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P手机版 RSS订阅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东北民族

郭孟秀:肃慎族系演进考

时间:2019/9/20 23:33:13   作者:郭孟秀   来源:《学习与探索》 2019年第5期   评论:0
内容摘要:  肃慎族系(肃慎系)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由部分前辈学者提出,尽管所指与现在有所不同,对该族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未细加讨论,但却强调了东北历史中族系的存在。较为系统论述的则为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先生之《东北通史》,后逐渐为东北历史、考古学界所接受。经过多...

郭孟秀:肃慎族系演进考

    郭孟秀,男,民进会员,1965年9月6日出生于黑龙江省虎林县。1988年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学专业。2004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2009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获文化哲学博士学位。现为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黑龙江省满语研究所副所长,《满语研究》副主编,博士生导师,研究员。


  肃慎族系(肃慎系)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由部分前辈学者提出,尽管所指与现在有所不同,对该族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未细加讨论,但却强调了东北历史中族系的存在。较为系统论述的则为东北史大家金毓黻先生之《东北通史》,后逐渐为东北历史、考古学界所接受。经过多年发展,学术界对肃慎挹娄关系、肃慎族系各部族的族称、地望以及考古文化的确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亦不乏灼见之作。


郭孟秀:肃慎族系演进考


  但是,对于肃慎族系的整体认识,诸如肃慎族系何以形成、族系内各部族承接关系与方式等,特别是肃慎族系是直线传承还是复合发展[注]这一重要问题却鲜有论及,大多数学者都认同金氏提出的肃慎族系一脉相承的发展脉络:“肃慎为东北最古之民族……周秦以前称肃慎,汉魏晋称挹娄,南北朝称勿吉,隋唐称靺鞨,辽金元明称女真(或作女直),清称满洲,皆此族之异名也。”[1]27事实上,关于肃慎族系直线式一脉相承的观点,不仅从历史文献记录上看存在诸多疑点或矛盾之处,而且也无法得到考古发现的确证支撑。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关系到肃慎族系假说能否成立及如何成立的关键问题,也是东北民族史研究深化发展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在充分尊重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探讨肃慎族系的存在及演变方式,并尝试从肃慎族系视角重新审视东北民族历史的相关问题,希望得到学界同仁师友的重视与斧正。

  一、肃慎族系概念源流

  肃慎族系包括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洲等部族。这一概念的形成经历了由史料自然记载到学界初步认同与简单归纳再到明确界定与广泛认同的过程。

  1.史料记载

  除了先秦史书仅对单一肃慎有简要记述外,自汉以后的史料文献陆续出现挹娄等其他部族称号。汉、三国、晋史书主要介绍了肃慎与挹娄两个部族,但对于二者的记载却比较混乱:《三国志》《后汉书》都为挹娄专门立传,并将其视为“古肃慎之国也”,《三国志》还多次提到肃慎朝贡;而《晋书》又单独为肃慎立传,并言“肃慎氏一名挹娄”,由此也导致了后世史家乃至现代学术界关于肃慎挹娄关系的争论。

  南北朝至隋唐史书中又陆续出现了勿吉、靺鞨等肃慎族系的部落,但在记述时都明确表明与肃慎、挹娄的承继关系。如《北史·勿吉传》:“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隋书·靺鞨传》也有类似记载。《魏书·勿吉传》则称“勿吉国,在高句丽北,旧肃慎国也”。两《唐书》则将靺鞨纳入,进一步阐明了肃慎族系从肃慎、挹娄到勿吉、靺鞨的链接关系,《旧唐书》卷二一二《靺鞨传》:“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新唐书》的记载也大致相同:“黑水靺鞨居肃慎地,亦曰挹娄,元魏时曰勿吉”(《新唐书》卷二三五《黑水靺鞨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高丽灭,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新唐书》卷二三五《渤海传》)复将渤海国作为粟末靺鞨所建地方政权而列入肃慎族系政权之中。

  女真之名最早见于宋辽史籍,《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讹为女真。……《三国志》所谓挹娄,元魏所谓勿吉,隋谓之黑水部,唐谓之黑水靺鞨,盖其地也。”[2]16南宋使者陈准所著《北风扬沙录》与此记载基本一致。至此,在史料文献中完成了从肃慎到女真较为完整的族系记述。其后的文献大多沿袭了这一体系。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可以看出,历朝史书关于肃慎族系各部的记载是渐次增加的,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原王朝对这些少数民族的识别过程。但是史书又不是泛泛地孤立介绍各部族,而是将其视为有渊源关系的一个体系内的不同时期的称号,形成了在时间上按直线演进的承继顺序,从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印象,肃慎、挹娄等各部犹如中原王朝更替一样,为同一部族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的称号出现。然而史籍并没有对这些部族之间在地望、生活方式、文化特征等方面是否具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予以记载和说明。

  2.学界初步认同与简单归纳

  宋卿、陈鹏在《肃慎、挹娄研究综述》一文中认为:“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40年代可视为肃慎、挹娄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史学界对于肃慎、挹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其语义、二者关系及居地的探讨。”[3]肃慎系的提出也在这一时期。如冯家昇先生在《述肃慎系之民族》一文中指出:“肃慎系之民族为三大通古斯之一,其名称虽代有变更,而其种属则为一系,如先秦之肃慎,汉魏之挹娄,南北朝之勿吉,隋代之靺鞨,唐代之渤海,宋元明之女真,近代之满清是也。”[4]吕思勉先生在《中国民族史》中所列十二族就包括肃慎:“今所谓满族,见于史籍最早者,当推肃慎。”[5]并引用史料论证古代之肃慎“必即后世之挹娄靺鞨其人也”。傅斯年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东北史纲》虽然没有明确提及“肃慎系”一语,但却在第一章第二节中使用了“肃慎—挹娄—女真”标题,认为“《满洲源流考》言‘挹娄疆域与肃慎正同’,其说不误。又谓肃慎、挹娄、珠申、女真为一音之转,亦确”[6]。

  在第四章“西汉魏晋之东北属部·上史料”中列出《后汉书》《魏志》《魏书·勿吉传》《北史·勿吉传》相关记载,实将其视为同一族系,文中引用史料说明了肃慎与挹娄的关系。林惠祥先生的《中国民族史》在第八章标题上就使用了《肃慎系(满族来源之二)》,指出“肃慎亦属满族之一系,在上古时期谓之肃慎或息慎、稷慎,后又称为挹娄、勿吉、靺鞨;至于女真更为肃慎之转音语”[7]。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挹娄即为肃慎》(载《东京人类学会杂志》1896年123号)一文中虽然没有提出肃慎系概念,但也认为各部族之间存在连续性:“盖挹娄即为肃慎,亦即人类学家所谓的通古斯人种。此挹娄在中国历代被以各种不同的名称呼称,有时被称为‘靺鞨’,有时被称为‘勿吉’,有时又被称为‘女真’。至于其人民,即为同一通古斯人种。”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学者们根据史籍中对肃慎、挹娄等部族的记述中貌似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研究东北史、东北民族史、满族史时自然而然将相关部族划为一系,归纳出了肃慎系这一概念,即从与其他古代少数民族比较的角度进行了粗略分类,并没有就肃慎族系这一概念予以严格界定,也未对这一族系的构成方式、演进变迁过程展开深入讨论,仍然是一种简略的自在归纳。尽管如此,前辈们的首创之功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3.最终确认与广泛认同

  较为系统论述肃慎族系的是金毓黻先生,他在《东北通史》中将东北古代民族划分四大部分:“古代之东北民族,大别之为四系。一曰汉族,居于南部,自中国内地移植者也。二曰肃慎族,居于北部之东。三曰扶余族,居于北部之中。四曰东胡族,居于北部之西。此皆早居于东北之民族也。”[1]24并特别强调东北土著居民为三大系:“依古籍所载,可知肃慎夫余东胡三族,最早居于东北之民族也。”[1]31尽管金毓黻先生并未对族系概念加以界定,也未具体阐述族系之内涵,但已经明确了三大体系而非某一个或几个部族,其实表明了族系的存在这一事实。很显然,金毓黻先生对肃慎族系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其他学者,并从族系角度明确了古代东北民族结构体系,“创建了第一个较完整的有关我国东北民族源流的体系”[8],因此也被誉为东北民族史研究最为卓越的“集其大成者”。

  从理论上的族系角度探讨肃慎族系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干志耿先生、孙秀仁先生为代表。干志耿、孙秀仁在《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一书中首先对族系概念内涵做了初步界定,认为族系与族体不同,“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时间的概念,即先后顺序和渊源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同一个民族;二是属于同一系统,即相当于同一语系、语族或语支,尤其是后二者。”[9]53作者按这一原则将黑龙江古代民族划分为三大族系:“即后来西部的东胡—鲜卑—室韦—契丹—蒙古系;中部的秽貊—橐离(索离)—夫余—豆莫娄系,又称之为古亚细亚系;东部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后来学者称之为通古斯诸族。”[9]53这种划分使看似纷繁复杂的黑龙江古代民族源流变得清晰明了,三大族系的划分于史有据,也符合历史事实。

  但这种宏观划分只是标明了每一族系所属的各部族,以及各部族出现于史的框架轮廓,而没有对各族系的存在演变方式给予进一步说明和论证,进而导致更多学人将“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这一大致顺序的表述方式视为当然的直线式承继关系,在学术界广为传播,成为一种主流声音。自金毓黻先生之后较为有影响的诸多东北史、东北民族史、满族史著述大都采用了这一观点,即肃慎族系为一脉相承的直线式演进过程。比如,《满族简史》(1979)、《东北民族史略》(1983)、《东北史纲要》(1987)、《中国东北通史》(1991)、《中国民族史》(1994)、《东北史》(2001)、《东北通史》(2003)、《中国东北史》(2006)、《中国东北民族史》(2014)等基本沿袭了这一观点。 亦有学者对肃慎族系的存在与演进方式提出了不同见解,尤以孙进己先生为代表。

  综上可以看出,肃慎族系概念的形成首先是缘于史书的记述,即将各部族视为不同时期同一部族的不同称号,其中也包括了由肃慎直接音转到女真的观点。但历代史官并无族系概念,因而并没有明确提出肃慎族系之说。今人学者金毓黻先生从民族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古代东北民族四系的观点,首次在自觉层面上明确了肃慎族系的概念,其后的学者们接受这一观点,并随着学术发展而推广,成为学术界共识与定论。但是,对于肃慎族系各部族的关系,学术界并没有简单地认同史书中关于肃慎族系直线式一脉相承的记载,特别是肃慎与挹娄的关系,至今尚存争议;至于勿吉、靺鞨、女真及其下属各部,无论是纵向还是横向,相互之间关系也存在不同观点。

  事实上,对各族关系的讨论已经隐含了对整个肃慎族系是否为直线式承接这一宏观问题的质疑,但遗憾的是,学术界至今仍然没有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深入透彻的讨论,大家更多地是在接受肃慎族系为一脉相承的前提下研究各部族的历史文化及相互关系。而肃慎族系是否真的如史书所记载的为直线式承继,不仅关乎肃慎族系自身的发展过程、肃慎族系能否成立的合法性问题,而且涉及古代东北少数民族历史演变的真实状况,更是研究东北民族历史与社会文化的基础与前提,甚至于古代东北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亦与此密切相关。因此,以族系为单位重新审视肃慎族系各部族的存在状态与承继关系,探讨该族系历时与共时体系结构,确证肃慎族系究竟是以何种方式存在的,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可能在古代东北历史、民族史、民族关系史乃至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上取得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效果。

  二、肃慎族系直线式演进质疑

  历代史料在对肃慎族系各部族的记载中,都是在起始处提及族源时将其排列为直线式的承继关系,且一般都是在内文中对各部族族源关系并无更多论述,而是侧重于对各部族所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以及生计方式、社会组织、文化习俗、历史事件等内容,有的还包括政权创建、相关政治军事制度、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记录。由于东北少数民族活动区域与中原王朝相距较远,虽时有朝贡,但毕竟交往有限,所以,中原史官对东北少数民族的识别带有一定局限性也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则应超越前人的局限。确认某一族系为直线式一脉相承有两个重要标准是不可或缺的,即各部族存史的时间上是继起的,而非重叠的;在地域上是共同的,而非分散异地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共同活动区域并非一成不变的,会因发展而出现缩小或扩展的变化。但通过对史料文献内文的研读,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活动区域上,还是在出现于史册的时间上,肃慎族系各部族之间都很难满足上述两个条件。兹仅举两例分别予以说明。

  1.肃慎族系活动地域考例

  如果说一个族系在不同历史时期为直线式承继发展,那么其活动地域应该具有一定稳定性和连续性,或者以某一区域为中心逐渐扩大,如华夏汉族;或者作为游猎部落,居无定所,经常流动变化,但依然是整体的流动变化,后起部族必然是取代了先前部族,占居其故地,再有所扩展,才有可能呈现直线式更替的演进轨迹,而不可能是各部族在空间上共时并存。但是,肃慎族系各部族活动区域既非以某一中心不断扩大,也非在活动区域上的相互替代。现以肃慎与挹娄在活动地域上的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先秦史籍在描述肃慎地理位置时非常简略,《山海经·海外西经》记载:“肃慎之国,在白民北,有树曰雄(雒)常,先人伐帝于此取之。”《山海经·大荒北经》则记述:“东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曰不咸,有肃慎氏之国。”不咸山即长白山,据此仅可判断出肃慎在长白山附近。而汉至晋文献虽然指出了肃慎、挹娄的四至,“在夫余东北千余里,东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极”(《后汉书》《三国志》),“在不咸山北,去夫余可六十日行。东滨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北极弱水”(《晋书》),但却是将两者视为同一部族,因而无法据此判断两者的位置关系,况且给出的地理位置也是大致范围。但有一条史料值得关注,即《三国志》中《毌丘俭传》《乌丸鲜卑东夷传》两处提到魏正始六年(245)玄菟太守王颀征讨高丽“至肃慎氏南界”或“践肃慎之庭”, 尽管史料中说“肃慎氏南界”为“过沃沮千有余里”,“过沃沮,践肃慎之庭,东临大海”,也未言明此肃慎一定是非挹娄,但是,《三国志》明确为挹娄立了传,并说挹娄为“古肃慎之国也”,没有给肃慎立传, 在此却用了“肃慎氏南界”“肃慎之庭”而不是“挹娄氏南界”或“挹娄之庭”,不仅表明此时肃慎的存在,而且极有可能挹娄与肃慎的活动区域并不一致。但这也仅是可能性,并不能确证。

  我们不妨再求证于其后的文献。据《旧唐书》载:“靺鞨,盖肃慎之地,后魏谓之勿吉,在京师东北六千余里。东至于海,西接突厥,南界高丽,北邻室韦。”(《旧唐书》卷二一二《靺鞨传》)该书还记载了渤海靺鞨大祚荣在契丹李尽忠反叛后,受唐李楷固追伐,“祚荣合高丽、靺鞨之众以拒楷固;王师大败,楷固脱身而还。属契丹及奚尽降突厥,道路阻绝,则天不能讨,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据东牟山,筑城以居之”(《旧唐书》卷二一二《渤海靺鞨传》)。这里的桂娄即挹娄[10]。《旧唐书》还提到,黑水靺鞨曾经渤海地朝贡大唐,渤海二世王大武艺担心其“与唐家通谋,腹背攻我也”,于是“遣母弟大门艺及其舅任雅发兵以击黑水”,后遭门艺所拒。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便是,靺鞨所居“盖肃慎之地”与“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东牟山)绝非同一地理位置。此观点在《新唐书》中得到更充分的证明。在渤海建国后,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新唐书》明确标明了这些设置的具体位置,其中“以肃慎故地为上京,曰龙泉府,领龙、湖、渤三州。其南为中京,曰显德府,领庐、显、铁、汤、荣、兴六州。……挹娄故地为定理府,领定、潘二州。”(《新唐书》卷二三五《渤海传》)上京龙泉府的位置经考古证明即今宁安渤海镇,在其附近发现了肃慎遗存,与《松漠纪闻》所载“古肃慎城,四面约五里余,遗堞尚在,在渤海国都外三十里,亦以石累城脚”[11]相一致。尽管目前学术界对于定理府的位置尚存争议[12],但龙泉府与定理府位置不同则是确定无疑的。

  由此推断,《新唐书》所言的“肃慎故地”与“挹娄故地”绝非同一位置。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性,即肃慎故地范围很大,定理府也可能被覆盖其中。但若这种假设成立,就不应以“挹娄故地”而是以“肃慎故地”来描述,故可确证早期肃慎与挹娄的生活区域是不同的。

  以肃慎与挹娄为例,确认两者在地域上并不是替代继承关系,足可以证明挹娄并非是肃慎在汉三国时期的称号,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同时并存的部落。事实上,勿吉、靺鞨与女真在活动范围上也存在类似的现象[13],限于篇幅和本文主题,不复赘述。

  2.肃慎族系各部族出现与存在时间考例

  在肃慎族系中,肃慎一名出现最早,但并没有在挹娄出现后消失,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均有明确记载,隋唐时期亦有提及,至女真出现后方绝于史。期间与挹娄、勿吉等并列存在的事实是清晰可考的。

  先秦文献中记载肃慎最早朝贡中原的时间是公元前22世纪:“帝舜二十五年(约公元前2100年),息慎氏来朝,贡弓矢。”还有周武王十五年、周成王九年肃慎“来宾”“来朝”的记载(《竹书纪年·五帝纪》)。此外,在《国语》《山海经》等史籍中对肃慎亦有简略记述,时间从约公元前2100年到西周时期。自西周后,肃慎之名曾一度消失,有学者认为“这并非肃慎消失了,或与中原的联系中断了,而是它改以真番之名见于史乘”[14]。由此说明肃慎的存在是连续的。

  肃慎再次出现在史册中是三国时期,青龙四年(236),《三国志·明帝纪》记载:“(青龙)四年(236)……五月……丁巳,肃慎氏献楛矢。”《三国志·三少帝纪》复记:“(景元)三年(262)……夏四月,辽东郡言肃慎国遣使重译入贡,献其国弓三十张,长三尺五寸,楛矢长一尺八寸,石弩三百枚,皮骨铁杂铠二十领,貂皮四百枚。”这是史书中关于肃慎朝贡最为翔实的一次记录。在清代杨晨所撰的《三国会要》《肃慎国记》中都予以了转述。《后汉书》《三国志》都为挹娄专门设传,说明在挹娄存在的汉、三国时期,肃慎并未因被取代而消失。

  降至晋代,《晋书》专门为肃慎立传,虽然说“肃慎氏一名挹娄”,但内容较之《后汉书》《三国志》之《挹娄传》更为详细,包括自然环境、地理位置、社会组织、衣食住行、婚丧习俗、原始信仰等诸多内容,其中亦有与《挹娄传》不同之处,如挹娄是“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肃慎则是“父子世为君长”。此外,《晋书》还提到肃慎曾三次朝贡:

  (景元)三年(262)夏四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弓甲、貂皮等,天子命归于大将军府(卷二《文帝纪》,《三国志》有相同记载)。

  (咸宁五年,279)十二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卷三《武帝纪》)。

  (太兴二年,319)八月,肃慎来献楛矢石砮(卷六《元帝纪》)。

  这种记述是对前来朝贡者身份的确证,肃慎的存在显然不是虚构或其他部族的代称。

  勿吉、靺鞨等部族出现在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按照肃慎族系直线式链接的观点,肃慎应该不会出现在这一时期。但是,南北朝史籍中仍然有肃慎朝贡的记述:《宋书》卷六记载宋孝武帝大明三年(459),“十一月己巳,高丽国遣使献方物;肃慎国重译献楛矢、石砮;西域献舞马”;《北齐书》卷四记载北齐文宣帝天保五年(554):“秋七月戊子,肃慎遣使朝贡。”这也是文献中肃慎朝贡的最后记录。

  在靺鞨出现后,再没有关于肃慎的单独记载,仅在提及其他部族时出现“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隋书》卷八一《靺鞨传》)、“靺鞨,盖肃慎之地”(《旧唐书》卷二一二《渤海靺鞨传》)、“黑水靺鞨居肃慎地”(《新唐书》卷二三五《黑水靺鞨传》)等记录。《新唐书》记载黑水靺鞨“离为数十部”,后文又提到,“唯黑水完强,分十六落”,均无肃慎之名。但并不能据此确认肃慎作为一个部族已经解体并融入其他部族之中,还有可能是因为一时衰落而未能入史,亦有可能族称发生了变化。少数民族族称译成汉语经常会出现异译、多译现象。加之宋辽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纷纷崛起,契丹、女真先后建立政权,与宋形成鼎立之势,相互征战不断,交往频繁,族称在多民族之间转译,因音变而改族称当在情理之中。

  女真作为族称,根据史料记载当为肃慎音转而来。《三朝北盟会编》载:“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讹为女真。”[2]16另据《大金国志》记载:“鞑靼之先与女真同类……其居混同江之上,初名曰女真(混同江即鸭绿水之源,盖古肃慎之源也),乃黑水遗种。”[15]在清人阿桂所著《满洲源流考》中也对这一音转进行了说明:“宋刘忠恕称金之姓为朱里真,夫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盖即肃慎之转音,而不知者遂以为姓。国初旧称所属曰珠申,亦即肃慎转音,汉人不知原委,遂歧而二之,犹之或为稷慎,或为息慎,其实一也。” [16]

  对女真之名系由肃慎音转而来这一观点,学术界几乎没有异义。 此外,肃慎音转为女真亦可得到语言学上的证明。有学者经考证认为,女真的原来族称是郭孟秀:肃慎族系演进考它保留在蒙古语中。肃慎、稷慎等的原来称呼是*jušen,它同郭孟秀:肃慎族系演进考基本相同,据此可以确认,女真和肃慎、稷慎是同一个词的不同演变形式[17]。

  由上述梳理可以看出,自肃慎出现于先秦史书始,虽经兴衰沉浮而绵延未绝于史,直至宋辽以女真之名再次崛起而建金,贯通于肃慎女真族系始终。肃慎这一发展脉络是清晰可考的,实与肃慎族系各部一脉相承直线式演进之说难以吻合。

  此外,从文化角度而言,若是各部落一脉相承,必然有文化上的积累与进化。但事实是,各部族在文化上具有超强的“家族相似性”,尽管表明了肃慎族系存在的客观事实,但同时也反映了在各部因强大或崛起而入史之初,都是处于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肃慎挹娄时期的生活状况、文化习俗与勿吉靺鞨甚至是明代女真都十分相似,比如对其居住方式的记述,《后汉书》记挹娄“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后汉书》卷八五《挹娄传》),《三国志》与此相同;《魏书》记勿吉为“其地下湿,筑城穴居,屋似形冢,开口于上,以梯出入”(《魏书·勿吉传》);《旧唐书》记靺鞨为“无屋宇,并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以土覆之,状如中国之冢墓,相聚而居。夏则出随水草,冬则入处穴中”(《旧唐书》卷二一二《靺鞨传》);明代女真亦有类似居室,“建酋土极寒,或穴居而处,或采桦叶为居,行则驮载,止则张架以居,或穴屋脊梯级出入,成掘溷厕四面环绕之,是其居处也”[18]。上述居住方式虽然略有不同,但却都是穴居,各部族之间在文化上应该是处于同一发展阶段,而非差异式的递进承接,由此进一步说明各部族强大或衰落的时间或许不同,被中原识别的时代有先后,但绝非同中原王朝更替一样,前朝灭后代起,分散而居却又同时并存的可能性更大。

  事实上,学术界关于肃慎族系直线式演进这一观点的质疑早已存在,只是学者们更多地停留在对族系内各部族之间关系的关注,而未上升到对整个族系存在及演进方式的讨论,从而导致诸多著述在涉及肃慎族系传承时简单地沿用了史书所记述的各部族依次直线演进的方式。这不能不说是肃慎族系研究的一大缺憾,应该引起学术界同仁的足够重视,并予以纠正为是。

  三、肃慎族系历史演进过程

  上文的论述较为清晰地说明了肃慎族系演变方式为非直线式的,但是,随之会带来两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肃慎族系之说还是否能够成立,即肃慎族系存在的合法性问题;二是如果不是直线式承继,那么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肃慎族系是以何种方式变迁演进的?上文提出肃慎一部一直存在于肃慎族系发展始终(从女真发展到满洲崛起当属于族系的再发展,且脉络清晰,毋须多议),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肃慎作为这个族系的轴心主线,构成了族系存在的基础。显然这种解释过于简略。而对第二个问题的论证和解释则自然包含了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1.族系概念界定

  虽然我们都在大量使用族系这一概念,也能够准确把握族系概念的内涵,族系概念似乎有一定自明性。但作为一个学术术语,仍有必要对其给予学术意义上的严格界定。孙秀仁、干志耿两位学界前辈曾在《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中对族系概念做了初步界定:族系与族体不同,“包含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时间的概念,即先后顺序和渊源关系,但他们并不是同一个民族;二是属于同一系统,即相当于同一语系、语族或语支,尤其是后二者。”[9]53这里强调了族系不同于民族共同体,系统内各部族之间既有先后顺序,又有渊源关系。

  对所属系统的界定,以语系、语族或语支作参照固然可取,但却不能作为划分族系的标准,族源应该是族系划分最为重要的参考。在阿尔泰语系的三大语族中,满通古斯语族在国内包括满语、赫哲语、锡伯语、鄂伦春语、鄂温克语五种民族语言,而从族源上看,锡伯、鄂伦春、鄂温克三个民族基本可以确认均来源于东胡鲜卑族系。由此,族系应该是由具有一定渊源关系的各部族在历史演进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

  这种关系主要是指各部族之间的关系,既包括时间的先后关系,也包括共时的相互关系,甚至是历时与共时相互交织的关系;既可能是外联式的关系,也可能是内嵌式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关系不是两个或多个部族之间偶然的关系,而是具有一定持续性的稳定的关系。如此既可将族系与民族共同体相区别,又可将并无族源关系的部族摒除于族系之外。现以这一界定为标准,尝试对肃慎族系的存在与演进方式予以解读。

  2.以三次崛起为标志的复合演进过程

  当我们以族系为视角重新审视肃慎族系的演进轨迹时,特别是又想以最为简明扼要的话语来叙述这一过程时,会突然发现,用“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或许是最为恰当的表述,似乎又回到了问题的元点,与最初学者们提出肃慎系概念时表述方式基本一致。但是,这种直观表述并不意味着这一族系演进过程为各部族简单的替代关系和直线式一脉相承,而是对各部族出现于史的顺序的清晰表述,更是对这些部族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整个族系中的核心地位之强调。换言之,这些部族因其在某一时期内强势发展并频繁与中原交往而成为了肃慎族系各部族的代称。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肃慎族系各部族交错迭起,相互融合,以三次崛起为标志,绘就了一幅高峰—平缓—高峰,虽有循环重复但却精彩纷呈的复合发展历史图景。

  在先秦古籍中仅有肃慎一部出现;汉至晋,复有挹娄出现,虽与肃慎并列于史,但在中原史官眼中,挹娄的地位明显要高于肃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勿吉、靺鞨出现,且由部落发展到部落联盟,文献记载有七大部,“唯黑水完强,分十六落,以南北称,盖其居最北方者也”(《新唐书》卷二三五《黑水靺鞨传》);宋辽时期,女真浸强,多部并起,逐渐成为东北少数民族的泛称,历经元明,直到明末融合形成满洲民族共同体。

  但是,这一过程并非是直线式的平稳有序演进,而是历经沧桑,几度沉浮,甚至于面临族系解体的边缘。正是粟末靺鞨建渤海、女真完颜部建大金、建州女真建后金—清三次崛起,重新聚合了几近离散的各部族,通过特定方式加以整合,促进了整个族系的稳定发展。

  第一次崛起为粟末靺鞨建渤海政权。在渤海建国之前,即隋唐时期,肃慎族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即一方面居于最北方的黑水靺鞨进一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随着其他邻族如突厥、高句丽的崛起,更多部族则暂时脱离了这一族系,呈分崩离析状态:有的加入了唐朝,有的臣服于其他不同的部族,还有的被其他部族所击散,“其国凡为数十部,各有酋帅,或附于高丽,或臣于突厥”(《旧唐书》卷二一二《靺鞨传》),“白山本臣高丽,王师取平壤,其众多入唐,汨咄、安居骨等皆奔散,浸微无闻焉”(《新唐书》卷二三五《黑水靺鞨传》)。 包括后来建立渤海政权的粟末靺鞨亦有相当一部分依附了高句丽:“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 。

  渤海国的建立最初以粟末靺鞨一部为主体,“祚荣即并比羽之众,恃荒远,乃建国,自号震国王”(《新唐书》卷二三五《渤海传》)。作为唐朝册封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国对肃慎族系的维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功扼制了肃慎族系离散的趋势。“汨咄、安居骨、号室等部,亦因高丽破后奔散微弱,后无闻焉。纵有遗人,并为渤海编户”(《旧唐书》卷二一二《靺鞨传》),将“奔散微弱”的原七部中的“遗人”加以编户统领。渤海国不仅将黑水靺鞨南部的拂涅、虞娄、越喜、铁利等部兼并,又“尽得扶余、沃沮、弁韩、朝鲜海北诸国”(《新唐书》卷二三五《渤海传》),这些部族均属秽貊族系,很显然,粟末靺鞨部落联盟已经超越了原有族系范围。而持续二百余年的统治与管理,通过编户等方式,强化了对所辖区域内各部族的整合,增强了向心力与认同感,使肃慎族系各部族的凝聚力达到了一个高峰,“遂为海东盛国,地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新唐书》卷二三五《渤海传》)。但渤海国于926年被契丹所灭后,这一联盟迅速解体,所属部众或亡入高丽,或迁至中原地区,另有相当一部分加入了女真。

  第二次崛起为女真完颜部建大金政权。在完颜部兴盛之前,即宋辽初期,女真之名成为东北诸多部族的泛称,而非肃慎族系发展到这一时期的专称。冠以女真之名的各部不仅族源多元化,而且在契丹羁縻统治下,互不相领属,呈分散之势。虽然居于北部的黑水靺鞨一度臣服于突厥,但仍然以一个整体而存在,是维系肃慎族系的重要一环。也正是黑水靺鞨之女真部的崛起,使因渤海国灭而一度断裂的肃慎族系得以重新链接。女真崛起是以完颜部为核心,且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辽天庆三年(1113)十月,康宗卒,阿骨打以“兄终弟及”的方式袭位为都勃极烈(犹总治百官之冢宰),并于翌年九月,起兵反辽。其间,先是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之名义招谕渤海部属,又遣完颜娄室招谕系辽籍女真,不断壮大自己的势力。后连克辽宾、祥、咸三州,相邻之兀惹、铁骊等部族,纷纷叛辽归附。1115年正月,阿骨打建国称帝。大金国较之渤海时期,管辖区域更广、统治部族数量更多,涵盖了东北绝大多数部族,是一次超越了肃慎族系的更大的融合。而实现这一大融合的重要手段就是猛安谋克制的创建。贯穿有金一代的猛安谋克制,不仅迅速将归降之众编户进行有效管理,提高了战斗力,强化了集权统治;同时,对肃慎族系的发展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编户之后的各猛安谋克均隶属女真统一管理,而且这种组织不类原有的部落或部落联盟,带有很大的自在性,即来去相对自由,并不受严格的约束;而猛安谋克组织则严格限定了各部落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强制管理。这种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各部落对自身的原有认同,而代之以对所隶猛安谋克身份的认可,实际是对女真的认同。

  第三次崛起为建州女真创建后金—清政权。后金政权创建之前,即明末时期,“时各部环满洲国扰乱者,有苏苏河部、浑河部、王家部、东果部、折陈部、长白山内阴部、鸭绿江部、东海兀吉部、斡儿哈部、虎儿哈部、胡笼国中兀喇部、哈达部、夜黑部、辉发部。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 虽然女真分化为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两大部落联盟以及散居的东海(野人)女真,但各部之间却是不相总一,甚至互相征伐。努尔哈赤“能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于是削平诸部”,先是统一建州女真,后又剿灭海西四部,并数次征讨东海女真。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即汗位,定国号曰“金”,史称“后金”。后金天聪九年十月十三日(1635年11月22日),皇太极正式宣布废除女真旧族称,定族名为“满洲”:“我国原有满洲、哈达、乌拉、辉发等名,向者无知之人,往往称为诸申。夫诸申之号,乃席北超墨尔根之裔,实与我国无涉。我国建号满洲,统绪绵远,相传奕世,自今以后,一切人等,止称我国满洲原名,不得仍前妄称。”[19]这一族体的形成是以明代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大部分为主,同时还包括被征服的外族成员,主要有今天的鄂温克和达斡尔族(均属索伦部)、赫哲族(使犬部)、鄂伦春族(使鹿部)、蒙古族(厄鲁特部落)以及大量被俘的汉族[20]。可见,满洲共同体已经超越了原来的东北古代民族范畴,还融入了相当数量的汉族成员。此后女真之名被彻底取代,不复见于史册。如果说,进入辽沈地区之前的满洲共同体,还是一个凭借武力征服而聚集在一起的“居民”共同体,那么,在进入辽沈地区之后的满洲则开始发展为一个具有独特文化模式的民族。可见,由女真到满洲的转换,是一个由散居部落到文化民族凝结生成的升华过程,是肃慎族系发展到顶峰的重要标志。

  尽管三次崛起创建政权的规模不等,性质也不尽相同,渤海国为唐代羁縻统治下的地方政权,大金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创建的区域政权,清军入主中原建立了一统天下的全国政权,但对肃慎族系的稳定与发展都起到了聚合、维系与强化的作用,成为族系发展历程中三个具有标志性的“高峰时代”。当渤海、金两个政权瓦解后,肃慎族系进入“平缓期”,这种“高峰期—平缓期—高峰期”看似循环重复的过程在总体上仍然表现为明显的递进态势。

  通过对从肃慎到女真历史演变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这一族系经历了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部落到部落联盟再到文化民族,由族系内部发展到族系外成员加入的多线复合式递进演化历程,而绝非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直线式承继。尽管肃慎族系的发展表现出由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再至古代民族的过程,但这一过程仍然不是简单直线式递进的。在部落联盟阶段亦存在一些原始氏族部落,即使到女真族时期,仍有氏族部落存在,总体上呈现一种并非按严格序列演进的复合多样发展状态。但是,肃慎到女真的轴心主线贯彻始终,三次崛起则是主线中的重要节点。渤海建国和女真建立大金,不仅将之前趋于解体的族系部落重新凝聚,而且又在不同程度上融合了东胡、秽貊等其他族系的部落。此外,这两次政权的建立,又加强了同中原汉文化的交流,均体现出与中原文化趋同之势,且实际上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如渤海之都城建筑、官制设立等均仿唐制;女真所建金国于1153年迁都燕京后,女真族与汉族错居杂处,习汉俗,改汉姓,至金亡后逐渐成了汉族的成员。在东北地区,女真的两次崛起(金与后金)使各部迅速依附,强化了原本散居的各部族对女真的认同,既增大了数量与规模,更丰富了文化内涵。特别是第三次崛起,即女真建立后金—清王朝,则是凝聚了原来不相总一的各部落,通过政权创建、制度约束、文化整合等多种方式促进各部相互融合,最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族,入主中原后,满族开启了与中原汉族及其他民族大融合的新篇章,并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最终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结语

  对以往关于肃慎族系演变方式的观点的质疑,并非要否定这一族系的存在,而是试图通过一个更宏观的视野,以肃慎族系为基本单位,对其展开本体研究,厘清这一族系自身完整的演变过程;同时,以族系而非部族为单位,还能够从历时完整性的角度,较为准确地把握肃慎族系与东胡、秽貊两个族系、汉族的关系以及相互融合的历史过程。以此为视角,我们还可以看出肃慎族系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些整体特征。

  其一是肃慎族系虽非单一部族沿用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之称直线式演进,但这些部族无疑都是该族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作为族系的代称而被中原所识别。也正是这些部族在不同时期的叠加发展,交错兴衰,相互融合,三次崛起,才铸就了肃慎族系的历史厚重;几度挽救离散之势,使整个族系由小到大,由弱至强,由部落到部落联盟再至民族,虽有中衰,却构成了连续完整的多元复合式递进发展历程。

  其二是肃慎一部在族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作为最早见诸史册的部族,肃慎自先秦即向中原朝贡,历经秦汉三国两晋,直到南北朝仍有其朝贡的文献记录,隋唐至宋时期始转为女真之号,贯穿于整个族系始终。虽然在史籍中并没有发现关于肃慎如何强盛的记载,至少不如勿吉、靺鞨之盛况,但三次崛起均有其参与。渤海、金、后金—清在叙其国史时无不提及,女真所创建的金与清政权更是确认肃慎为其直接先民。可见肃慎一名已经由其实际上的部落名称,升华为该族系归属与认同的精神标志,是其他部族所不可替代与超越的。

  其三是肃慎族系在语言文化上的“家族相似性”构成了族系稳定性的基础。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肃慎族系各部族原生文化虽然不尽相同,但其“家族相似性”却是显而易见的,体现在日常生计方式、居住、服饰、婚葬习俗、信仰与观念、语言等诸方面。比如,生计方式上均以渔猎采集为主,服饰以崇尚皮裘、袍服为主要特征,民居由地穴式到半地穴式再到地上的院落与室内“万字炕”,都以原始宗教——萨满教为基本信仰,具有“万物有灵”和多神崇拜的共同特征。肃慎、挹娄使用的语言虽然无史籍可考,但却明确记载“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似可确定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勿吉也是“言语独异”,渤海亦有自己的语言,据金毓黻先生考证:“渤海语即靺鞨语,亦即后来之女真语。”在语言文化上的一致性既是肃慎族系区别于其他族系的重要标志,同时也使他们更便于相互之间接触交流,也更易产生认同感,加之族源的同一,在部族融合时便不像与其他族系间存有敌意。完颜阿骨打起兵之初就以“女直、渤海本同一家” 之名迅速招抚渤海部属,即是一例。

  其四是汉文化的影响加速了肃慎族系的文明进程。肃慎族系原生文化特征鲜明,属渔猎采集文化类型。但按文明序列而论,较之中原积淀深厚的汉文化仍具有很强的原始性,除了金代女真和满洲创建了自己的文字外,其他各部族均无本民族文字,“无文墨,以言语为约”(《晋书》卷九七《肃慎传》)。随着与中原王朝交往不断深入,肃慎族系受汉文化影响日重。除了早期各部族向中原朝贡偶尔接触汉文化外,三次崛起对肃慎族系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助推作用。

  其五是肃慎族系与东胡、秽貊两个族系的交往一直没有间断。换言之,东北三大族系虽有族系的界线,但相互之间却不是绝对隔绝的状态,而是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定范围内互相交往(主要是通过战争互相征伐)与融合的。

  民族与族系变迁远不如国家政权更迭那样显而易见,民族变迁特别是古代民族的变迁,除了建立政权的民族外,很难有标志性的时间节点,许多变化是模糊的、笼统的。加之史料文献不足,考古支撑尚待时日,无疑增大了研究的难度。以族系这样一个中观视角,既可以还原各部族在东北区域内的主体地位,避免为中原强势发展的汉族所遮蔽;又能够从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中,在保证历史连续性的前提下理清各部族历史发展脉络,避免以部族为单位所造成的碎片化解读。这一视角对研究东北古代民族意义重大,也是前辈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金毓黻先生等提出的东北族系概念,其深刻的历史与学术价值亦当体现于此。

  参考文献:

  [1] 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81年版。

  [2]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3] 宋卿、陈鹏:《肃慎、挹娄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第9期。

  [4] 冯家昇:《述肃慎系之民族》,《禹贡》1935年第3卷第7期。

  [5] 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69页。

  [6] 《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86页。

  [7] 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版,第119页。

  [8] 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9] 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 《渤海国志长编》(卷十四),《渤海国志长编》(外九种),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6页。

  [11] 洪皓:《松漠纪闻》,《长白丛书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页。

  [12] 佟冬:《中国东北史》(第2卷),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41-142页。

  [13] 王乐文:《挹娄、勿吉、靺鞨三族关系的考古学观察》,《民族研究》2009年第4期。

  [14] 孙进己等:《女真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页。

  [15]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7页。

  [16] 阿桂:《满洲源流考》(卷一),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6-7页。

  [17] 哈斯巴特尔:《试析肃慎、挹娄、女真的族称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年第3期。

  [18] 潘喆、孙方明等:《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37页。

  [19] 《清实录·太宗实录》(卷二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30-331页。

  [20] 王钟翰:《关于满族形成的几个问题》,《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0页。

  基金项目:香港意得集团资助“满族文化抢救开发与研究”项目

  作者简介:郭孟秀,1965年生,黑龙江大学满族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免责声明本网站是公益网站,一部分文章、图片、视频来源于其它媒介,文章内容属于原作者的观点表达,不一定代表本网站观点。本网站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有任何侵犯个人权益和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相关评论

文明办网文明上网举报入口 [ 举报 ] 投稿邮箱:fm684@qq.com

Copyright @ 2011-2012 FS7000.com All Right Reserved
 交流群 QQ:60343630 辽ICP备2022000827号
本网法律顾问:抚顺绿茵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  林波   


「本网站独立运行,与任何机构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