市兴隆县西北部，是华北与东北交界的地区，是出入华北、东北的重要通道。1938年2月8日，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毛泽东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对到雾灵山一带发展新的游击区的战略意义作了十分明确的说明，他说：“这是敌人的远后方，东面策应东北抗日联军，南面策应晋察冀，北面与蒙古接近，西面与绥远联系，在天下有变的时候，这个地区可以首先得到国际的援助。”（《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0页。）
（一）经略东北战略区域的确定
（三）建立东北工作委员会，加强对东北工作
（二）推动以雾灵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发展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冀热边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他说：“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冀东，大体包括现今唐山，秦皇岛大部，天津的宁河、宝坻、蓟县，廊坊的三河、香河、大厂，北京的通州、平谷、顺义、密云。，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 （《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第398页。）
为此，中共北方局与中共河北省委先后派遣李运昌等到冀东。为开展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民众共同抗日，1937年12月，冀东党组织召开京东10县抗日人民代表（包括国民党党员、爱国民主人士及其他社会名流）会议，决定成立“华北人民武装自卫会冀东分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立即组织冀东抗日联军、开展游击战争的决议。这些工作为后来的冀东大起义奠定了基础。
从毛泽东的说明中可以看出，中央中共之所以选择雾灵山作为经略东北中心地区，显然是经过周密权衡的。毛泽东非常重视在这一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并将其作为独立的战略区域来看待，在干部配备、兵力投入、指挥人员素质等方面都提出了明确要求。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这个情报组织已发展到70多人。他们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三个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大连、锦州、山海关、吉林、扶余、图们、密山等地。在不断输送情报的同时，他们在除奸及后来反特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4年初，毛泽东看到上报的《满洲工作报告》后，高兴地说：满洲也不是铁板一块。满洲工作大有可为。 （钟子云：《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东北的秘密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第10页。 ）
工作方法，主要是从延安和晋察冀辖区抽调有条件去东北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和党员，交由东北工作委员会进行单独训练，秘密派遣，并且实行单线联系，不发生横向联系。
延安、晋察冀、山东等地的中共党组织和八路军，曾派遣许多经过训练的工作人员赴东北。派去的人员，主要活动于东北的哈尔滨、长春、营口、抚顺、阜新、辽西、鸡西、鹤岗等城市和矿区，以及热河与辽宁的边界地区。（参见《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高存信：《忆抗大东北干部队挺进冀中》，《中共党史资料》第51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年；钟子云：《忆抗日战争时期党在东北的秘密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5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三人的说法略有不同。韩光在回忆中认为，中共中央曾两次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一次是在1939年初成立东北工作委员会，主要工作是搜集、了解、研究伪满洲国统治下的东北情况，设法找到东北抗日联军，但没有派干部去东北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另一次是1941年底由其重新组建新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办公机关设在晋察冀根据地，由晋察冀中央局代管领导，程子华为书记，刘仁、韩光为副书记。新组成的东北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重建东北党的组织，派人寻找东北抗日联军，寻找过去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团员。）
根据中央战略上的要求，1939年1月，聂荣臻在中共北方分局党代表大会上对在雾灵山一带开辟游击区、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进一步作了解释，“冀东地区战略上是华北敌人的深后方，是东北华北的咽喉地带” （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史研究会编辑室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毛泽东的讲话，一方面充分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反抗日本侵略的地位，关注东北抗日联军的发展；另一方面说明当时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处于中断状态，希望通过与东北抗日联军建立直接联系，加强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指导，推动东北抗日斗争的发展。
邓华支队在民众的支持下，逐步开辟了房山、涿县、昌平、宛平等抗日区域，为进一步向冀东挺进建立了可靠的前进基地。同时，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为支持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于1938年5月将在晋西北活动的宋时轮支队调到平西，与邓华支队合并，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由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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