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积春：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

《史学集刊》2005第1期

  作者简介：成积春（1965－男，山东日照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清史与满族史。

  天命思想属于政治哲学范畴，它对天与人、天与政治、天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性思考，直接关系着政治运作的内容和方式，影响着政治理论全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作为满族共同体和后金国家的缔造者，在治军理国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天命思想理论体系。对他们的天命思想进行溯源探流的研究，将把后金乃至清朝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引向深入。现有的研究仅仅涉及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对上天的敬畏和皇天眷佑后金的意识，认为他们在天命思想方面是一脉相承、别无二致的，没有能够揭示二人天命思想的差别及其发展的阶段性，更没有论及其天命思想与后金社会政治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不揣浅陋，揆集史料，从对比二人天命思想异同入手，对其形成的阶段、原因及对政治的影响作出进一步探讨。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天命思想的不同特点

  （一）努尔哈赤天命思想的核心——天眷后金

  努尔哈赤认为，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有意志的神，它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任何事情，在任何时候，只要得到上天保佑，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反之，便会遭罹祸患，大难临头。上天有无边的法力，它既可以兴国，又可以灭国。他说：“盖兵不在众寡，惟在乎天，凡国皆天所立者也。以众害寡，天岂容之？”［1］（卷4）而且国家还是上天按照自己的意志设立的，可以随时废立，“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2］（卷5）

  那么天是通过什么办法支配国家兴亡的？一是通过控制统治者后代质量的办法，认为“天果佑之，必昌其子孙，绵其福禄，降以神智之嗣，宁有神智之嗣，或致失德者乎？若获罪于天，则所生之子必昏庸者流，以昏庸而继大业，不致败亡者，未之有也。”［2］（卷5）二是通过改变统治者品行的办法，他说“一遭上天贬谪……必使之弃明就愚，昏庸愦脭。若受上天眷佑，即可化愚为贤，改恶为善。”［3］（天命五年四月）努尔哈赤认为上天是公正无私的，是人间是非的总裁判，他在论及进攻明朝的理由时说兴此兵端，非我昏蒙，因明逼我无奈，遂有此举。若向来有意与大国皇帝结怨，天必鉴之。天何以我为是耶？岂天私我而薄明乎？乃天非非是是，秉公裁断。故天佑我而责明国也。”［3］（天命四年三月）认为上天秉公裁断两国纷争，以非为非，以是为是。在攻克辽东地方后他又对诸贝勒说：明国之所以丧师失地，我们之所以节节胜利，“皆上天以明为非，以我为是也。”［3］（天命六年七月）

  上天是一切是非的最高裁判者，那么上天“秉公裁断”是非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努尔哈赤认为那就是看被裁判者是否“公正”，或称作是否“至公”、“公诚”、“心术正大”等，如他说惟能处以至公，绝无私念，乃为天所佑。”［2］（卷7）他认为正是由于自己“至公存心”，才贏得“上天眷命，俾主一国”，使其“由愚而智，由小而大，由约而丰，”“俾众国归附，强者服，乱者定耳。”［2］（卷7）而明朝之所以连连失败，就在于它处理女真各部的是非时，以是为非，袒非为是，颠倒是非，处事不公，遭到了天谴。

  上天是人类社会的主宰，是人间是非的总裁判，它裁判是非的依据是裁判对象是否“公正”，而自己是“天之子”，［3］（天命八年正月）是“公正”的化身，因而必定得到上天眷佑，这就是努尔哈赤天命观的基本理路。这一理路的核心就是认为他本人的成功以及他的国家的兴盛都是上天眷佑的结果，而且随着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战争和与明争夺辽东战争的节节胜利，他更进一步产生了皇天独眷于我的枉自娇纵思想，自以为天命所归，“上天眷命”不移，这对他晚年时期的后金政治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二）皇太极天命思想的主流——“天命靡常”

  天聪初年，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上天威力无穷，可以立君，可以兴国。他曾说：“天下诸国，皆天之所命而建立之者。”［4］（卷3）又说：“兴之、扬之、定之，悉在于天，非人力所能强得也。”［4］（卷28）对上天能公平地裁判人间是非这一点，至少在天聪四年（1630年）以前他还是信从的。天聪元年（1627年），在谴朝鲜国王李倧书和致明宁远守将袁崇焕书中都说：“惟天至公，不视国之大小，而视事之是非。乃以我为是，以明为非。”［4，3］（卷3，天聪元年正月）对“上天眷命”也存有一定信心，他多次说过，由于“上天所命”，才使原属明朝的沈阳、辽东、广宁等处“俱属于我”。［4］（卷3、卷9）［3］（天聪三年二月）尤其在他亲率军队征明，一举攻克遵化城时，兴奋地宣谕将士已蒙天佑，克奏肤功。然此犹佑我之小者，后此之佑命锡福者，更大有在也。”［4］（卷5）对上天“佑命锡福”抱有很大期望。

  然而综观皇太极一生言行，可以看出，虽则他对天存在一定程度的敬畏，但“天命靡常”则是他思想的主流。在永平、滦州得而复失之后，天聪五年（1631年）皇太极亲率大军进攻大凌河，临行前他对诸臣说：“今日天心所向，岂能预知。朕惟欲体仁行义，制敌养民而已。尔诸臣当申明法纪，教诫士卒，恪遵训谕，切识于心。”［4］（卷9）对上天是否仍然眷佑后金心中没底，流露出天命无常的思想意识。天聪八年十二月（1635年2月）牛录章京刘学诚条奏建天地坛，皇太极览奏后答曰：“至于建郊社，立宗庙，未知天意何在，何敢遽行。果蒙天佑，克成大业，彼时顺承天心，恭议大典，未晚也。”［4］（卷21）更为明确地表述了天命无常的思想。

  在皇太极看来，天命无常，“天道甚微”，［4］（卷9）天命是否归于后金是个未知数，但君主在上天面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天意是可以通过君主的行为来改变的。他吸收了中国原始儒学中的“德政”思想，提出了“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的进步天命观。他对文馆诸臣说见史臣称其君者，无论有道无道，概曰天子。殊不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必有德者，乃克副天子之称。今朕承天佑，为国之主，岂敢遂以为天子，为天所亲爱乎？倘不行善道，不体天心，则天命靡常，宁足恃耶。朕惟有朝乾夕惕，以仰邀天鉴而已。”［4］（卷21）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只有“体天心”“行善道”的“有德者”才配得上天子之称。

  在致朝鲜书中又说在德不在险，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古云，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云，民无常怀，怀于有仁。由此观之，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4］（卷28）此段文字虽为内秘书院文臣所草拟，但也确实反映了皇太极的思想倾向。“匹夫有大德，可为天子，天子若无德，可为独夫”一言尤能表现出皇太极博大的胸怀和崇德尚仁、奋发图治的明君气度。

  二、从“皇天眷佑”到“天命靡常”的演变及其原因

  从努尔哈赤“上天眷佑”后金到皇太极“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历经数十载，几经反复的复杂过程，是与满族的崛起和后金及清的创立、发展直至强大相始终的。现将这一演变过程分五个个阶段作简要分析，其中将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分为三个阶段，皇太极的天命思想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敬天祈佑，以助戎行。万历十一年（1583年）努尔哈赤以父祖遗甲十三副起兵征讨尼堪外兰，到万历四十一年正月（1613年2月）灭乌喇部，是努尔哈赤披荆斩棘，艰苦卓绝，奋力开国创业的艰难时期。期间消灭了仇敌尼堪外兰，挫败九部联军，削平哈达、辉发、乌喇三部，逐步从一个弱小部落发展为一支称雄于女真各部的强大政治力量。这一时期是努尔哈赤天命思想初步形成时期，其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敬畏上天，祈求皇天后土佑助他的军事行动。

  如万历二十一年九月（1593年9月）叶赫、哈达、乌喇、辉发、科尔沁、席北等九部联军来犯，努尔哈赤镇定自若，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再拜祝曰：“皇天后土，上下神祗，弯（努）尔哈齐（赤）与叶赫，本无衅端，守境安居。彼来构怨，纠合兵众，侵凌无辜，天其鉴之。”［2］（卷2）又拜祝曰：“愿敌人垂首，我军奋扬，人不遗鞭，马无颠踬，惟祈默佑，助我戎行。”［1］（卷2）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努尔哈赤祈求皇天后土明鉴是非，默默眷佑，帮助自己战胜强敌。每当出征作战，诣堂子拜天祈佑是必经步骤。

  努尔哈赤对天的崇敬是由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萨满教的影响。天神本是萨满教诸神之一，随着女真社会的长足进步，尤其经济和文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分散的女真各部呈现出统一的趋势，人们的精神世界也随之发生变化，天神在人们心目中一跃成为至高无上的神，成了萨满教的主神。［5］（P302）努尔哈赤在武力征服女真各部过程中就以祈求得到主神——天神的佑护为号召，以激励部众。

  因此，萨满教是努尔哈赤天命思想的直接来源。二、儒家天命论的影响。努尔哈赤深受汉文化的熏陶，儒家天命论在理论上为努尔哈赤天命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现成的依据。三、政治、军事活动的需要。在努尔哈赤起兵后的很长时间里，在政治和军事上一直处于弱势，敌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使他不得不利用天命论这一武器来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并激励士卒。

  第二阶段，至公存心，以求天眷汗权。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1613年10月）出征叶赫到天命六年（1621年）攻克辽东前，是努尔哈赤政治、军事势力迅速壮大，建立“天命”汗国，并在与明朝的公开政治对抗和正面军事交锋中逐渐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期。与其政治、军事实践密切关联，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也进入积极活跃的成熟期。

  这一时期他天命思想的主要内涵是：上天是公正无私的，它能根据被裁判对象“公正”与否“秉公裁断”人间一切是非；自己“以至公存心”，因而得到上天眷佑，后金的建立与巩固，抚顺、开原、清河、沈阳、辽阳等地的攻占都是皇天佑助的结果。可见，其思想精髓是，一个人或政权只有处事“公正”才能得到上天眷佑，这种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公正”（或称“公诚”、“公道”）思想来源于女真氏族部落时代民主平等意识和平均分配猎物的原则。在狩猎经济时代，猎物的分配实行平均分配原则，每一个猎手无论猎获多少都有权分得相等的一份。在这个过程中，组织狩猎和分配猎物的人必须是无私的、公道的，他是公正的化身。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后，对于俘获的财物仍然按传统的办法进行平均分配。天命四年六月（1619年7月）克开原城，俘获颇多，努尔哈赤命令公平分配财物，严禁私取。他说所获之物，众人皆已按数平分乎？唯恐有隐瞒众人藏匿私取者。……天既嘉我公正，上至诸贝勒、大臣，下至小厮步行者，倶持公心均分之，使之各有所得。”［3］（天命四年六月）虽然这时的“均分”已是按“名分”均分，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平均分配，但毕竟反映了努尔哈赤对女真部落时代公平原则的继承。

  在对本民族公平原则总结和理论提炼基础上，借用汉族儒家的伦理概念，形成了他的公正（公诚、公道）思想。再把公正无私说成是上天的品格，上天以公正为尺度裁断人间是非，使人事与天意相“感应”，构成努尔哈赤天命思想的鲜明特色。

  第三阶段，天命所归，独眷后金。从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进占辽东到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病死，后金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辽东汉人抵抗斗争此起彼伏，处于“邦家未固”、“事局未定”的动荡之中，是后金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陷入全面危机时期。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努尔哈赤天命思想从积极趋于保守、从活跃走向僵化是一个重要原因。

  此前努尔哈赤一再讲“存心公正，天锡百福，存心邪慝，天降百殃”，［2］（卷4）公正是获得上天眷佑的唯一条件。但在这一阶段，他思想中以改善人事来“感应”天意的积极的一面受到抑制，而上天正无条件地眷佑后金的意识日益滋长。这一变化过程早在进入辽东之前就已开始了，如在进攻辽阳前对上天祈祷时说蒙天眷我，征战之道，纵有一二过失，亦必为皇天所谅而眷佑。”［3］（天命六年三月）在他看来，皇天对他格外开恩，即使有过失，也一定能够谅解并一如既往地眷佑不替。

  攻克辽东后，这一思想倾向更加明显，曾在与朝鲜书中举“北京城内河流血三次，各衙门之老树被风连根拔起，石牌楼斩断”等种种异象说明明朝已被天弃，而后金正为天佑，朝鲜支持明朝便是“抗天”。［3］（天命七年二月）又对蒙古诸贝勒说我国习俗，守忠信，奉法度……拾遗于道，必还其主。蒙天眷佑，国风乃是也。”［3］（天命七年二月）把淳厚的民风、良好的道德修养说成是上天眷佑而生的东西。

  天命八年（1623年）降书达尔汉侍卫说：“哈达、叶赫、乌拉（喇）、辉发之诸贝勒，及抚顺、清河、开原、铁岭、辽阳、广宁之众官员，皆乃上天所立掌管国事之人，伊等非我之力所能破者，乃皇天助我，破其各异国之主，乃授予我也。”［3］（天命八年三月）认为是皇天有意相助，才将别国贝勒、大臣授予他努尔哈赤。

  其思想之演变源于两个方面。首先，军事上的屡屡成功对其思想转变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多年的征战中，努尔哈赤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超群的军事指挥才能，凭借一支组织严密的八旗劲旅，纵横驰骋，所向披靡，创造了常胜不败的神话，而与此同时娇纵情绪也悄然滋生。尤其是一次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成功战例，征战前经常出现的奇怪天象以及征战中突然的天气变化往往帮助了后金战胜敌人等现象的发生，①很容易使努尔哈赤产生天命不移的错觉，认为自己就是天之骄子，永享天之眷佑。

  其次，其天命思想本身的缺陷。努尔哈赤一方面认为上天是公正的，只有处事公正才能获得眷佑，另一方面又认为上天是万能的，它威力无穷，是人类社会的主宰。顺着后者的思路推演，便会得出一旦被上天眷佑，就会万事大吉，无所不能的结论。认为即使有时不能公正从事，上天也能体谅并眷佑不替。天命六年前后他的思想正朝这一方向演化着。在致蒙古五部喀尔喀诸贝勒书中的一段话反映了这一观念，他说：“综观历代修业之道，一遭上天贬谪，即使贤明如神之国，亦必使之弃明就愚，昏庸愦腥，不纳忠良之言……以致乱国。若受上天眷佑，即可化愚为贤，改恶为善，国享安富，言必公允。”［3］（天命五年四月）既然如此，处事做人，治国行政，便没有必要谨慎勤苦、秉持公正了。

  值得注意的是，宁远之败后努尔哈赤的思想和政治作风曾发生过一些微妙变化，表现在天命思想方面就是“存心公正才得上天眷佑”认识的回归。他在临终前一个月说过这样一段话：“朕心公而法严……以是为是，以非为非。故蒙天眷佑，辽东之地，尽畀于我。……今尔贝勒诸臣，倘不以公勤为心，国之忠邪莫辨，盗贼罔察，使典章混乱，法纪废弛，则上天赐朕之福祚，自尔等亏损之矣。朕岂肯徇尔等所为，而易其钦若昊天之初心耶。朕仰承天意，悉秉至公，尔等所行非僻，其咎自归尔等。”［2］（卷10）

  这是努尔哈赤宁远之战后经过痛苦反思而对天命思想的再认识。他认为以前之所以每战必胜，辽东之地尽归于他，那是因为“朕心公而法严”，“以是为是，以非为非”，所以得到皇天眷佑。宁远之战所以失败，他没有直说其原因，但从“上天赐朕之福祚，自尔等亏损之矣”一语，已暗示出努尔哈赤意识到上天对后金国的眷佑是随时会因人事不济而受到亏损的，吉星并非独照后金，宁远之败就是上天的一次警示。但不幸的是，努尔哈赤并不想自己去承担福祚受亏的责任，而是把它完全推卸到贝勒大臣身上，认为“其咎自归尔等”，而其本人则要“悉秉至公”，以求得皇天眷佑自己的“初心”不再改变。

  第四阶段，承乃父遗风，敬畏天命。从天命十一年九月（1626年10月）皇太极即汗位至天聪四年五月（1630年6月）永平、滦州失守，皇太极基本继承了乃父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认为上天主宰人间祸福，并能公正裁断事之是非。虽然宁远之败和天聪元年（1627年）攻打宁远、锦州失利为皇太极“天眷后金”信念蒙上一层阴影，但对上天眷顾还未完全失去信心。上文已论及，兹不赘述。

  第五阶段，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从天聪四年五月到崇德八年八月（1643年9月）皇太极去世，是他改革官制，逐渐削弱四大贝勒权势，最终实现面南独坐，建立大清国，并基本完成与明朝逐鹿中原之准备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皇太极天命思想的主流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

  那么这一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

  首先是新的政治形势呼唤新的理念来指导政治实践。皇太极即位之初，即陷入汗权疲软，粮食匮乏，外有强敌，内有叛民的困境。加强汗（皇）权，改革政治体制，发展社会生产，缓和满汉矛盾，稳定统治秩序等等，都是他面临的重任。显然，在这种形势下仍以“皇天眷佑后金”作号召是很难完成历史使命的，必须建立起一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思想体系。第二是丢城失地的沉痛教训使皇太极幡然醒悟。

  天聪三年（1629年）底到四年初征明，攻城略地，进军十分顺利，使皇太极一度增强了对“天眷后金”的信心，因而在克遵化后谕固山额真及大小诸臣说，上天“佑命锡福”的事会“更大有在也”，被天眷佑的喜悦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信念支配下，才贸然派兵镇守处于明军包围之中的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但事隔数月，镇守四城诸将败归，使他那天将会依旧眷佑后金的幻想彻底破灭，真正认识到原来天命无常，把希望寄托于上天是不可靠的。

  如果说宁远、宁锦之败第一次动摇了努尔哈赤家族天眷后金的信念，那么这次四城失守则是对重新树立起的信心再次给予致命的一击。第三是汉文化的深刻影响。皇太极是一个倾心于汉族文化、深受汉文化熏染的人。他设立文馆，翻译汉文典籍，重用汉官和文臣，借鉴汉族的政治经验，改革后金的政治体制，这些措施反过来又促使他加深了对汉文化的理解和融会贯通。天聪四年后，对天眷后金失却了信心的皇太极必然要从汉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中寻求思想支柱，而原始儒家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天道观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于是一种积极向上、重人事而轻“天意”的新天命观应运而生。

  应当指出的是，思想的演化是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天命思想五个演变阶段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有时甚至是比较模糊的，这里是仅就其思想的主导性倾向而言的。

  三、天命思想的演变对后金政治的影响

  任何政治家的思想，都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所参与的社会政治或多或少施加过影响，在历史上留下了或清晰或模糊的印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作为后金（后改大清）的最高统治者，其天命思想必然会对后金社会产生较一般政治家更为显著的影响。

  如上所述，努尔哈赤的天命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敬天祈佑到“存心公正”，必得天佑到上天独眷后金的演变过程。大体说来，前两个阶段所起作用是积极的。每当出兵之时，努尔哈总是先要谒堂子祭拜上天，以“天佑戎行”来激励士卒奋勇杀敌，达到“两军相遇勇者胜”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对上天的敬畏和对“天嘉我公正”的信念增强了他本人战胜敌人的信心和勇气，使他能够处变不惊，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叶赫等九部联军来攻前夜，他自以为是无罪“被欺害的无辜之人”，必得上天佑助，因而安睡如故，第二天一早以抖擞的精神率众迎战。［1］（卷1）又如在萨尔浒之战中，明朝十一万大军分四路直扑后金，努尔哈赤冷静分析敌我形势，果断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路去”［5］（卷上）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术，连破三路明军，大获全胜。正是由于内心怀着“存心公正”必受天助的信念才能做到计出从容，沉着应对。

  由于努尔哈赤相信上天是人间是非曲直的最公正裁判者，所以他在处理人与人、部族与部族、国家与国家之间是非关系问题时，一般都采用对天盟誓的办法，誓词里都有“若违誓言，必受天谴”之语，使参加盟誓者不敢轻易背盟，这对维系和巩固女真各部的统一，加强与蒙古的联盟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治国行政中，努尔哈赤不仅借天命观念把自己的权力罩上了“天意”的神圣光环，而且特别强调制度公正和执法与行政公正，他自称“以公诚律己”，指责“断事不公”、贪财徇私之人，要求贝勒大臣“心术公正”、“秉公而断”。

  天命六年以后，努尔哈赤天命思想中固有的“天眷后金”意识被片面强化，对他晚年的内政外交、和战争策略等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例如，他对汉人推行的民族高压政策固然首先是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天佑我而厌明”的思想意识在作祟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既然认为上天独眷后金而厌弃明朝，将辽东之地“赐予”后金，那么辽东汉人就是被天所弃的人，理所当然地成为满族奴役的对象。强迫汉人迁移、与满人同居共食、颁行逃人法，直至天命十年对汉人的大屠杀都与这一思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又如，在“上天独眷后金”的思想支配下，漠视国内满汉矛盾尖锐、缺衣少粮，宁远城防坚固、战备充分、主帅指挥有方的事实，悍然发动了宁远战役，结果大败而归。

  经过一个时期的思想波动之后，皇太极终于抛弃了上天独眷后金的幻想，认为“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积极奉行“以德治国”方针，体仁行义，善待汉人，重用汉官，更定官制，较大地推进了满族社会的进步。实施了“剪枝伐树”的审慎战略，采用反间计、“入边残毁”及围城打援等灵活战术，纵横捭阖，运筹决胜，极大地削弱了明朝实力。遇事细思慎行，注意争取诸贝勒大臣的拥护和支持，削弱四大贝勒的权势，比较成功地完成了加强汗权、建国号称皇帝的定邦兴国任务，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为清入关后的统治打下了基础。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天命思想经过了一个从“敬天”——祈天“助我戎行”，到“信天”——公正裁断是非、皇天眷佑后金，再到“疑天”——天命无常的演变后，终于完成了与儒家天道观的接轨。这些思想观念的形成是努尔哈赤、皇太极以自己民族和自己时代特有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探求天与人、天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结果。在这个认知过程中，政治实践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每一次天命思想的演变都与后金政治的运作内容和运作方式的变换密切相关。反过来，历次天命思想的演变都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都推进或制约了后金社会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①《清太祖实录》卷二，戊子年九月辛亥征王甲城，夜过东星阿地，有星陨，大如斗，有光，士马皆惊。上知为克敌之象也，遂进兵至王甲城，攻克之”。卷三，丁未年九月辛卯彗星见于东方，指辉发国”，是月灭辉发。卷四，壬子年十月辛酉，征乌喇，“见东方有青白二气，指乌喇城北”；乙卯年三月甲戌有黄色亘天，映彻上下”，十月丁未有红绿祥光二道夹日，又有蓝白光一道，掩映日上，其状如门，随上（努尔哈赤）行”，第二年建元天命。卷五，天命元年八月丁已，达尔汉等征东海萨哈连部见黑龙江他处未冰，独我营对岸，水广二里许，横结冰桥一道”；天命三年四月癸卯，努尔哈赤率军与明广宁总兵张承荫等战于明边，激战中忽反风，尘沙转向敌营，我军乘势冲入，明兵不能支”。卷六，天命四年三月甲申，在撒尔浒之战中，“明兵与朝鲜兵竞发火器，忽大风骤作，扬沙石，烟尘反扑敌营，……又大破之”。又见（满文老档）丁未年至庚戌年、天命三年四月、天命三年五月、天命四年三月、天命七年二月。

  ［1］清入关前史料选集：第一辑之淸太祖武皇帝实录［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2］清太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3］满文老档［Z］。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清太宗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赵展。满族文化与宗教研究［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7，

  ［6］清入关前史料选集：第一辑之辽广实录［Z］，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7］宋德宣。满族哲学思想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