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记忆里的东大院
东大院残存的平房
东大院的“地标”,深陷在地下的旱厕
再猜测一下它的久远,应该是在上世纪初,随着抚顺煤矿的开采,矿山机械设备生产需求的扩大,大批产业工人逐渐集聚而形成的居住区。在我的记忆里,除了有5、6幢红砖碧瓦的小洋楼给这片平房区点缀了些明丽的色彩外,黑色的瓦、青色的砖墙、黄色的土地是东大院最浓重的底色。
1973年,我8岁时第一次来到东大院。那时我们正下放在乡村。跟到村子照顾我和妹妹的外祖母身体不好,不得不离开我们回到大舅家里住,母亲就常带着我和妹妹看望外祖母和外祖父,知道大舅家已由东公园红砖碧瓦的苏联专家楼搬到了这里。
当年去东大院的路线依然清晰地行走在记忆里。
从抚顺北站下火车,坐上拥挤的2路通套车,越过新华桥,转向东公园、凤翔路一线,再往东到现在的老电瓷厂东墙外——抚矿技校西门路口再向南开100米,就到了2路车站的终点(起点)站,再沿着2路终点站北墙的一条马路向东走上50多米,路过我们回城后住过的老抚挖住宅楼二宿舍、“老头合作社”,前面就是一条向东、向南的两条岔路口。向东是远远一大片巍峨的红楼群、老抚挖的工人新村。
向南拐,沿着新村锅炉房和一座街道集体工厂之间,有一条蜿蜒的小巷。走出去眼前豁然看见东、西双向的电车铁轨。路基两侧一排排水泥杆上密如蛛网的黑色电缆拉着手,向着两头看不见的地平线铺陈着。越过铁路向南,就是这个叫东大院的所在。
路过一座高大的平房式的“合社(人们叫顺嘴了,是“合作社”即供销社,后来它被规模更大的东大院商店代替了),平房群里一座紧邻路边的小屋,就是外祖父母和大舅一家的小房。此后我们每次回来的落脚处,都是大舅家这处温暖的港湾,虽然它只有30多平米。我们一住就得十天半个月,人多住不下,大舅的小女儿、我未出嫁的明表姐每次都要出去漂泊借宿。住久了,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忆深刻。
向南(右首)跨过这条铁路线,就是昔日的东大院
青年路以北的二手车市场和这片辽阔的草地,就是东大院平方住宅区的旧址所在。
一是老旧。远逊于东公园老抚挖成排的日式小楼、一町目苏联专家楼绿树红花、垂杨古榆的秀丽旖旎,更不及离这里一条铁路之隔的路北工人新村的巍峨壮丽,这里显得那样低矮、陈旧。目力所及,远远近近都是密密层层、一排排黑瓦青砖的小房。
低矮陈旧的小房边上,夹着用生锈的铁丝绑在一起的、早就枯干了的木桩、竹条围成的栅栏。屋顶盖着破旧褪色、不成片的防雨的黑色油毡纸,耸立着像戴了一顶顶黑礼帽似的小烟囱。整个大院里,每三、四趟平房就形成一个方块型的扎堆小区,小区与小区之间用狭窄的一条小土路隔开。一座座平房就像一群群上了年纪,身穿黑色棉袄、佝偻着身子的老人,仿佛有些谦卑又有些倔强地仰望着隔着铁路北那一片片璀璨的灯火。
这里是工厂最基层的工人的集聚区。大院有几幢砖红色的小楼,显得鹤立鸡群般的突兀。那时大人不谈论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舅为什么在“运动”中“下楼”,我既不知道为什么,也根本不放在心上,只要能跟外祖母和亲人住在一起,哪儿都是家,顾不上朦胧中对大舅搬家若有若无的疑问。
二是人多。东大院分南、北两个区域,东西也由老供销社分界为两个街区。从南到北有25、6排平房,每一排自东向西大致有25、6人家。那时每家基本都有2、3个孩子,像外祖父那样年纪,拄着拐棍晒太阳、唠嗑的老人也三五成群,再加上大人们,差不多有2500多人生活在这里。住在这里的工人都是工厂车、钳、铆、电、焊等各工种和岗位最基层的劳动者,家属也有不少工厂的“三八大军”(五十年代叫“自救队”,是工厂为家属安排的,大集体的前身),孩子们也都在紧邻东大院东墙边的老抚挖子弟小学卫东一校念书。卫东一校共14个班,学生有4、500人,其中东大院的孩子不在少数,我们五年三班班主任徐雅环老师也住在这里。家长们是左邻右舍的邻居,孩子们是小时候的伙伴。时隔多年,见面还是能认出彼此。
当年老抚挖子弟小学卫东一校残留的老校舍
当年老抚挖子弟小学卫东一校残留的老校舍
东大院临近老平房一隅
到铁路边向南看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紧邻电车线的一座标着“男”、“女”的红砖旱厕,以后它成了我看到东大院的第一处“地标”。这里大大小小的旱厕多,大约10多座。小孩们卫生意识差,当腹内“水深火热”,来不及到“五谷轮回之所”(厕所)方便时,不免就地解决。日久天长,搞得脏兮兮的难以入目,让东大院落了为人诟病的“脏、乱、差”的名声。
父辈们在工厂起早贪晚地上班、加班、夜班,母亲们忙着家务,能把自己的屋子收拾得窗明几净就不错了,户外卫生也只能靠环卫工人的辛苦和操劳。东大院有自来水,但也有几眼像农户人家院子里用的压水井,家庭主妇们用辘轳压水洗菜、洗衣服,谈笑声、衣服在搓衣板“噌噌”的摩擦声,伴着“哗哗”的水声很是热闹,烂菜叶时常撇在地上,洗衣粉的泡沫也经常从水井边流淌得满地都是。
二路车站老旧的北墙
二路车站老旧的北墙
榆林老二路车站
四是配套设施全。无论东公园、久保町、工人新村、二三宿舍及平房区,还是东大院,国企时代的老抚挖都为各个职工住宅区配置了齐全、便利的生活设施。东大院有浴池、粮站,大院东墙就是子弟小学,最南端是职工医院,医院马路对过就是子弟中学和技校,南区和北区间马路南就是东大院商店。
它规模很大,有2000多平方米。商店是像一把卡尺似的拐角型平房建筑,鱼肉蛋菜、服装鞋帽、锅碗瓢盆等日用品、文具应有尽有,南北墙有两排明亮的玻璃窗户,一到晚上就挂上焊着铁条的蓝漆木板。每到下班时间,职工们就到这里买菜,熙熙攘攘的非常热闹。熟悉的人们相互打着招呼,人声喧动,合着店员用刀在案板上剁肉的闷响,把猪肉扔到秤盘里,掂得秤砣“砰啷啷”的响声,就像一曲曲轻松愉悦的交响乐。
八十年代初,大舅被落实了政策,举家离开了东大院,我也很少去那里了。由于榆林地区采煤沉陷的加剧,八十年代末,老抚挖开始对这里进行了避险安置。这些曾在车间、工段和班组建设了老抚挖这座开天辟地的工厂,生产出挖掘机、起重机、装载机的工人和家属们,终于告别了住了几十年,陈旧不堪的破房、危房,大多迁至河东、城东一带安下新家,迁入了新居。东大院这片“世纪老区”也逐渐废弃、消失了。
在东大院生活的日子虽然断断续续,但因为与亲人相伴无忧无虑的日子,使这些片段连成了一座记忆之墙,对它的一砖一瓦也未曾忘记。时时想起东大院的工人们、拉家带口的母亲们,破旧的平房群,熟悉的邻居和玩伴,融满幸福快乐的小学。从回忆中蓦然惊觉,明明还清晰地记得这一切,一幕幕场景就像在昨天,自己却已在不觉中,与当年那些提着饭盒上下班、神情凝重的前辈们同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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