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抚挖辉煌的文艺事业（八）

  “二姐，我好想你。孩子们都好吗？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哥哥，听说那里又热又潮湿，你要照顾好自己。家里一切都好，父母亲身体康健，勿念。”“爸爸，弟弟和妹妹都渐渐长大了，他们都很懂事，有我在家您放心，盼望早日与您团聚。”“大家一直在牵挂你。你……过得好吗？”

  上述这些文字是四川泸州与辽宁抚顺之间的互相牵挂，牵挂的对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有非血缘关系但胜似亲人的工厂姐妹们遥远的惦念，也包括老抚挖文工团领导与老团员见面时至亲至近的询问。尽管离别万里，老抚挖（抚顺挖掘机长）与长挖（长江挖掘机厂）始终情同手足。50多年过去了，在回想这些文字和声音，时欲哽咽的感动中，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血脉同源的深情。

  第八篇  大军远行

  60年代初，国家做出援建三线的重大战略决策，共和国机械工业的长子——老抚挖万里入川援建长挖的壮阔史诗拉开了序幕。赴川的职工们大部分举家同行，有的正值青春年华告别了家乡，但有了战友们的陪伴，也少了形只影单的孤独与苍凉，在泸州扎下了家庭和事业之根，泸州也成为融入长挖人生命的记忆和归宿。

  出发与送别

  1962年，老抚挖派出了先遣小组到泸州茜草坝开始了新厂的考察、规划和设计。1964年，派出第一批职工队伍赴川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新厂建设，在当时还是一张“白纸”的茜草坝，修建起林立的厂房、车间、医院、住房、幼儿到高中的学校及各种生产生活设施。到1966年10月，泸州长挖新厂基本建成。此时老抚挖选拔职工、调配设备及工装，与各有关部门协调入川事宜等准备工作也已经完成。老抚挖援建三线的第一支千人大军整装待发。

当年的茜草坝和长挖的第一批职工宿舍。

  1966年12月18日，抚顺北站火车站开来了入川的专列，老抚挖援建长挖的1357名职工在老厂俱乐部集聚。同时调拨的还有273台精良设备、649套工装。俱乐部门前举办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响起了喧天的锣鼓，飘扬着送行的横幅，挤满了即将远赴万里的职工、家属和送行的人群。

  母亲回忆，与扶老携幼的人群一道，职工医院的领导和医护人员都来为调走的同事们送行。老厂领导把援建三线的红旗郑重地交给了新厂的领导，热烈地握手告别。远行的人们被工厂的大客车送到了北站，在彩旗飘舞和鲜花摇曳中登上了专列。

  1964年春出生的我，把自己想像在那送别的时刻，在母亲的怀抱里送别那支不朽的队列。我知道在那一刻的远行大军中，丈夫挺起脊梁背起了行李，坚强的妻子抱起襁褓中的儿子，年幼的姐姐拉着更小的弟弟妹妹，一起挥舞着小手为故乡的叔叔阿姨们留下了童年最后的影子。

长挖人保存的当年跋涉万里长途的火车票。

  送行的亲人有亲密的工友，朝夕相处的邻居，拄着拐杖蹒跚而行的父母和妹妹，一个人留在家里的哥哥。那一刻，一定有依依不舍的拥抱，风趣幽默的欢颜、谈笑遮掩着夺眶的泪水，一定有雄壮的老抚挖军乐团奏响的《草原晨曲》，铿锵的乐声缓释着别绪离愁。长挖人就是踏着这样的节奏毅然走向了一片荒凉的开创。

  列车鸣响了汽笛。这辆为老抚挖援建职工和家属们开设的专列，载满了优中选优的壮士，万里相从的家庭，豆蔻年华的青年，待字闺中的姑娘。列车的轨迹铺满了亲人的不舍和牵挂。长挖人留给故乡的声音是，——“挥手从兹去，从此关山万里，鸿雁却步，锦书难托。等我告诉你新厂在何处，再看到你熟悉的笔迹和温暖的问候。原谅我，来和去的路实在太远、太长，建设的重任也放不飞思乡的小鸟。三年一次的探亲假我会回家探望，偶尔回来的人也会告诉你我平安的消息。”   

  “我们像双翼的神马，飞驰在草原上。草原万里滚绿浪，水肥牛羊壮。再见吧，美丽的家乡，再见吧，幸福的家乡。为了远大理想，像燕子似的飞向远方。”老抚挖源源不断输送职工队伍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初。每一次，我的父兄姐妹都是这样告别和出发。

长挖建设者们当年盖起的厂房。

  入川的跋涉

  我问起当年去长挖的路程要多长时间。长挖人告诉我，那是一次漫长的旅程。当年交通不便，从抚顺到泸州的整个路程要走上三宿、两天，至少一路颠簸70多个小时。人们先要乘坐入川专列从抚顺——北京，历时13个小时。再坐北京——重庆9次特快列车走成渝铁路，经郑州、西安、宝鸡，越秦岭、过汉水，到四川隆昌火车站，车程近50个小时。至此已经63、4个小时的行程，每个人的腿脚都已浮肿。

长挖职工在新建的金工一厂房合影。

  下了火车，再由隆昌火车站乘汽车到泸州（票价1.8元，车程65公里）。客车载着人们在泥泞的山路上弯弯曲曲地行驶着，一路上到处是竹林和山连着山的雾蒙蒙的景象，偶尔看见的房子都是用草搭建的茅草屋，行驶了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川南小城—泸州。

  行程到这里还未结束。泸州市区在长江北岸，新厂长挖和职工生活区所在地茜草坝在长江南岸。援建的人们到了泸州市汽车客运站下车后，还要坐船过江。要步行30分钟，到长江码头（宝来桥码头），坐60年代的小木渔船（后有机动船）横渡长江到厂区。要到安置职工的住宅区，又需要再步行20到30分钟。文工团员们就是这样，与援建大军一起，带着家眷，带着自己的青春年华，背着自己心爱的提琴、琵琶、锣鼓等“武器”，历尽艰辛，辗转万里来到茜草坝。

长挖人当年居住的“干打垒”红砖楼。

  在这漫漫的行程中，单身的人行动尚可方便，拉家带口的职工，要携带随身的行李，照顾大大小小，特别是饥渴难耐、晕车生病的孩子，可以想象一路上的艰辛不易。孩子们在一路颠簸的睡梦里，也一定梦见了东公园南麓从1町目到5町目，到处的绿树，鲜花，小楼下园子用木棍扎起的栅栏，遍地绿草和庄稼，飞来飞去的蝴蝶、蜻蜓，被阳光照得皱起眉头那暖洋洋的幸福，在老祖母亲切的笑容，温暖的声音中哭醒……。

建设大军登陆码头，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长挖人保存至今的泸州到隆昌火车站的长途汽车票。

泸州的援建三线纪念馆。

展览馆关于昔日长挖的介绍

  在60年代末的又一个冬季，一批支援三线建设的老抚挖干部、职工和家属从老厂出发，分別乘坐两辆大客车，到辽阳火车站乘火車去北京。那时“文G”已经开始，交通混乱，他们在火车上又冷又饿苦苦等了近20个小时，到北京又延搁5、6天，又经历了60余个小时的旅程才到达泸州。

  1970年，为补充长挖职工队伍，老抚挖又抽调了从自己的技校毕业，已入厂工作的“学生工”支援了泸州。

  我也曾问举家迁往泸州的姚姨（我母亲好友），当年被抽调入川时是怎么想的，姚姨略一沉吟，回答了我两个字：“服从”。提起路程的艰辛，通信的不便，建设的艰难，长挖人只有感慨，没有过后悔。

长挖厂试制的功勋赫赫的1立米挖掘机。

长挖建设者们车间里响亮的口号。

  一把扇子摇过的夏天

  泸州处亚热带地区，茜草坝三面环江，一面靠山，夏天闷热，最高气温可达近40度，地表温度可达60多度，到了春秋梅雨季节，天气又格外潮湿。

  援建长挖的职工们到四川刚下火车的时候，刚好是四月末。走出车厢，一股发霉的闷热，把孩子们呛的上不来气，东北人不惧冷但怕热，感觉这里天空的闷热就沉甸甸地压在头上，热得无法逃脱。

  为了迎接老抚挖援建长挖的大军，茜草坝在1962年就开始了职工住宅楼（俗称“筒子楼）的建设，分布在3个生活区。茜草坝像老抚挖一样，相当于一个小社会，从托儿所、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技校都是厂办的。长江职工医院，也叫厂内卫生所。

从抚挖带去的机器设备，如今尚保存在当地博物馆内。

  当时国家的财力很困难，而且为了1367名职工和家属的安置，要千方百计抢时间、赶进度，因此起初工厂盖起的都是五层的简易红砖楼，俗称“干打垒”——就是单砖而成，没有给外墙和内墙抹灰，室内外都看得见红砖的楼房。长挖人在这里住了几十年。

  那时房子都不按平方米计算，按房间结构和大小计算，分别给取了名字。最大的房子是大单元，3个房间，分给人口多的家庭。其次是小单元。还有“拐坝”，就是2间直通的“筒子房”。最小的房子是“七块板”，即房子面积按楼板的预石板计算，7块板就是7块预石板长短宽窄的面积，类似老抚挖东公园住宅楼的“4个半席子”（4张木床大小），两家合用1个厨房。每层楼居住6户人家，有2个公用的水池子，2个公用的厕所。

抚挖人来到第二故乡，对这里的一景一物都充满新奇。

长挖文工团50多年前在茜草坝的第一次演出的珍贵旧照

（报幕员为老抚挖文工团报幕员，60年代四川省故事大王高俊章）。

  “干打垒”楼房难以抵御寒和热。夏天太阳直射进屋里，房间里酷热，冬天潮湿浸入屋里，非常寒冷。洗好的衣服，晾晒了五六天还是湿漉漉的。白天，楼板上热得打个鸡蛋都会熟。到了晚上，胆大的男孩们都热得上房顶上睡觉。房顶上只有两寸高的防护栏，搞不好一个翻身就会从五楼掉下来。人们在屋里热的受不了，就用凉水往地下泼水降温，水浇在滚烫的地面，像蒸笼一样冒着热腾腾的白烟，久而久之，很多人程度不同的得了风湿病。父辈们最辛苦，白天既要上班，晚上还要给孩子们摇扇子，熬过这酷热的夏天。

  当年长挖盖起的“干打垒”红砖楼，今天还有几栋在那里。这些已延续了半个世纪的旧居，像慈祥的老者，倾诉着那时茜草坝夏天里的故事。

  饮食的适应

  入乡随俗，但对来自东北黑土地的人们的口腹考验是一大关。四川虽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但当地的主食是籼米（俗称“线米”）。这种米半透明，腹白多，粉质较多，煮后松散，食味较粗糙。我1992年第一次去广东吃这种米，因为吃惯了东北油汪汪的大米，觉得难以下咽。在茜草坝，籼米是细粮，白面算粗粮，当地人管白面叫“灰面”。当时是计划经济体制，凭票买粮。米票是买米用的，粗粮票是买面粉用的。

  四川蔬菜品种较多，生长期也短，夏季主要吃“腾腾菜”，就是空心菜。用热水紧一紧，再用凉水浸凉，拌上酱油和辣椒面儿，就是蘸水菜，也成了长挖人的家常菜。四川的辣椒有名，东北人虽然也能吃辣的，生理上抵御寒冷的气候也是个主要因素。但酷热中还要“无辣不成菜”，不吃又受不了寒湿，消受起来就很难适应。但适者生存，长此以往，人们用麻辣汤泡饭也吃得喷香，来自东北的女孩们也变成了“辣妹子”。

长挖试制的挖掘机品牌产品。

  东北人离不开酸菜。从抚顺出发时，赴川的职工每家都帶上了渍酸菜的大缸，里面装着黑土、大粒盐和面碱，预防水土不服。这些大缸和家具，由老抚挖统一办理托运到泸州。但当地不种大白菜，在四川“渍酸菜”渍的是圆白菜，就是我们今天吃“酸菜鱼”里的“酸菜”，跟东北酸菜不是一个味道。就这样，远赴泸州的抚挖人、老抚挖文工团员们，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留下了歌声，留下了舞蹈，留下了建设者的辛劳和汗水，人生的悲欢离合。

  茜草坝响起的歌声

  在远赴泸州，组成新的长挖文工团阵容里，有老抚挖京剧团的老生、职工医院大夫王长春（又名王国林）、田玉龙，京剧小生杨宝青，韩统仁、张清连；老抚挖乐团拉弦部部长、“首席二胡”刘培福，“教头”方有光，高彦和主任的徒弟、大提琴兼黑管于国恩（绰号“于大胡子”），中沅兼琵琶袁俊山，笛子刘景发，打击乐董春生；老抚挖评剧团的高俊邦；灯光、舞美吕建望；摄影师佟燕淑；合唱队的王福才、陈树庭（前误为刘树庭）、张福源；舞蹈队兼女生小合唱队员黄焕金、薛焕玲、徐风兰、沈黛芝、林素兰；女声独唱演员王桂荣、边志新，男声独唱乌崇良；还有傅有俊、毕克豪、张克义、赵汝武……。

  高俊章，老抚挖文工团报幕员，长挖文工团不可或缺的组织者，60年代四川省“故事大王”。1966年随援建大军入川，1982年调回抚顺。高叔的爱人杨素芳曾在老抚挖职工医院工作，是哈大夫（回族，曾发明缓解治疗癌症的中药“独角莲”）的徒弟。杨姨称我母亲“三姐”，她母亲与我外祖母是姐妹（有亲属）。我出生时，杨老祖母还亲自来送了一篮鸡蛋。杨姨是罹患肺结核去世的，到长挖后还给三姐来过信。想起她，我母亲长叹一声，潸然落泪。

    在正在规划建设中的“1965·茜草工业记忆”博物馆内，当年的“奋战口号”让人感慨万千。

  这些老抚挖文工团的核心、台柱子奠定了长挖文艺事业的基础。6、70年代的泸州，只有长挖厂这样一支文艺团体。但就是这支队伍，以超一流的艺术水准，擎起了当年泸州文艺事业的天空。

  需要说明的是，老抚挖分出长挖后，老抚挖文工团也一分为二。

  作为文艺事业的老基地，老抚挖虽然一直保持着文工团的称呼，但与尽出了铸造、锻压、金工、机加工等精良设备和各工种职工一样，文工团也出现了严重的“缺门”，直到八十年代也没有完全恢复整体建制。长挖带走的半个文工团虽然集聚了当时老抚挖文工团京剧、评剧、歌舞、曲艺等一大批精英，但也已不再是文工团的建制。

  但在这光荣的集体最后分离的历史时刻，我们还是用文工团来称呼他们，这是他们永远的创造和荣誉。

  高叔给我发来了一张长挖文工团在当年的新厂食堂最早演出的珍贵照片。这座职工食堂面积只有500平方米。然而就是在这座荒凉的丛山峻岭中的小食堂，响起了老抚挖文工团王牌报幕员高俊章雄壮英武的报幕声，站立起老抚挖文工团的姊妹团——长挖文工团团员们坚毅的身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和音乐。

如今长挖人居住的崭新的新区、临江生态公园、体育公园。

  共和国开天辟地援建三线的工业史诗，就这样开始了。老抚挖首演的这部伟大的史诗气势恢宏，有雄伟的开场，有奋斗的艰辛，有付出的悲壮，有收获的喜悦和幸福。自此，川蜀大地上又矗立起一个中国挖掘机行业的排头兵，中国最大的液压挖掘机专业制造基地，世界大型液压挖掘机生产五强企业。

  长挖的忠学大哥、艳秋大姐和云姐都给我发来了长挖职工新区的照片和视频。今天的茜草坝秀美夺目，老一代长挖人在崭新的高楼里安居，在长满鲜花绿树的生态公园漫步，在临江体育公园健身、娱乐，享受着天府之国“极目楚天舒”的旷阔愉悦。

  它们令我想起了长挖人出发时老抚挖军乐团奏响的《草原晨曲》，50年代开赴边疆的人们唱响的《克拉玛依之歌》。建设者们牺牲了享受，最终也享受了牺牲换来的成果。

  泸州如此美丽，长挖功不可没。泸州如此多情，长挖未被遗忘。

  感谢泸州，祝福长挖的亲人们！（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