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初的肃慎族与周人对东北的经略
2019-02-28 17:46 抚顺七千年《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01期 张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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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波(1930-),男,吉林怀德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研究。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01期 西周建国伊始,就经历了两次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也面临确定对东北地区——殷商民族发源地与东北...
张碧波(1930-),男,吉林怀德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从事中国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研究。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2001年第01期
西周建国伊始,就经历了两次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也面临确定对东北地区——殷商民族发源地与东北夷诸族诸方国集居地的统治方略。这是周初也是整个周代历史的大事,尤其肃慎族在这一段历史中起过什么样的作用,占据何种地位,是关系中国史、东北史的大事,也关系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实际与理论认识的重大问题。
一、周初平叛斗争中的肃慎族
周人以“小邦周”打败了“大邑商”,对殷商王族及其遗民如何处理是举世瞩目的大事。“乃反商政,政由旧”——废除纣王的暴政,采用商代先王(旧时)的政策,本着“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思想,本着争取殷商遗民以从周的政策策略,本着争取与国、友邦的战略意图,周人采取了上述一连串的措施,这是周人胜殷后政策策略的必然结果,是扩大胜利,巩固新政权具有战略意义的正确措施。而当有的遗民发动叛乱时,则坚决镇压之,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公东征。
周人分殷都为邶、鄌、卫,“封纣子武庚禄父,以续殷祀,令修行盘庚之政”,并建立三监制度,“俾监商臣”。“武王灭殷国为邶、鄌、卫,三监尹之。”(《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建立三监,就是防止殷商余孽叛乱。但周武王一死,叛乱还是发生了。“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史记》,卷四,《周本纪》)“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国公将不利于成王。’……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尚书·周书·大诰》对此有详细记述,“武王崩,三监及淮夷叛”。可见这次叛乱规模之大,问题之严重:这是一次内外相互勾结,趁武王之死,天下未定之时暴发的。“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当然是这次叛乱的一个原因,如果仅止于此,那么这次叛乱不会造成如此大的规模,而且叛乱的时间持续了三年之久。这里有殷商余孽的上层不甘心失败,早就酝酿这次叛乱了。这次内外勾结的大叛乱,是周初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清李错《尚史》卷一《轩辕五帝夏商列传》引《汲冢书》:“或告伯夷、叔齐曰:‘胤子(按指武庚禄父)在█(原字:比+阝)(按当是邶之误),父师(按指箕子)在夷(指朝鲜半岛),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商可复也,子其勉之。’伯夷,叔齐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则叩马而谏何为?’曰:‘为万世之君臣也。’曰:‘然则今何为?’曰:‘有死耳。’曰‘有死何以采薇为?天下周之天下,则山亦周之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无乃欲死而求生乎也?’遂饿而死。”这是一条极为珍贵的史料,可以弥补正史之不足,这条史料告诉我们:正是殷商顽固派不甘心失败,煽动殷商遗民中的上层分子,首先煽动纣子武庚以为叛乱之号召,进而联系动员如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叔齐,在夷(朝鲜半岛)的父师箕子,还联系商朝诸侯在淮夷的奄国、在辽左的孤竹国,以求形成一股强大力量,企图死灰复燃,推翻周王朝,复辟商王朝。
针对殷商余孽阴谋组织叛乱,周统治者也在全国颁布诰令,劝说友邦,共同平叛。居于东北的肃慎族(古国)是如何动作的呢?肃慎古族远在虞舜之时就与中原建立了联系。周人灭商,《竹书纪年·周纪》载:“(周武王)十五年,肃慎氏来贺。”《国语·鲁语》有更详细的记载:“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求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之金椟,如之。”从这段史料可知:肃慎于周初就成为周之与国,并前来纳贡称臣,贡献肃慎族的民族特产:楛矢、石砮,这二物是肃慎族的民族文化标志,贡献此物以示臣于周;周人对此特别重视,“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并分予武王元女大姬,分子虞舜之后裔胡公,以示尊崇。虞舜之后裔陈氏将其保存在国家府库金椟之中。从这里既可见肃慎族团与周人的亲密关系,也看到周人建国之后对东北古族肃慎族团的尊崇与拉拢,这也说明,在周初的武庚与三监的叛乱中,肃慎族是站在周王朝一边,没有参与叛乱。
周公东征,经过三年的战争,终于平定叛乱,巩固了新兴政权。《尚书·大诰》载,“肆予大化,诱我友邦君”——我大为教化(宣传教育晓以大义),劝诱我所友国君,共伐叛逆。在平叛战争中也有“友邦君”参加。肃慎族是否参加,史无明文。但在叛乱平定之后,《尚书·序》特意记上一笔“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周成王征伐东夷之后,肃慎氏前来庆贺。成王赏赐财物,使荣伯写了《贿肃慎之命》,以示尊崇和嘉奖。《史记·周本纪》作了相同的记载。在记载周成王成周大朝会的记录《逸周书·王会解》中“西面(当为东面之误)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秽人前儿……”稷慎即肃慎,地位排在东北夷第一位。从上可见,史料特记肃慎族庆贺平叛胜利,并在大朝会时位列东北夷之首,地位显赫,尊崇有加。这正说明,肃慎族团支持这次平叛战争,而可能是参与平叛,所以才获得周人如此之尊崇。
二、周康王北征中的肃慎族
《逸周书·作雒解》:“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九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殷。殷大震溃,降辟三叔。王子禄父北奔,管叔经而卒……”这是记载周公东征平息三监叛乱最完整又最概括的记录。“王子禄父北奔”,北奔到何地?据《史记·殷本纪》:“太史公曰: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北殷氏,《史记索隐》:“《系本》作‘髦氏’,又有时氏、萧氏、黎氏。然北殷氏盖秦宁公所伐亳王,汤之后也。”顾颉刚先生以为北殷氏乃王子武庚禄父“北奔”后被称为“北殷氏”,建国为亳,地在辽西。“我从1964年冬起,为了翻译《尚书·大诰》而连带研究周公东征后东方民族大迁徙的历史,因此从《逸周书》中知道武庚反周失败后北奔,从《史记》中知道殷后有北殷氏,从《左传》中知道周初燕和肃慎之间有殷人的‘亳’,从《吕行壶铭》中知道周康王曾遣伯懋父北征(时代依唐兰同志说),从《陈璋壶铭》中知道亳邦后属于燕,从《国语》和《书序》中知道周王朝对于肃慎的极意拉拢,又把《史记》所载的燕王卢绾受了汉高祖的怀疑而亡至匈奴,被封为‘东胡卢王’这一史实比较武庚这事,于是作出一假设:周武王封武庚于邶已在殷畿北部,当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逃奔到周人统治力所不及的地方燕之北、肃慎之南的一个地区,另建亳都,国号北殷,地点约在今的辽西一带,这个新国,周人是不愿它存在的,所以特别对肃慎表示好意(这时的肃慎住辽东半岛,与齐隔海相邻,见司马相如文);延至康王时,伯懋父北征,联合了燕和肃慎夹攻北殷,北殷灭后加封给燕,所以燕的北境在西周初期即已发展到东北。可是北殷虽亡,殷人随武庚北移的很多,他们继续留居东北,成为东北的土著,在东北各族间发生了巨大的影响。”[1]
关于肃慎族的最初居住地,有下列史料可资参考:“王使詹桓辞于晋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左传》昭公九年)“肃慎之国,在白民北。”(《山海经·海外西经》)“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山海经·大荒北经》)“凡海外三十六国……有修股民、天民、肃慎民”(《淮南子·坠形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太昊、句芒之所司者,万二千里。”(《淮南子·财则训》)司马相如《子虚赋》:“且齐东渚钜海,南有琅邪;观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澥,游孟诸;邪与肃慎为邻,右以旸谷为界;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
综合上述材料,可知:
1.先秦时期,肃慎在东北(海外)地区,周时已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为周之北土(北疆)。
2.肃慎居地曾与齐隔海相对,则在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
3.古代齐国隔海与肃慎有经济文化交流(“外私肃慎”),“邪与肃慎为邻”的邪,斜也,左也。齐国越海左与肃慎为邻,右以旸(即汤谷,朝鲜半岛东方日出处)为界。
4.西汉之后史籍记载与考古文化相印证,肃慎在今牡丹江流域。
据严一萍编《金文总序》载《吕行壶铭》:“唯二二月,白懋父北征。唯还,吕行捷俘贝,氒(厥)用作宝尊彝。”释文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又据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此铭亦当云:‘吕行从白懋父征’,顾文省略不言,而于唯还之次忽记吕行捷云云,似颇有文气鹘突之病,实则吕行捷乃追记从征时事,非已还后事也。余谓铭文当分两节读之。白懋父北征唯还者,记事亦记时也。详言之,吕行捷,俘贝,乃明制器之因由,文意在起下,不直承上语也。‘用作宝尊彝’与‘白懋父北征唯还’二语相系,云还后制器也。如此则乍读之似若文气鹘突者,而实则不尔也。”
《吕行壶铭》记周康王派遣白(伯)懋父北征,吕行从征,大捷献俘贝事。这次北征征谁?当时周王朝北疆的敌人当只有反周失败后北奔的纣子武庚禄父——他跑到殷商民族发源地幽燕地区,以寻求支持,并建“(北)亳”都,国号“北殷”。据《吕行壶铭》这次北征取得了大捷。肃慎族是否参加这次“北征”,《壶铭》未记,史籍失载。《汉书·武帝纪》载:“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这是就成康时期肃慎来朝一事说的,既有“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也有“康王北征”,“肃慎来贺”的历史内容。《后汉书》在《东夷传序》中记“及武王灭纣,肃慎来献石砮、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诱夷狄,周公征之,遂定东夷。康王之时,肃慎复至”。这里突出记载了“康王之时,肃慎复至”。在周初的重大历史事件中,肃慎族的动向,成为古史家关注的重点,灭纣,“肃慎贡楛矢、石砮”;伐东夷,“肃慎来贺”;康王“北征”,“肃慎复至”。我们有理由推论,在周人灭殷、周公东征、康王北征的重大历史进程中,都得到肃慎族的支持,甚至都有肃慎族的参与(南北夹攻“北殷”),并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周康王北征中有肃慎族参与,当北征胜利“吕行捷,俘贝”时“肃慎复至”,参加北征胜利献捷大会,当在情理之中的话,那么“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在伐东夷的祝捷大会上,肃慎族当是以参加平叛的胜利者的身份,来祝贺的。惟其如此,在周初的巩固政权的斗争中,肃慎族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在周初的历史中古代史家总是要对肃慎族重重地记上一笔的历史秘密吧!周康王在位(公元前1026—前1011年——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北征”则在这期间。
与《吕行壶》同一时期的《师旅鼎》,亦记伯懋父北征事。其铭文:“唯三月丁卯,师旅众仆不从王征于方,雷使其友弘以告伯懋父”(《双剑》1.7)。可知,伯懋父北征北殷之后,又移师征方国。《召伯尊》铭文:“唯九月,在炎师。甲午,伯懋父赐召伯马”(《录遗》205)。炎师即燕师,可知,这次北征,召伯(可能)是统帅。《陈璋壶铭》记齐襄王五年(公元前279年)收复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年)所攻占齐之故地之事。顾颉刚先生据《陈璋壶铭》与《吕行壶铭》联系起来认定,“伯懋父北征,联合了燕和肃慎夹攻北殷,北殷灭后加封给燕”。周人这才有“肃慎、燕、亳吾北土也”的认识。这个“亳”邦到田单伐燕时,追亡逐北,落于齐人手中。
三、周人对东北的经略
周以“小邦周”打败了“大邑商”之后,为了有效地巩固统治,进行封建诸侯,“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史记》,卷四,《周本纪》)姜尚、周公旦、召公奭为周武王之三大辅弼,所封之地为政治军事战略要地,这三个地区又是殷商的根据地——也是殷商残余势力最强最为活跃的地区。齐、鲁为古东夷地区,乃殷商之根据地,派出姜尚、周公旦统治此地区,正见出周人的战略决策对此地区的重视。幽燕地区是殷商民族发祥地,这一地区殷商方国林立(纣子武庚反周失败,“北奔”东北,可见此地之重要),又是东北诸夷生长繁衍的地区,战略地位重要。封召公奭于燕,以统治幽燕以北的东北地区。而幽燕地区又可与齐鲁形成犄角之势,可作战略上的呼应与支援。
从1986年北京琉璃河出土铜罍、铜盉(铭文相同)铭文可知燕有九个方国,受到周王褒奖,授民授疆土。据金岳先生考证,殷商在燕山有孤竹、庸令、幽侯、子渔诸方国。庸令与令支融合而为令支族。幽侯后为土方所灭。子渔并于燕。这些方国古族在周代多已与华夏族、燕山南北原住民族融合。
燕最初力量较弱,至燕昭王时期(公元前311—前279年)开始强大起来,首先击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其次燕打击箕子之后朝鲜侯,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番汗为界,朝鲜遂弱。”(《三国志》,卷三十,《东夷传》引《魏略》)但燕之东北界不止于满番汗(今朝鲜半岛清川江)。“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山海经·海内北经》。)列即列水,为朝鲜半岛载宁江,水北为阳,则燕之东北界于载宁江北岸。燕文化对东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燕地后为秦人所继承。
团结东北各族是周人经略东北的重要战略措施。《逸周书·王会解》是周成王平叛胜利之后的一次周王与诸侯以及周边民族族团的祝捷大会,地点在周东都成周(东都洛邑)。《竹书纪年》:“成王七年,王如东都,诸侯来朝。”即记此次祝捷大会。《王会解》中记“西(应作东)面者正北方:稷慎大麈。秽人前儿。……白民乘黄。乘黄者似骐,背有两角……”,“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独鹿邛邛。距虚,善走也。孤竹距虚。不令支玄獏。不屠何青熊。东胡黄罴。山戎菽……”外台东边面朝西以北为上的朝贡国有肃慎、秽人等族团使者,外台北边中轴线向东,依次为高夷、独鹿等族团使者,他们各自贡献方物特产。肃慎(即稷慎)赫然列于东北诸族团之首,可见周人对肃慎族的尊崇。
查《逸周书·王会解》,周公旦、太公望以及唐叔、荀叔等西周开国功臣均与会,就是没见到召公奭。从北京琉璃河出土的圉器铭文记载可知召公是派圉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的,并受到周成王和燕侯的特别赏赐[3]。这样的大会,召公却未参加(并得到周成王的理解),正可见由于武庚禄父之北奔,东北地区形势紧迫而严重也。
从《王会解》可以看到周人对周边民族的争取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东北地区的古老族团均参加了成周大会,成为西周王朝的“荒服”——朝贡国、藩属国,均在西周王朝的辖区之内。而由于肃慎族居住在东北这一战略要地,在周初平叛与北征的重大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西周王朝保持亲密关系,在周代历史中、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进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西周王朝征灭商纣之后,对殷商遗民也采取了适当的措施,“封箕子于朝鲜”就是成功的范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尚书大传》,卷四,《周传·洪范》)。并在这次朝周期间接受周武王访问,箕子为之讲《洪范九畴》——治国之大道。箕子是殷商末年的思想文化代表,地位重要,他的“来朝”是周初的一件大事。1976年周原出土西周甲骨,其H31:2甲骨卜辞:“唯衣(殷)鸡(箕)子来降”。“‘鸡’,即箕也,从本片卜辞‘箕子来降……’看,佐证书传之确,所以称‘降’,而不称朝。同时也说明并非箕子一人来降,且带有随从人员,而其自然归在歧周之文武帝乙的宗庙。本片卜辞年代当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4]可见周人对箕子“来朝”之重视程度。“箕子封于朝鲜”,把殷商文化带进朝鲜半岛,实施“八条之教”,建成著名的东方君子国,成为周人在东北与朝鲜半岛的稳定力量。
殷商另一族团“箕(原字:己+其[上下结构,下同])侯亚疑”(按:其族团之始见于典籍者即《尚书·商书·高宗肜日》中的祖己),周初箕侯亚疑族团投周投燕,成为周人有力助手。周初,箕族一支北上投燕,青铜器有“亚疑鼎”,出土在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为商末周初之器。北京房山琉璃河黄土坡村发现西周奴隶殉葬墓。判断侯亚疑子孙之在燕地者与燕国公卿联姻[2](P354)。1973年5月于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斐方鼎,是商代青铜文化,亦是箕侯铜器发现于最北方之一的典型器物[5]。斐方鼎与亚微罍同出于辽左窖藏之中,可知孤竹族与箕族亦有密切关系。
西周晚期的《师箕簋》记载了箕侯亚疑参加了周王朝的征伐:“王若曰:‘师箕父……令女率齐帀(师)、箕……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齐箕”即齐国的军队,箕就是箕(侯亚疑)国,证明“箕国参与了师█(原字:宀+袁)父的这次征淮尸(夷)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明公簋》记载‘遣三族伐东国’,但铭文没有指明是哪三族,我们估计是《师箕簋》里所说的三种人,其中就包括箕国在内。联系到黄县《启》器中的‘从王南征’,使我们知道了周王朝在山东不仅有齐、鲁两大统治势力,而且还有以黄县、烟台为中心的第三个统治势力(按:指箕侯与莱国)。他们不仅与周王朝互通婚姻,并且还参加周王朝对‘南国’、‘东尸’的战争,而这些则是过去所不知道的。”[6]
孤竹是殷商王朝在北方地区的方国。成周大会记载了孤竹参加了大会。尽管殷商余孽的叛乱组织者曾对伯夷、叔齐(原为孤竹国君)策反,曾联络“奄、孤竹而君之,以夹煽王烬”,孤竹国君未为所动,拒绝参加叛乱。这次成周大会,孤竹国君列在“北方台正东”的第四位,排在令支、屠何、东胡、山戎之前,贡献距虚(一作邛邛——马属动物,似骡而小,善跑)。据《管子·小匡》:“于是乎(齐)桓公……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北伐山戎,制冷(令)支,斩孤竹而九夷始听,海滨诸侯莫不来服。”
公元前七世纪,孤竹、令支联合山戎(金岳以为是孤竹支持山戎侵燕并“越海攻齐”,方遭到齐的打击)入侵燕国,请求齐桓公救援。齐桓公正好借此树立霸权,东征莱、莒、徐夷、吴越,南征伐楚,北伐山戎,西征攘白狄之地。在这次规模巨大、范围广泛的尊王攘夷运动中,孤竹、山戎、令支被击败,国家灭亡,孤竹国的残余北逃朝鲜半岛,依附箕子朝鲜,就是《山海经》中的“天毒”、“天吴”国——“天竹”、“天竺”。《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朝鲜即箕子朝鲜。天毒、天吴均为天竹、天竺、典竹的音译误记,实为孤竹族之北上者,仍保持其族名。汉末公孙康父子所建置之带方郡即进入朝鲜半岛之孤竹族之居留地,带方即典方之异音。孤竹族进入半岛,依附箕子朝鲜,不见有何作为。
综上,周朝在对东北的经营方略上,在争取东北夷古族古方国,尤其在争取肃慎族的支持上,在做好殷商遗民工作和在平定叛乱方面,可以说是把这些问题均纳入到巩固政权的战略高度给予足够的重视。肃慎族在周初周人巩固政权的斗争中参与了各项重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而开创了东北古族古方国与中原王朝关系的新阶段。
原文参考文献:
[1] 顾颉刚.关于古朝鲜研究的一封信[J].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动态,1999,(1):28-30.
[2] 金岳.北方民族方国历史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3] 北京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
[4] 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39.
[5] 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J].考古,1974,(6).
[6]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文物,1972,(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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