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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抚顺

平顶山惨案:文学视域中的创伤记忆

时间:2019/9/16 8:28:24   作者:赵伟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5期   评论:0
内容摘要:  1932年9月16日,“九一八”将近周年之际,抚顺平顶山、栗子沟、千金堡三村庄近三千村民遭日军屠杀,史称“平顶山惨案”,东北民众的亡国苦痛益发深重。大屠杀后,日军随即毁尸灭迹封锁消息,然而时隔不久,真相仍被曝光。1932年9月中旬,美国记者汉特恰在辽南采访...
  1932年9月16日,“九一八”将近周年之际,抚顺平顶山、栗子沟、千金堡三村庄近三千村民遭日军屠杀,史称“平顶山惨案”,东北民众的亡国苦痛益发深重。大屠杀后,日军随即毁尸灭迹封锁消息,然而时隔不久,真相仍被曝光。1932年9月中旬,美国记者汉特恰在辽南采访,平顶山惨案发生后,他乔装神父至现场探查,并就该事件对外作详细报道。

  同年12月23日,《申报》以“日军在抚顺屠杀惨状 美记者汉特氏亲往调查”为题,全文转发汉特报道,《大公报》则在前一日发表了对平顶山惨案幸存者张荣久的访谈,于此稍早,《时代公论》也就该案亮明观点。

  一、媒体对惨案真相的还原

  平顶山等村何以遭遇灭顶之灾?“缘当九月中旬进攻抚顺之义勇军,曾通过该区,是项攻击,使日方损失三十五万元,并杀日人数名,故即对于此处村落,施行报复手段”[注]。义勇军“是项攻击”确给日人造成不小冲击。


平顶山惨案:文学视域中的创伤记忆


  9月16日,日媒《抚顺新报》发行号外描绘战况称:“9月15日夜间11时50分,突然出现在西龙山的大刀会匪,首先袭击了杨柏堡火药库,接着袭击了东乡煤矿、杨柏堡公司职员住宅和华工宿舍,烈火以燎原之势将杨柏堡煤矿事务所、东冈煤矿事务所、老虎台煤矿事务所烧毁,情形如同地狱一般”。突如其来的袭击“致使十数名日本人死伤或战死,以致酿成空前的大事件。煤矿熊熊燃烧的火焰,一阵阵震响轰鸣的的枪声、炮声,良民发出的地狱般嚎叫声,悍匪发出的喧嚣声,军警防卫队发出的呼喊声,此起彼伏”。

  深夜,火舌四窜,枪声、吼叫益发惊心,人马杂沓之际,日军反扑,“刚一接到上边的情报,就在川上队长的指挥下全员出动,首先与栗家沟的敌人遭遇,将这股敌人追击到杨柏堡方面,在这里,敌人凭借杨柏堡煤矿顽强地与我军交战,守备队立即将敌人包围,发动了总攻击,毙敌20余名,并紧追逃跑之敌。”[注]该文通过视听刺激渲染了紧张、混乱的战斗场面,在烘托日军形象、功绩的同时,大刀队之顽强及日人内心之震动于字里行间皆有体现。此番战斗不仅令日人惊恐、恼怒,附近民众亦印象深刻。

  当晚,平顶山村民杨占有睡梦中听到响动,“爬起来往窗外一看,一群群的人,手拿梭镖、大刀,身穿土布衣,头上包块布,从平顶山大街上疾步而过,也有二、三个人抬一个土炮,扛一个大扎枪,还要少数骑了马的。头一回看见了这样的一帮人”。陌生的队伍未强迫村民加入,“他们不惊动老百姓,敲敲老百姓家的门,人家不搭理也就走了”[注]。居民藏躲,人群离去。“一会儿栗子沟的把头店着了火,又一会儿腰截子的日本街也着了火。这时我有一点明白了:恐怕就是最近以来所传闻的救国军、大刀队来杀鬼子的吧”。[注]闭门不出的村民与大刀队似未有多少关联,但对其行动或有耳闻。[注]


平顶山惨案:文学视域中的创伤记忆


  “九一八”后,东北抗日义勇军屡扑屡起。“1932年9月,抚顺东部山区自卫军李春润部决定光复抚顺,为的是在‘九一八’一周年之际向世人表明:中国人绝不甘心被日本奴役,要反抗,要斗争。9月15日晚上,李春润所属的第十一路军(大刀队)在司令梁锡福的率领下冲入抚顺老虎台地区,打死五名日本人,打伤了六名日本人,烧毁了老虎台采矿所、杨柏堡采矿所的一些采煤设施。后因日本军队火力太猛,大刀队被迫撤出抚顺市区”[注]。一夜间,大刀队来去匆匆,村民躲避者多插手者少[注]。

  然而,恼羞成怒的日军不肯善罢甘休,撤退的义勇军踪迹难寻,其经过的村庄就成为泄愤的对象。[注]9月16日,日军一部开赴平顶山、栗子沟等地,面对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当地村民不明所以。

  平静的山村突然喧嚣,几个小时生死剧变,平顶山等村的男女老幼到底经历了什么?对此,《大公报》采访了幸存者,其文直以第一人称口吻出之,真实、自然、生动、鲜活。据张荣久描述,午饭之际,凶悍的日本兵挨家赶人,强使村民马上到指定地点集合。栗子沟“全村里的人,一个个扶老携幼,在一队日本兵押解之下,向平顶山而行。行到平顶山时,看见平顶山村的人,早就在那里三五成群,围坐起来了”[注]。不久,“又来了六七百庄稼人,有女人怀抱着小孩,有受人搀扶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一样由日本兵押着,来到这平顶山沟来了,原来是千金堡的人”。

  报复地方,平顶山首当其冲,妇孺亦不能免。拘押村民,日军推推搡搡连哄带骗,其对待东北民众之态度也略见一二。村民蒙在鼓里,刽子手准备就绪,“忽然听见一声哨号,就看那些押解我们来的日本兵,及押解其他村民的日本兵集合起来。又一阵口令声,便在我们的四周分开,当中那几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就对我们说,‘现在皇上要分给你们钱,你们一个个跪起来谢谢恩,待我们先给照个相,然后来领赏’。”日军操控下,“皇上”粉墨登场,而所谓“照相”则欺乡民无知。

  行凶者或恐村民辩解、反抗,编造谎言诱导众人束手就戮任意杀之,死难者终不知其“罪名”。日军阴谋得逞,光天化日,屠杀公然上演。“那些日本兵,正忙着在许多三脚架上,排布像圆筒似得,黑亮亮的东西。我们还以为是照相机,可是看见我们村里,有几个人一边立起来要跑,一边嚷着说,‘不好啦,日本人要放机关枪啦’。便看见我们想象的长筒照相机,乒乒乓乓冒出火光来,一时三千余人,在东奔西跑,呼天喊地,叫儿唤女的大乱,但是个个应声而倒。”“照相机”突然吼叫,村民愕然、惊恐继而绝望,近三千人同时遭难,现场尽是哀嚎、挣扎、尸体,血腥的场景在幸存者记忆中留下底片。为赶尽杀绝,机枪扫射后日军又以刺刀“查漏补缺”,逃脱者无几,其中,张荣久因昏迷而侥幸生还。当其苏醒,眼前似人间地狱,“四周都是尸体,有的仰卧,有的伏倒,满地都是些殷红的鲜血,我好容易挣扎起来一看,活人是没有一个了,我的母亲,我的妻子,我的弟媳,我的兄弟,一个个死去已久,创口还在流血,我的儿子死的更惨,面目模糊,脑浆迸裂。我经过这阵惨变,我是疯子一样,傻子一般,自己也不知自己是人是鬼,是死了是活着”。


平顶山惨案:文学视域中的创伤记忆


  村人悉数被屠,房舍尽遭兵燹,家破人亡的张氏仓皇避难关内,然而,巨大的创伤使其梦魇缠身意志消沉:“我晚上常常在睡梦中起来狂奔,或是惊嚎。我的家人都死了,我也不愿意活着了”。惨死者不明不白,生还者怨愤难伸,“这就是满洲国国民所享的幸福,这就是无数东北人天天尝的滋味”。日军铁蹄下,国人朝不保夕,张荣久的遭际反映的不止是平顶山的悲剧,更是东北同胞苦难生活的例证。

  惨案后不久[注],第三方记者汉特到事发地探查,现场情景令人震惊。尽管日军刻意掩盖,其暴行之证据仍十分明显。在平顶山山坡,“只见遇难之农人妇孺所着农装之碎片为血所染,分散遭难地点,触目均是。一带新土隆起,均为新坟。以余鼻所闻,得证实该地系屠杀之场”[注]。斑斑血迹随处可见,腥气扑鼻闻者胆寒。农人多成冤鬼,村落只剩焦土。“夫中国之村落,本均甚喧哗,而该地则寂然无声,有如坟墓。男女妇孺,阒无一人。栋梁焚烧之灰烬,充满于为火焚成黑色墙壁所围之广场内,所有屋宇之惨状,均出一例。余曾进入某遭难民房,并在屋顶砖瓦,破碎杯碟弯曲之煤油桶(民众曾用作水桶)及已碎之灶神上行走,各民宅之天井,亦表示同样惨状,无一幸免者,两轮之车,则失其一轮,其一轮则已被焚毁,笨重之石臼为家庭必需品,亦为捣毁与被焚之木料相混。此死村沿冻河,惟有乌鸦惨然隐于烟筒中”。

  借助记者细致地观察、记录,遭难村落之情形得以展现。日军肆意烧、杀,喧闹的山村化为死寂的废墟,砖残瓦碎梁烬墙黑,破损家什散落其间,透过它们既能想见村民日常的生活,更可感受日军报复之酷烈,今昔对比凄惨可怖。记者实地走访,查看现场的同时亦采集了幸存者证言。“遭难村落未死之中国农人,工人,及妇孺,所述该事经过,莫不相同。”有关日军召集村民、“照相”及二次屠杀等事,汉特所闻均印证了张荣久的说法,同时还增加了其他细节。例如,日军焚村,“有一老太太,为焚余之栋梁所压,彼不能逃,以致化为灰烬”,“彼处为沈婶婶,因不欲远离致在火炕上烤毙。”无辜老弱葬身火海,“此种可怕之惨闻,笔难尽述。”


平顶山惨案:文学视域中的创伤记忆


  日军滥杀平民手段残忍,为防事情败露,毁尸灭迹外,还安插眼线监视现场。“距屠杀场英里之遥,有一草舍,为一日本妇人所居,屋内安有电话一架,苟该妇人睹及有人在屠杀场,彼即通知抚顺之日本宪兵队”。诸如此类情节[注],由于日军破坏现场并封锁消息,未必全获坐实,但通过汉特客观、详细的查访、报道可知,平顶山大屠杀的基本事实系“证据确凿,无容狡辩。”

  惨案消息不胫而走,抚顺震动,事发地周边矿工大量逃亡,日军被迫出面解释。9月18日,煤矿矿长试图以布告稳定局势:“虽然被流言迷惑,人心不稳,但抚顺的军队、警察队、防卫队以及其他组织严加守备,而且,这些措施对于良民来说,断然承担了保护的职责,并不是违法的,所以华工要放心就业工作”。[注]尽管日方未正面回应,但从“流言”、“并不违法”等遮遮掩掩的辞令见惨案端倪。日军守备队长也于同日发声:“如今,满洲国成立,就在要变成共存共荣的安乐乡的时候,大刀会的匪徒被迷信所鼓惑,胆敢骚扰破坏,而且这些刀匪在经过抚顺附近村落的时候,(村民)事先与刀匪私通,给予种种方便,或者引导带路,具有极端险恶的不法行为,以致造成了严重的事态。

  对此,日本守备队进行了严厉的铲除,不过,日本守备队对于未行不法之事的人们,没有进行丝毫的严惩,而是加以保护、诱导他们不要害怕作恶之人,要放心地就业工作”[注]。村民“私通”大刀会,故招来“严厉的铲除”,此说既透露了平顶山遭报复的缘由,也间接表明了惨案的存在,只是日军眼中,其处置合理合法。从大刀队出击到平顶山村灭绝,前后至多半日,时间如此短暂,日军何以判定近三千村民皆有“极端险恶的不法行为”?倘不能一一定罪,其针对平民的杀戮又因何“并不是违法的”?致使近三千人死于非命,所谓“严厉的铲除”实乃毒辣的谋杀。真相难掩,露骨、霸道的强辩加重了当地人的疑惧,恐慌情绪持续发酵。

  五天后,日方再发“安民榜”:“抚顺附近的村民与大刀会匪私通,对于敌人的攻击给予援助,成为敌匪的根据地,所以,对其不法行为进行了断然的裁决,不过,对于一般居民则承担绝对的保护责任,所以,一般的良民努力从业并不动摇,没有断然离开抚顺去避难的必要,如果附近的熟人随声附和、人云亦云,具有动摇的征兆的话,应当妥当地关照安抚。”日军重申罪与罚,并再三强调“断然的裁决”之正当性,这恰说明其“裁决”已受到严重质疑。惨案搅动舆论,当地百姓窃窃私语,“离开抚顺去避难”的潮流难以遏制。

  通过上述惨案制造者的解释、受害者证言及第三方查访,平顶山大屠杀原貌浮出水面。虽日方禁止公开报道平顶山惨案[注],但《抚顺新报》等日媒仍留下蛛丝马迹。针对屠杀引起的逃亡,日军公告给出了“铲除”平顶山的理由,试图以此安抚民心平息舆论,这就透露出平顶山事件的“前因”、发生及影响等基本信息。不过,造成惨案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日本霸占东北之野心。“九一八”后,热爱乡土的东北同胞奋起反抗,日军到处镇压疲于应对。在此背景下,日本守备队于平顶山大开杀戒,目的重在打击义勇军、摧毁民众反侵略之信念,至于“私通”,更像欲加之罪。涉及惨案,日军态度独断、蛮横,所依仗者,乃其在东北的强势及对证据之破坏。加害者含糊其辞,受害者详诉血泪,结合张荣久证言与汉特的报道,触目惊心的平顶山惨案依然呈现出来。

  二、平顶山惨案的文学重述

  联系中、美、日三方媒体言说,平顶山惨案前后经过及部分细节变得相对清晰,基于这些信息,文学介入了对该事件的描绘,由此也赋予了历史更多内涵。

  1933年9月,胡水波创作短篇小说《平顶山》[注],围绕大屠杀这一基本事实展开叙述。作品开篇即村民上山一幕,基调黯淡、忧郁:“大脚的,小脚的,大肚子的,营养不足的女人;黄脸的,给乌黑的煤染得乌黑了的,瞎眼的,胳膊粗强的,断了胳膊的,伛偻着的男人,像鬼推磨似的走着走着。”步履蹒跚的行列里不乏老弱残疾,瘦弱的身形、肮脏的脸孔勾勒出农人病态的模样,暗示着日军治下苦难的民生。人人鬼鬼的群像令人心酸,阴冷、肃杀的自然景象使悲剧氛围愈发浓厚:“天是阴沉沉的,虽然不曾刮着大风,可是灰黯的天空里却堆着阴云,这气候和天色也够凄惨,何况又是漫漫长漫漫远的,那里没有人家也没有人迹”,“山是静着的”,“树木也是死的,死得像披了缟素在白皑皑的雪光下闪烁”。暗云低垂,萧索长路似往黄泉,山寂木枯,雪白刺眼浑如丧服。沿途景物寄寓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投射,从而烘托人物内心的压抑、恐惧。

  作者采用全知视角,因此,其笔下村民也预感到死亡威胁,不过,作者眼中,他们可怜亦可悲:“他们老早没有自己的主意”,“他们只像送到屠场去的猪一样背上有一根粗暴的棍子鞭打着,鞭打着他们去送死”。与上述情节不同,现实中,张荣久等村民事先不晓日军阴谋,因而路上或生疑虑却未有赴死的悲情体验,作者这样编排未尝不含有刺激国人反日意识的考虑。循此思路,待宰的“猪猡”在遭受日本兵踢打、辱骂后,终于萌生了斗争的念头:“横竖是没命了,什么拍中国人的照相,还不是鬼子的恶念”,“先下手为强,咱们有这些有蛮力的人难道还像刚才被抓住那样害怕吗?那样懦怯吗?呸!滚你妈的,数百个瞄准了枪口搜索的大队虽然斗不过,但做掉数十个捏着枪走路蹒跚的矮鬼总还不是费力的事,挺着胸脯等死是没用的,咱们还是干一下吧!”被日本兵恶劣言行点燃了怒火的人们骚动了,“那些被掳着,被驱送着的汉子,都不顾命的赶来了,有的抢着了刺刀,有的抓住了枪杆,没命的厮杀,没命的抵抗”。

  故事发展至此,再次突破事实。一方面,村民在行进中未生暴动,另一方面,幸存者对日本兵也没有多少具体描绘。作者虚构村民暴动应出于义愤,不过,作品中骄横日本兵之原型却非无迹可寻。大刀会袭击发生后,日媒《抚顺月刊》就该事采访了部分守备队、防卫队成员,谈及战斗,这些士兵兴奋异常:“同志们磨拳擦掌,跃跃欲试,斗志旺盛,为了看到战斗的场面而坐立不安,那里边热血沸腾的真锅(东乡),终于等得不耐烦了,他说,这样的战斗难道能够等待吗?于是拔出刀鞘中的日本刀,率领一个小队投入了第一线,进行了奋力战斗”。

  交火后,日军抓获义勇军俘虏,“(长官)命令‘刺死他!刺死他!’可大家怎么也不刺,也许嫌麻烦费事,(长官)就用手枪打了两三枪之后,再次命令‘刺死他!刺死他!’这时一个人首先用刺刀穿刺,一旦有一个人用刺刀刺杀,另有其他三、四个人就争先恐后地用刺刀将其杀死了。再往后就不断地有人用刺刀刺,已经不再需要命令了。”[注]察其言观其行,日本兵狂热好战、凶狠冷酷的一面跃然纸上。此类报道兼之惨案本事成为作者想象、描写日本兵的主要依据,其中或有矮化,借此,国人对日军之印象也可见一斑。村民暴动的插曲推动情节走向高潮,至此,村民们反抗的情绪已无法遏制。“数千只的嘴里都在咒骂了”,“你能够赚计杀害咱们平顶山煤矿区城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你也有本事赚计杀尽咱们全中国的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吗?”“他们这些善良的无罪的生命,大概也知道末日之将临,虽然也有最少最少,懵懂着的还懵懂着。可是大多数不糊涂的不浑噩的人,差不多早知道自己仅有的力量,虽然是没有组织没有军火的那样微薄的,可是毕竟还可以在灭亡就在眉睫的辰光死中去求生!”卒章显志,作者将大屠杀来临之际村民的慌乱、惊恐置换为英勇不屈,他们在死亡面前悲壮的呐喊更体现了鲜明的民族国家意识,全民奋起抵抗侵略的主旨呼之欲出。

  话平顶山事,胡水波虚实结合。作品保留大屠杀之事实,意在揭露日军罪行,白骨漫山,东北同胞的血泪万难尽述;文章增加村民反日情节,实为激发国人斗志,日军横暴,拼死一搏家国方有一线生机。依据惨案建构民族主义文艺,宣扬反日救亡,胡氏有的放矢。平顶山惨案引发文坛关注,同样以其为创作题材的还有芝冈的叙事诗《平顶山》[注]:

  这里是平静的村庄,麦田里风吹麦浪,大路上人来人往,小溪边放着牛羊。

  也不知几历春秋,小溪之缓缓地安流,傍晚看西畴日落,晨起看东山霧收。

  雄鸡在小院里高吟,篱落间狗吠生人,田野中互答的村歌,是每岁丰收的好音。

  这一年又到了中秋,田家都祈祷神庥,陈列了果饼香盘,拜一轮皓月当头。

  这皓月升到中天,满村户户同看,男妇饮团圆美酒,小儿穿新的衣裳。

  月放出异样光明,人间早到了夜深,看月的都入了睡乡,猫头鹰在月下飞鸣。

  一阵阵飞,一声声啼,从村东飞到村西,咒遍了全村的灾祸,又投身向古木枯枝。

  月华向天际沉沦,秋虫在草际低吟,篱前惊醒了睡犬,吠曙天行露的村人。

  又一天美好的秋阳,村庄里充满了平康,桂花在篱边开放,风吹来阵阵放香。

  这村里有一位巫婆,她穿起神秘的黑衣,说村里要谨防厄难,“听,昨夜又夜猫长啼”。

  但农人在田里耕田,农妇在家中煮饭,路上有行人往来,屋旁有儿童唱歌。

  不多时日到中天,屋上又腾起炊烟,在鸡鸣狗吠声中,有一个好音流传。

  这好音传到村庄,老年人喜笑开颜,“噢,有前清便有后清,宣统爷要放恩粮。”

  “真吗,我们真饿得眼青,今天也降下皇恩。”大家都恐后争先,向平顶山头行进。

  大路上人海人山,每人都拿代携筐,老公公扶着童孙,大嫂子牵着儿郎。

  希望在每人心中,眼前是平顶山峰,如小孩巴望新年,恨不能驾霧腾空。

  忽一阵号声传来,大家多怀着鬼胎,日本兵从四面包围,树林中露出钢盔。

  人群中起了喧哗,大家向山头乱爬,山头也排着日本兵,像一条挡路的长蛇。

  翻译官向大众扬言:“你们真洪福齐天。来,快跪下先谢皇恩,照完像准放粮钱。”

  大家都跪倒山头,喜和忧在心腔对流,忽听见“达达”的声音,照像机像几条怒牛。

  “呵,快跑,那是机关枪。”一时间烟起弹飞,老幼哭喊。山头的尘土蒙蔽了日光。山谷中传出了哀鸣的回响。

  三千条生命像锅里油条,他们的鲜血染红了山坳,这时节秋阳早已西下,只余光映射着山中的血槽。

  诗歌前三节勾画山村田园牧歌般的生活,节奏舒缓风格清新。往昔的平顶山村岁月静好,田野间麦浪金黄溪水清凉,院落里鸡犬安闲人丁兴旺,岁岁年年,好日子仿佛永世不变。时光跳跃,笔落案发前夜。作者一方面铺叙看似寻常的中秋节庆,延续先前画风,另一方面又通过月色、猫头鹰等自然元素暗示情节变换。行文至此,作者并未涉大刀队突袭事,代之以欢度佳节的场面,此情此景正可与第二天的突变形成巨大反差,从而使冲突更赋戏剧性。月淡星稀,虫敛迹犬惊跃,暗夜似生变。然而,日出如常,村庄好像仍然平静,未几,巫婆预言,故事蒙上神秘色彩。安宁午间,“好音”随炊烟传遍每个院落。

  在这里,诗歌舍弃了日军入户赶人的一幕,事情依旧蒙着面纱,而来源不明的“好音”则凸显了农人的单纯与凶手的奸诈,并在谜底揭开后,对“阴谋”形成讽刺。向平顶山进发的人群充满希望,越是如此,其结局就显得愈发凄惨,而惨案制造者也就愈发可恨。日本兵突然出现令村民心生疑惧,平顶山事件的另一方终于露面。作者镜头里,一队日军似看不清面目的长蛇,但见一顶顶钢盔闪着凶光,如此处理,日军形象更显冷酷,同时也避免了因陌生而描写失真。故事尾声向事实回归,跪拜谢恩的谎言之后即是“图穷匕见”,枪声裹挟着哀嚎在山谷回荡,生命的绝响让人心惊肉跳。三千无辜就这般消逝,冷冷的夕阳下,只剩殷红,画面静止悲剧落幕。

  同以惨案为表现对象,诗歌《平顶山》与胡水波之作各有特色。背景方面,胡作聚焦在案发当天,诗歌则将镜头前推,描绘平顶山村昔年景象。胡作中村民形容枯槁,诗歌里田园其乐融融,前者意在表现沦陷区民不聊生,后者则揭示美好的生活如何被毁灭[注],观察视角或分远近,但目的皆在展示侵略者给东北民众带来的灾难。细节方面,胡氏对日本兵不乏言行样貌的刻画,漫画式的笔法中充满鄙视与愤怒;诗歌对日军一笔带过,却也点出他们的可怖与强横,夸张抑或虚化,作家眼中,日军正是残杀的代名词。至于情感特征,胡氏出语愤激爱憎分明,其时民族话语之高涨也可见一斑;芝冈则表现克制,作品较少情绪化,对暴行之谴责不露声色。从胡水波的呼号到黄芝冈的低吟,“平顶山”叙事基调发生变化,这其中除了作者年龄、身份等因素影响外,是否也表明部分国人对如何解决中日矛盾看法渐趋理性?

  三、从创伤文学到创伤记忆

  “当年平顶山人烟茂,一场血洗遍地生野草。拣起一块砖头,拾起一根人骨。”[注]平顶山惨案发生不久,受害者的累累白骨就被日军匆忙掩盖。虽则证据被毁,国内外报刊依然出现了惨案的相关消息。这些文字或由幸存者回忆大屠杀经过;或由第三方记者走访现场采写见闻;同时,部分日媒也间接透露出惨案的一鳞半爪。借助各方言说,惨案原貌初见眉目。其时,在日军封锁消息的不利环境下,上述报道更显珍贵,而这也成为文坛关注、表现平顶山惨案的基础与依据。以平顶山惨案为主题的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等。激于民族感情,胡水波通过虚虚实实的创作,强烈斥责日军暴行,高调宣扬反日思想,热血青年的家国之痛可见一斑。

  东北沦陷日久,加之敌强我弱,国内抗日言行渐趋理性。或基于此,黄芝冈的吟咏多平静的叙述少情绪化的评判,全篇感情深沉暗含抗日思想但火药味则被隐去。这些围绕“平顶山”展开的书写,强化了国人的创伤记忆,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培养了民众的爱国情怀,民族主义话语一时高涨。

  文学总与孕育它的社会、历史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诸如《平顶山》等记述民族创伤的作品就由历史催生,问世后又成为历史叙事的一部分。十四年抗战时期,大量平民遭日军杀害,家国山河满目疮痍,《平顶山》等“创伤文学”应运而生,它凝聚了牺牲者的血泪,也控诉了施暴者的罪行,国人通过它激发力量,也借此反思战争,它是国家的受难史,更是民族抗争的记录。作为一种叙事,“创伤文学”或许包含想象与虚构,这就使它不能与史实完全等同。然而,它的想象、虚构亦是时代产物,折射出国人其时的思想与情感,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真实?鲜活、丰富的“创伤文学”因其对基本事实的坚守久而久之化为我们历史记忆的重要组成,而通过对它的考证、分析,走进现场触摸历史又未尝不是一种可能。

  平顶山惨案给抚顺同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日后,《平顶山》等的创作、传播及其他相关活动使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战后不久,中方着手调查、审判日本战犯,平顶山惨案再次引起关注[注];1950年代后,抚顺地方政府为惨案遇难者举行了公祭仪式并陆续建起纪念碑、纪念馆[注],惨案为更多人所知晓;“1980年代后,通过在地域间进行的访谈调查,战争记忆再一次被挖掘、记录和公开”[注],对杨占有等幸存者的走访即于该阶段展开, 聆听一段段血泪控诉,惨痛的过往如在目前。

  中国作家关于平顶山惨案的书写,参与了国人战争记忆的建构。“日本是近代以来伤害中国时间最长,使之形成伤痛最剧烈的国家,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释然的历史记忆。这种记忆,通过教科书、图书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媒介,以亲历者的回忆、访谈、纪实、文艺作品等多种形式,立体地、多维地传达给民众,遂形成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尽管中国政府长期主张中日友好,依照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强调这场战争是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的,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但一个民族的记忆难以轻易改变”。[注]当然,时过境迁,旧事重提非为“报仇雪恨”,乃是提醒后人面向未来珍爱和平,勿让悲剧重演!

  作者简介:赵伟,男,文学博士,江苏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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