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然：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时间或可追溯到千年以前

抚顺琥珀（采自范勇《图说抚顺琥珀》）

抚顺琥珀（采自范勇《图说抚顺琥珀》）

  抚顺是世界四大琥珀产地之一，也是中国宝石级琥珀和昆虫琥珀的唯一产地。但关于抚顺琥珀是何时开始被发现、利用问题，到目前为止，在研究领域还是一项空白。按照抚顺琥珀产业界某些人士观点，抚顺琥珀被发现、利用起始于上世纪初，也就是抚顺煤田被大规模开采之后，至今已经有110多年的历史。

  煤精、琥珀，是抚顺矿层中两种独特的宝石资源。抚顺煤精被发现、认知可追溯到6800-7200年前。在1973年沈阳新乐文化遗址发掘中，出土的文物就有产自抚顺的煤精雕刻制品。然而，同一矿层中出产的琥珀却在6000多年后才被发现、认知，未必是历史真实。

  是不是古人只识煤精而不知琥珀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人对琥珀的认识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

  现存史籍关于琥珀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战国时代成书的《山海经•南山经》：“鹊山，其首曰招摇之山，临于西海之上，丽渡之水出焉，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无疾疾”。其中的记载的“育沛”,经我国近代地质学奠基人章鸿钊先生的考证，认为“育沛即琥珀无疑”。[1]

  事实上，早在《山海经》成书之前，中国就认识并开始利用琥珀了。在四川广汉三星堆1号墓挖掘中，就曾出土一枚心形琥珀坠饰，这是目前中国出土最早的琥珀制品[2]。而三星堆是距今3200-5000年的古遗址。在近几十年的考古挖掘中，琥珀制品屡见于商朝至明代各个时期墓葬遗址中。这说明，人们很早就对琥珀有了认知。

  抚顺琥珀被认知始于哪一个时期，目前我们还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但按照一般规律，抚顺煤田被大规模开采之前，人们也是有可能认知琥珀的。既然新乐煤精可以在“抚顺西部”“捡到”，那么抚顺琥珀也同样可能在“西部”被发现。

  以地下文物视角看，文物被发现需具备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存在，二是认知。抚顺琥珀就是一种未被认识的遥远存在。如果说在“抚顺西部本层（地表）煤”可以“捡到”琥珀是小概率事件，不足以构成人们对抚顺琥珀的普遍认识，那么对抚顺煤炭的适度规模开发，对促成人们普遍认识抚顺琥珀就应该是大概率事件了。

  众所周知，抚顺煤炭被大规模开采是1901年以后的事。但是，对抚顺煤炭小规模、浅层次地简易开采历史却十分悠久。1938年，在抚顺琥珀泉山上汉魏古城遗址中，人们发现了散乱的煤壳(不易燃烧的煤)和煤灰，同时还出土了汉文帝五年(公元前175年)铸的“半两”“五蛛”钱[3]。这说明至少在汉魏时期，抚顺人就把煤炭作为燃料了。这有可能是抚顺人率先创造的将煤炭作为能源的历史新篇章。

  汉代抚顺人最早将煤炭作为燃料之用，但是据已知的考古资料，历朝对抚顺煤炭的开发规模并不是很大。但“到了晋代，情况就发生了新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是把煤炭做为手工业生产的能源。”[3]

  晋代时，我国高句丽民族占据了抚顺，并在高尔山上修建了“新城”。考古工作者在“新城”遗址中发现了包含铁镐、铁釜、铁铧、铁熨斗等在内的大量铁器，甚至还发现了建筑材料红砖[4]。这说明，煤炭在高句丽时期已经被大量地用作燃料了。从高句丽人修建“新城”到“新城”被唐军攻克，期间经历长达300年时间，这一时期高句丽各项生产都有了长足发展，因此判断高句丽人对抚顺煤炭的利用量应该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但从高句丽不同时期的墓葬遗址中鲜有琥珀制品出土这一事实看，当时人们对抚顺琥珀似乎还没有明显的认知。然而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对琥珀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晋代《博物志》记载：“神仙传云,松柏脂入地千年化为茯苓，茯苓化为琥珀”[5]。或可能因为中原汉族与东北高句丽族存在地域及文化方面的差异，抚顺琥珀尽管存在，但并未被认识。

抚顺大官屯窑址发掘现场

  抚顺琥珀最早被认识和利用，最有可能出现在高句丽被灭亡300多年后的辽代。因为这一时期具备认识抚顺琥珀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随着抚顺对煤炭的利用量增大，抚顺琥珀问世的机率也会提升；二是契丹人对琥珀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纵观辽东历史，辽朝的抚顺当是它的发展中兴期。辽朝初年，太祖、太宗时期，为了推行“因俗而治”政策，曾将大批被俘汉人安置在头下军州，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契丹贵族察割将所俘5000汉民迁至抚顺地区，建立了贵德州。据有关资料载，当时贵德州户数为20890户，约有10多万人。这在当时已是个庞大的数字。辽朝境内已出现“城郭相望，田野益辟”的兴旺景象。[6]

  随着农业的发展，贵德州地区的手工业也有显著的发展，它的制陶业极大地推动着采矿业的发展。上世纪初，日本人曾在首山发现过深达60英尺的辽代铁矿坑遗迹，说明当时的铁矿开采已经规模很大[7]。这样大规模的炼铁，其燃料没有贵德境内丰厚的煤炭资源是很难想象的。另外，兴起于辽代的抚顺大官屯窑是当时东北地区较大规模的窑址，持续的时间较久。当时烧瓷、炼铁多以石炭为燃料，煤炭的需求量增大，这说明，辽代的抚顺已经对煤田有过相当规模的开发。据《近代中国实业通志》记载，抚顺煤矿“自辽、金以降，久为开采”，这为抚顺琥珀大量面世提供了机会。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驸马琥珀握手

陈国公主墓中出土的胡人驯狮琥珀盒

  辽代佛教兴盛，琥珀在辽朝受到极大推崇。“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朝代，任何一个民族像契丹人那样崇尚琥珀，用琥珀来装点生活。”[8]在近几十年的考古挖掘中，辽代墓葬出土的琥珀制品最为丰富。其中，1986年，由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当地相关部门共同发掘的陈国公主墓，一次性出土了琥珀珍珠头饰、琥珀珍珠耳坠、琥珀珍珠项链、琥珀璎珞等上千件琥珀制品。[9]不仅如此，在内蒙、辽宁等其他地区发现的辽代墓葬中，也都有大量的琥珀制品被发现：

  1950年由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调查发掘的阜新清河门萧氏辽墓中，出土琥珀佩3件、琥珀制品2件、琥珀刀柄1件；

  1953年由前热河博物馆筹备处在赤峰大营子辽墓中，挖掘出土琥珀器6件；

  1956年由东北博物馆发掘的新民巴图营子辽墓，出土荷叶式琥珀饰1件，笋状琥珀饰、条状琥珀饰各2件，各种琥珀珠41颗，蕈状琥珀饰2件，竹节琥珀执柄1件；

  1957年发掘的建平硃碌科辽墓，出土琥珀佩1件；

  1965年由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发掘的北票柳条沟辽代墓，出土琥珀佩2件；

  1974年由辽宁省博物馆、铁岭地区文物组联合发掘的法库叶茂台7号辽墓，出土琥珀珠项串1件，鎏金镶琥珀鸾凤纹银捍腰1件；

  1976年由朝阳地区博物馆发掘的姑营子耿氏族辽墓，出土琥珀琀1件，双鸟琥珀佩饰l件，琥珀料2件，琥珀坠8件，琥珀珠4粒；

  1978年由铁岭地区文物组清理发掘的法库叶茂台19号辽墓，出土琥珀串珠5件，琥珀佩饰2件；

  1979年由辽宁省文物普查队清理发掘的喀左北岭辽墓，出土琥珀珠2颗，琥珀佩饰l件；

  1982年，由哲里木盟博物馆发觉的科左中旗小努日木辽墓，出土琥珀器50件；

  ……

  一直以来，学术界一般将琥珀归入玉文化或其它杂类范畴之内，极少进行过专题研究。直到近年来，少部分学者对辽代琥珀的来源、工艺、题材等进行初步的探讨，且都以中、西文献记载为依据，忽视了对琥珀产地地方史的关注，特别是对辽代琥珀原料来源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另外，由元脱脱等人所撰《辽史》，缺少对琥珀的相关记载，这为后人研究辽代琥珀造成不小困难。

  关于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问题，史学界大体上有两种观点，或为本地出产，或是来自波罗的海，至今尚无定论。研究者认为，虽然抚顺是世界琥珀主要产地之一，但由于抚顺煤炭是在近百年来才被开采的，因此，很多人将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指向了波罗的海。研究者还根据辽与波斯、大食等国交往及文献中西域诸国向中原使贡琥珀的记载，进一步强化了上述认识。

抚顺琥珀加工店（1936年）

  琥珀作为一种古老的有机化石，在辽代被视为世间瑰宝，一度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特别被贵族所珍视。另外，辽朝崇佛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琥珀有代表佛血、平安护身之寓意。因此，对贵德（抚顺）地区因煤炭开采而产出的琥珀，绝不可能视而不见。

  辽代抚顺是辽东的中兴地区。辽初的端王、察割，中期的萧燕，这些宫廷顶端人物都与抚顺有着紧密的联系。这里有崇德宫，有贵德州，有宁远军，“有宫户一万六”，有“骑军一万”，有“城”“堡”三十四，有所属县二，有军卒哗变事件，有新修佛塔二……。

  因此，笔者以为，抚顺琥珀完全有条件成为辽代琥珀原料的来源之一，而出产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抚顺西部本层”。至于抚顺产琥珀在辽代所占比例，要取决于当时抚顺煤炭开采的规模和琥珀问世的数量，这个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事实上，过去几十年来，在抚顺地区的墓葬中也多次发现过琥珀制品。1977年，抚顺考古工作者在李石寨乡刘尔屯村东的西汉时期墓葬中，发现了3粒琥珀珠；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新宾木奇乡穆家村发现一个褐釉瓷罐，内盛金银器和琥珀珠等29件。[10]经专家考证，窖藏年代应为元代。虽然目前无法断定上述发现的琥珀是否产于抚顺，但在世界重要琥珀产地的这一发现不该被忽视。

  综上，笔者认为，研究者们之所以将辽代原料来源指向波罗的海，而忽视了抚顺产地，主要是因为对抚顺地区发展历史，特别是抚顺煤炭开采历史不熟悉所造成的。通常以为，抚顺煤炭开采是近代开始的。而通过上述事实，我们知道，抚顺煤炭的开采、利用从很早就开始了，其开采规模也远比以往的认识要大得多。

  另外，由于史料失载，至今我们尚不清楚契丹贵族察割为何选在抚顺建立贵德州。从已知的考古发现和现存文物上看，抚顺有州城、双辽塔、寺庙、瓷窑、驻军以及近十万居民，这在当时来讲，贵德州毫无疑问是辽朝重镇。辽盛时，辽朝疆域已经扩大到海河、霸县、雁门关一线，贵德州并非八方通衢或兵家必争之军事要塞，这等规模的布局发展其动能为何？以常识来判断，或因冶铁、或因煤炭、或因琥珀。

  注释：

  [1]章鸿钊：《石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2010年1月；

  [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页116、117、124，文物出版社，1999年；

  [3]赵广庆：《抚顺煤炭的早期发现与利用》，载《抚顺地方史概览》2001年10月1版；

  [4]《辽宁抚顺高尔山古城址调查简报》抚顺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载《考古》1964年；

  [5]（晋）张华《博物志》卷四；

  [6]赵广庆、曹德全《抚顺通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5年12月版，109页；

  [7]宋延英：《辽代铁州地址考》，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8期；

  [8]许晓东：《辽代的琥珀工艺》载《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9]孙建华、张郁：《辽陈国公主附马合葬墓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载《文物》1987年第11期；

  [10]《抚顺市志•市情要览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05年08月出版。

  参考资料

  曹德全、赵广庆：《抚顺通史》；许晓东：《辽代琥珀来源的探讨》；傅波：《金代的抚顺大官屯瓷窑》；《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故宫博物馆《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辽宁省志文物志•辽金元墓》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