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志新:回忆厂文工团和援建岁月
在前不久老抚挖文工团前辈们的聚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著名女声独唱演员边志新前辈,这位老抚挖观众心中的文艺明星,今年已78岁,但神清气爽,谈吐风趣,身材依然苗条挺拔,动作举止敏捷轻松。60年代,她曾获得厂全运会女子100米冠军,后来曾随老抚挖大军远征四川泸州;80年代调回了辽宁,先在抚顺电瓷厂工作,成为技术档案管理权威,后调省机械厅工作到退休。
老抚挖文工团前辈们,不仅是生产线上技能出色、作风过硬的骨干,是实现技术革新,提高生产效率的工人专家,同时还是老抚挖文艺史册上的传奇人物。
60年代,边志新、王桂荣、高俊章前辈也曾加入援建三线的大军,经历了创建长挖的峥嵘岁月。回忆起在老抚挖文工团和长挖的日子,他们谦逊平和,乐观开朗,豪迈豁达。在他们身上,依然彰显出共和国第一代建设者的风范。
以下是边志新亲笔撰写的,对老抚挖文工团和援建三线的回忆。(王尧)
怀念老厂文工团
作者边志新近照。
我心中的抚顺挖掘机厂,是我们永远的老厂。四川省泸州市长江挖掘机厂这座新厂,是我们青春时建设和成长的地方。
抚顺挖掘机厂坐落在抚顺市的东公园地区,空气清新,街景美丽。工厂有东、西两道大门。东门内有一座挖掘机厂技术学校,简称技校,西面的大门里有一座高大的红楼,也就是厂的主楼。楼内是厂的党政机关、工会团体、工程技术部门集中办公的地方。大楼的一侧还有一个大大的中央实验室。在办公大楼的西面,就是能容纳1800名观众的大俱乐部,既能放映电影,也是工厂召开大型会议的地方,这里也是我们文工团排练、演出的集聚地。
1959年老抚挖铸钢车间体育队合影留念。前排左四为厂女子百米冠军边志新。二排左四为车间主任刘国章。
老抚挖文工团部分老团员在老厂合影留念(前排左五为边志新)。
说到这,不免想起了我团的乐队总指挥徐长福同志。他稳重大方的指挥风格,体现出他深厚的乐理功底。他也是一位平易近人、很大众化的同志,因此大家都亲切地称呼他徐师傅。
在厂党委的关怀重视下,工厂的文体活动也是在抚顺市内开展得比较早的单位。我厂有自己的体委组织,在主任郑丙荣的带领下,厂篮球队等也经常参加各种比赛,成绩都很优秀,令观众羡慕。
厂文工团最早分京剧、评剧、歌舞三个队,还有话剧队。京剧队和评剧队都排练了许多优秀的节目,并参加各种演出和比赛。特别是京剧队演员,阵容齐备,生旦净末丑齐全。厂卫生所的王长春大夫是团内乐队的总指挥“鼓佬”;京胡琴师赵老师戏路宽,在团内起主导作用,享有“天下第一弦”的美称。王大夫既是“鼓佬”,又是高派老生演员,如《辕门斩子》戏中演杨六郎杨延昭一角,声音高亢响亮、韵律准确。唐英老师的马派老生唱的非常到位,如《秦香莲》中的陈世美、《反徐州》的徐达一角,很受观众好评。刘宝恒老师的架子花脸唱得韵味十足,他扮演《辕门斩子》的孟良一角,唱功可圈可点,戏中演老旦的是厂技术科的一位工程技术人员,演唱功底深厚。大薛(薛自强)是文武老生,大田(田玉龙)是青衣男旦。他们排了多部京戏受到好评,个个都具备票友的水平,在全市大赛中多次得奖。京剧团由于人手不够,有时也向厂歌舞团借女演员协助演出,体现了团队的协作精神。
蓬勃的青春力量。1965年8月28日老抚挖第九届团代会代表合影。
厂文工团被称辽宁歌舞团“二团”,这是对企业文工团的承认与褒奖。“二团”的称谓是有根据的。我们演出成功离不开辽歌的指导。演出的大部分节目来自于辽宁歌舞团的编排。如比较经典的舞蹈《丰收乐》、《节日之夜》《在果园里》《单鼓舞》(满族舞)《快乐的啰嗦》,还有古典舞《画中人》等等。当然,我们自己也有许多多舞蹈是自编自演的,如江西《采茶剧》、舞蹈《补皮鞋》、山东琴书《梁山伯与祝英台》、男女声表演唱《回娘家》、男女混声合唱《姑娘们比干劲儿》、《我们是创造挖掘机的工人》等等。既受过辽宁歌舞团的亲自指导,两个团体也经常一起交流,提高演出水平。
在党中央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引下,我们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工团、歌舞团配合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努力工作。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全国人民以欢快的心情祝贺这一伟大的节日,在抚顺市的庆祝游行大会上,我们出了一台彩车,以舞蹈《丰收乐》的表演形式,体现劳动人民丰收喜悦的心情。
歌剧《血泪仇》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60年代老抚挖文工团员与辽宁歌舞团老师们在北陵公园游园合影。
1959年,16岁的老抚挖文工团员王桂荣在抚顺市工人俱乐部(工人文化宫)参加演出后合影(后排左一站立者)。
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苏联要撤回援建的所有专家。我们代表抚顺市文艺团体到友谊宾馆参加欢送演出活动。当时是抚顺涨洪水最危险时期,我们在山上演出开欢送会,不知山下市区内、家里遭受水灾情况怎样,都非常担心。市领导不断鼓励我们,大家克服了很多困难,完成了市领导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
在配合阶级教育,忆苦思甜活动中,我们排演了5幕17场的大型歌剧《血泪仇》。这个剧目是以旧社会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为背景和原型创作的。在戴天崇、侯杰两位导演的精心指导下,我们努力深入剧情,揣摩台词和形体,刻画人物形象。当刘长占同志出演的王仁厚为生活所迫,要卖掉小孙女桂芹那场戏的时候,真是忍痛割爱,场面悲痛欲绝。台上的演员泪流满面,台下的观众一片抽泣声,当演出结束,观众退场时还在擦眼泪,回忆过去的苦难生活,再看看今天的现在的幸福,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
我们参加第二届沈阳音乐节,与许多专业文艺团体、业余文艺队共同演出,相互学习,我们也荣获了奖励。到雷锋同志的所在部队去慰问演出,也是我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好机会,跟解放军战士们联欢,看到他们的革命精神很受鼓舞。回来时我们有的同志就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到学校去当校外辅导员,很受同学和老师的欢迎,并被评为“优秀辅导员”。我们抚顺被称为“煤都”,是因为拥有老虎台矿、胜利矿、龙凤矿、西露天矿等几大煤矿。除了与矿区的文艺工作者同台联欢演出,我们还下到矿井去,为矿工们演出很受欢迎。矿工们希望我们能经常去为他们演出,丰富井下的文化生活。
50年代老抚挖文工团游园合影。左起,后排:边志新、李汇瀛、沈黛芝、齐连子。前排:暂不详、高彦和、王文廷、徐长福。
后排左起:边志新、暂不详、齐连子、沈黛芝、黄焕新、暂不详。前排左起:王桂荣、籍桂春、国家一机部五局办公室王主任、吕素兰、暂不详。
我们这些演员有时也有不足。比如在老厂俱乐部的一场晚会上,我们女生小合唱团唱错了一句词而引起了笑场,站在边幕后边的李汇瀛主任百般的制止不要笑,可他越说我们越笑的不停,那场演出很不成功,事后我们都做了检查。自我检查是我团固有的严明纪律,因为演员在台上演出出现笑台是对观众的不尊重。
在国家提出“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方针指引下,我们也排演了许多鼓舞斗志的节目。如采用了国粹京戏的节拍《南邦子》,配上自创的时代新词创作的《红五月》,以京剧韵味和新词,歌颂我厂全国劳动模范修桂月同志的模范事迹,歌颂在生产战线上的新人新事。通过学习“乌兰牧骑”轻骑队,我们排练了很多短小精干的自创节目,到生产第一线演出。因为文艺工作为工农兵服务,是我们的方向和宗旨。
老抚挖京剧团剧照
在党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更好的为“大三线”建设工作的方针指引下,我厂文工团三分之二的同志随着1800名从内地搬迁的职工队伍,都去了四川省泸州市,建设一个崭新的挖掘机新厂。
长挖新厂建在长江边上,与泸州市中心隔江相望,很美丽的风景。分别来自辽宁抚顺、北京、天津、上海几个地区的职工们,共建设了长江挖掘机厂、长江起重机厂、长江液压件厂三大厂。为了保证援建大军共饮长江水,我们还在厂区新建了一个很大的净水厂,为饮用水达到卫生标准,日夜忙碌。
《老抚挖辉煌的文艺事业》作者王尧的母亲朱桂春女士,是老抚挖文工团小提琴手。
这张60年代初抚顺职工疗养院临时组建的文工团老照片,足见当年这座城市厚重的文艺气息(第二排左起第二人持小提琴者,为《老抚挖辉煌的文艺事业》作者王尧的母亲朱桂春女士)
在泸州新厂,我们除了完成每个人的本职工作外,仍要坚持文艺宣传工作。在泸州新厂我们经常演唱的歌曲,如《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翻身道情》等革命歌曲,还有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唱段和折子戏,还有当时流行的五大歌剧《洪湖赤卫队》、《红岩》、《红霞》、《红珊瑚》、《红色娘子军》的唱段。
除了为厂内职工演出外,我们还到其它单位,如蓝田机场为空军部队慰问演出。军人们都是国家的空军飞行员,很辛苦,其中也有东北籍的官兵。当听到东北口音,相互热情交谈时,我们内心倍感亲切,好像见到了亲人一样。
在泸州的日子,想念家乡亲人是我们大家的共同感受。那种心情特别难受,特别是赶上逢年过节,就增加了一个“更”字。我们这些同志在一起互相理解、互相帮助,如兄弟姐妹一样,团队精神比较强。我们用自娱自乐的方法赶走寂寞。男队员们发明了一种叫做“刺激”的玩法,就是无论在演出的路上或间歇时间,突然倒在地上,手舞足蹈地说”我受刺激了”,逗得大家哄堂大笑。这可能是很童年的玩法,但其中含着大家想念家乡亲人的孤独,这种玩笑是对心情的一种安慰吧。泸州新厂人的深厚感情,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不知情谊何处致,只因异地念家乡”。
四川泸州茜草坝援建三线纪念馆里的工业记忆之墙。
泸州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四川山美水美人更美,不愧为“天府之国”,“鱼米之乡”。新厂有“长挖一号”、“长挖二号”等几只船,用作运生产用的原材料,也经常给全厂职工带回日常应用之物。记得有几次大船从上海回来,带回了好多海带鱼。我们日常在泸州全都吃江鱼,很少有海里的鱼吃。在那些日子里,全厂家属区内都是一片烧海鱼的香味儿,“吃鱼吃鱼,户户有余”,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大家庭啊。
我们为自己能参加祖国的三线建设而自豪。如今,我们已经步入老年,回忆过去已很淡忘,但有一件事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教育下的,工人阶级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
昔日的老抚挖东公园南麓住宅区。
抚顺挖掘机制造厂的前身是日本政府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在辽阳烟台(今灯塔)修建的为掠夺抚顺煤炭资源服务的机械修配厂,当时工人不足100人,主要从事采煤机械的检修。翌年工厂迁至抚顺千金寨西竖坑(大官屯南),作为抚顺采炭所机械所内的一个工厂。以后工厂又先后改名为中央机械工场、抚顺煤矿机械工场、抚顺炭矿机械制作所等。工厂迁到抚顺后,主要为抚顺煤矿维修机车、蒸汽机、挖土机、电铲等设备。
1948年11月1日抚顺解放后,工厂隶属于抚顺矿务局。当时工厂除担负煤矿设备维修外,还担负修理榴弹炮和其他远程火炮的军工任务。1950年试制成功了飞机辅油箱,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1953年3月,工厂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主管,改厂名为抚顺重型机器厂。
抚顺挖掘机制造厂是国内液压履带式起重机最早、最大、最全的生产基地,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率先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合机械式挖掘机,曾被誉为“我国挖掘机制造工业的先驱、工程机械行业的骨干”。
1977年经国家批准确定抚顺市浑河北岸施家沟为新厂址。从1979年10月开始破土动工,到1985年,经过6年奋战新厂区已初具规模,迁建第一期工程于1987年完成,之后企业遭遇一系列生存困境。
2003年12月19日,抚顺挖掘机制造有限公司被浙江宁波民营企业家徐楗元整体收购,成功转制为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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