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然：浅析抗日英雄孙铭武救国救亡进步革命思想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东北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之时，清原人孙铭武等人最早竖起了抗日旗帜，成立了“血盟救国军”，打响了辽东抗日救国斗争的第一枪。

  孙铭武，字述周，光绪十五年（1889）出生在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乡中寨子村。成年以后，步入军武行列。19岁时，他考入兴京县警官教练所，后担任地方区官、地方保甲团团总，参加过讨袁革命军和两次直奉之战，任连长、营长、警察局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等职，直至1925年，解甲为民。

  孙铭武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既军阀割据时代成长起来的军官。那是一个封建复辟想想、资产阶级自由派思想、先进的民主主义思想相互交织碰撞的时代。在旧式军队里成长起来的军人，头脑中残留着陈腐的、狭隘的封建主义思想不足为奇，但是孙铭武却是个例外。

  1931年10月19日，孙铭武、张显铭、孙耀祖等率400多人齐聚清原大苏河虫王庙宣誓，成立《血盟救国军》。孙铭武登台向全体官兵讲述目睹“九一八”经过，指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杀贼，民族兴亡在此一举”。并唱道：“起来!不愿当亡国奴的人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去战斗！战斗!战斗!”

  这种强烈救国救亡意识，以及准确地判断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提出不要当“亡国奴”，要去“战斗”的口号，一定是经过充分酝酿的。这与中共满洲省委在9月19日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宣言》基本精神高度一致。中共满洲省委《宣言》称，“工农兵劳苦群众们！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的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的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1]从一定意义上说，孙铭武等的抗日誓言比《宣言》更加精炼、也更具感染力和战斗力。

  孙铭武出生在清原一户富裕家庭中，家资丰厚。但是为了抗日救国，他“甘愿破产毁家图此义举”[2]，若不是具有崇高的救国救亡的思想和进步的革命理想信念，是很难做到的。

  近年来，由孙铭武等人创作的《血盟救国军》军歌被确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母本”，因此，很多专家学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母本”的研究上，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孙铭武本人的研究。那么，孙铭武的这种进步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由于资料缺乏，如今很难清晰地还原孙铭武的成长历程及其进步思想形成的过程，只能根据现有资料，试做如下分析。

关东革命第一人——张榕

  一、张榕是孙铭武革命思想的启蒙者

  张榕(1884年一1912年),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字荫华、号“辽鹤”，辽宁抚顺人。

  他“年幼颖慧绝伦”长而好读，淹贯中外，博洽教乘，善骑射、精剑术、有古侠风。”[3]1903年，入北京译学馆学俄文。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张榕弃学回乡。目睹两个强盗军队在奉天城外决战时，炮弹纷飞，雄伟壮丽的八王寺，被炮弹所摧毁。这位热血沸腾的青年，便同丁开璋等人到兴京(新宾)、海龙一带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训练乡军、捍御侮患、折冲樽俎、挽回主权”。[4]他联络当地人士组织乡团，并将章程条文在报刊上发表，还呈清政府备案，拟进行合法活动，后被清政府勒令解散。

  张榕这次回兴京、海龙组织“关东独立自卫军”时，在当地震动很大。“破产数万金”，洋人都为之惶恐，清廷驻陵官吏亦有所畏惧。“万余人云集东边道，声势浩大，使清廷甚为恐惧。”[5]此时，孙铭武已经16岁，对张榕如此大的革命行动理应所知。但这是否是促使他三年后报考兴京警官教练所的主要原因，目前还无法证明。

日俄战争期间被侵略军占领的抚顺城

  “关东独立自卫军”被解散之后，1905年7月，张榕又到北京，创办秘密刊物，宣传革命。同年9月，与吴樾在北京前门车站谋炸出洋考察宪政的清政府五大臣，事败被捕，被清政府以叛逆罪科以监禁。1908年越狱，逃亡日本东京。不久，加入中国同盟会，见到孙中山先生。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张榕又返回奉天，力促赵尔巽、吴景濂等人响应武昌起义，宣布东三省独立，脱离清政府。1911年11月17日，成立了以张榕为会长的“联合急进会”。该会发布“尊重人道主义，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等主张。力劝赵、吴二人顺应民心，迅速反正。起初，赵还含糊其辞答应下来，但经过权衡，最终还是没有理会张榕等人的建议。鉴于这种状况，张榕等人感到和平独立无望，便“密遣同志，分赴各属，运动军警，组织民军。”[5]响应南方的武昌起义而举行起义。

  在这次“运动军警，组织民军”活动中，张榕派赵中鹄、王樾人、洪东毅等分布辽阳、海城、海龙、兴京各府属，“组织军民数千人，官吏頫首，莫敢抗卫”[5]。这一时期，孙铭武正任职兴京北四区区官兼地方保甲团团总，自然应在被“运动”之列。其理由是，1905年张榕曾在兴京、海龙组织过万余人的“关东独立自卫军”，时隔六年之后，他再次组织民军，绝不会忽略兴京的军警。

  1992年出版的《东北人物大辞典》中，对此有记载。“（孙铭武）协助张榕组织辽东护国军”。由于记载过于简单，尚不清楚孙铭武协助张榕是发生在1905年，还是1911年。

  张榕是一个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从事辛亥革命活动而牺牲的革命义士，被暗杀前曾慨言：“我所以毁家谋国，百折不挠者，冀民国之速成，而阻疆臣之反侧也。至于权利，匪我思存”[5]。这种舍身为国的精神对孙铭武产生思想上的触动也在情理之中。

革命先驱李大钊

  二、李大钊是孙铭武的革命领路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清朝最后一位太后隆裕被迫抱着6岁的小皇帝溥仪宣布退位。从此，中国在名义上进入了共和时代。然而，民国的建立并未带来和平，随之而来的只有长期的军阀混战。不仅北洋余孽拥兵割据，国民党内各派系军队还相互厮杀，日寇则利用中国内战大举入侵，东北地区匪盗四起，民不聊生。

  这期间，孙铭武在兴京先后任预警所长、保董。“兴京界前三家子保董孙鸣五（武），……前充预警所长。改充今差以来，于缉捕上素负勇敢之名。”[7]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准备成立中华帝国，推行君主立宪制，拟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不久，蔡锷发动云南起义，护国战争爆发。孙中山派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指挥者之一、辛亥革命元勋居正回国，召集各方反袁志士。1916年2月25日，居正带着孙中山的指示返回国内，赶往大连，召集东北反袁力量赴青岛，组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准备举义。孙铭武很可能就是在这样背景下离开家乡参加“讨袁运动”的。

  《东北人物大辞典》中非常简略地记载：“民国五年（1916），（孙铭武）于千金寨参加声讨袁世凯运动”，至于孙铭武是如何进行“讨袁”活动的并未言明。

  有一条资料值得重视。1916年夏，兴京县知亊在给奉天省长张作霖的报告中提到，“……八家子（今清原）商团团总方文启伙同无业游民由福臣加入保皇党，从大连潜回后，携带大量现金购买枪马，以招集木工赴千金寨为名大肆活动。并勾结兴京界前三家子保董孙鸣五（武）参与其中。拒查，现已在黑石基、北仓什组织四十余名人员，铁岭、兴京尚有若干名。”

  报告还称，“该（孙铭武）保董因病请假，……现在尚在假期以内，初不知该保董有前项妄谬行为。准咨各情，巳由知亊饬将该保董撤去差使，并分饬警团严缉，务获究办。”[7]可以看出，孙铭武请假参与了方文启组织的招兵买马活动，并因此被撤了职。

  居正带着孙中山的指示来大连，组建革命军；方文启从大连潜回兴京招兵买马；史料记载孙铭武参与了“讨袁”活动，由此判断，孙铭武“讨袁”很可能是参加了居正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

  资料显示，“讨袁”结束后，孙铭武便进入了奉军，先后参加了两次直奉战争。1924年(民国十三年）任吉长镇守使第八旅运输队中校大队长，不久充任昌黎县警察局长，直隶(今河北）临、抚、昌、卢、迁五县警备司令部上校参谋长兼地方保甲团团总。

  昌黎，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早期开展革命活动的主要地点，昌黎县城北的五峰山，是李大钊先后8次游览、客居、避难，从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拓荒、播种工作的地方。抚顺市社科院副院长、抚顺党史专家王平鲁先生认为，孙铭武在昌黎任警察局长时，李大钊正在昌黎的五峰山避难，这一时期孙铭武和李大钊很可能有过接触，孙铭武接受“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主张的影响”，也应该以此为开端。

  笔者以为，这种判断可能性是很大的。1959年4月，李大钊的女儿李星华曾撰写回忆文章谈到父亲到五峰山避难的经历，并提及发生在昌黎的一件大事：日本人枪杀五位中国路警。李大钊得知此事后，表现出的强烈愤慨，称这是“弥天之耻辱”，并发誓，“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有如碣石。”[8]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昌黎广大学生联系起“弥天之耻辱”，各中小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纷纷进行罢课、集会游行，抵制日货。而这时，孙铭武正在昌黎警察局长的任上。

  有一天，当游行队伍走到昌黎西门城隍庙向群众宣传时，突然闯进五个日本兵，手持枪支，挤到台前进行威胁。青年学生的正义爱国行动，打动了时任警察局长的孙铭武，他立即拔出手枪，走上台去，大声宣布：“我有责任保护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谁要动武，我们也会不客气地动武！”[9]孙铭武的表态，让在场的学生群众更加激昂，在全场群众的声势压力下，那五个日本鬼子灰溜溜地退出去了。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孙铭武与李大钊接触的直接证据，但从多年之后，昌黎人还能记得这件事，足以说明，孙铭当时举动是给昌黎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的。联系李大钊当时对此事的愤恨，推测两人之间有过接触的可能性就更大了。王平鲁先生认为，“此一时期很多奉系的青年军人，都是在李大钊开展革命活动较早的河北省接受了共产党的救国救民思想的。”[10]

  大汉奸于芷山诱骗并杀害孙铭武时，跟随孙铭武一起组建“血盟救国军”的张显铭也在其中。他在身中数弹后，侥幸生还。在抚顺养伤数月，后化妆前往北平。劫后余生的张显铭在1933年撰写过相关经历。他说：“孙君（孙铭武）者清原县人也，慷慨任侠，有古烈之风，卒业于警甲学校，历任军界要职，奔走革命事业有年，相知最深，余之畏友也。”[11]

  按常理说，孙铭武1925年离开奉军，家有丰厚田产，应该回乡，但他却在沈阳支撑一家并不赚钱的小旅馆，让人不易理解。但与张显铭所说“奔走革命事业有年”联系起来看，孙铭武从离开奉军到回乡举旗抗日这6年间，并非意在谋生。

  孙铭武被于芷山软禁当夜，明悉将惨遭毒手。他给自己的儿子写了一封遗书被带出。其中谈到：“治刚、治国二子知悉，父生年四十有四，时置国家变乱，余本国家军人，必须与国同难，故奋然抗日，号召民众救国，但不幸中途惨遭挫折。父今为国而死，吾子必继父志，为国努力……。”直到就义之前，孙铭武想的还是救国，足见其意志之坚，信念之牢。或可以说，身为旧时代军人的孙铭武，其思想、信念是超越了时代的。

  人的思想、信念都不是凭空形成的。孙铭武的思想、信念的形成和转变必然也是由一些特殊的经历而促成的。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分析，孙铭武个人思想、信念的形成一定是受到了张榕、李大钊的影响，是这两位革命先驱促使他一步步走上了救国救亡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孙铭武称得上是一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士。

孙铭武烈士的孙子们在给爷爷扫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