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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然:兴京知事沈国冕就禁烟问题与日本人的交锋

2019-10-12 12:05 抚顺七千年 卢然 1876
兴京陵街(1920年) 兴京县署  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日本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满的租借地。从此,日本便以旅大地区为基地,以南满铁路为大动脉,不断扩大其侵略权益。甚至为掠夺中国财富,不顾国际条约和道义,在东北实施恶毒的鸦片侵略政策毒害中国人民。&emsp...


兴京陵街1920年


兴京县署


  日俄战争后,作为战胜国,日本攫取了沙俄在中国东北南满的租借地。从此,日本便以旅大地区为基地,以南满铁路为大动脉,不断扩大其侵略权益。甚至为掠夺中国财富,不顾国际条约和道义,在东北实施恶毒的鸦片侵略政策毒害中国人民。


  日本的鸦片政策始于其在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时所采用的鸦片专卖制度。这一制度的核心是,由总督直接操纵进口鸦片原料和制造鸦片烟膏,这样制成的烟膏经由警察署选定“身分可靠”的特许批发商和特许零售商加以销售,掌控其经营,获取巨额利润。日本战胜俄国以后,把在台湾实行的鸦片专卖制度复制到大连,将大连打造成毒品走私基地和经营中心。在日本殖民政府指挥监督下,有组织地实施鸦片贩卖和走私活动。


  为了扩大鸦片、吗啡走私规模,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在华的“日本浪人”、无业者组织构建毒品贩卖网络。这些人拥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的制裁。他们“渗入中国东北和内地,隐现出没,竟使中国的取缔,无能为力。”[1]当时日本流行着“中国的四亿人等待着我,我在狭窄的日本住厌了”的所谓“土匪之歌”。来到中国后,到处建立贩卖网,致使当时的东北地区,毒品交易活动十分猖獗。


  1906年9月,清朝廷宣布禁烟令,严厉要求各地在十年之内,将“洋、土药之害彻底根除”。1907年,奉天、吉林两省皆规定,戒烟期满后若再查出有吸食者,则追究管区官吏责任,或罢官削职,或解除差使。[2]


  兴京、永陵地区被视为清王朝的发祥重地。清廷历代皇帝,皆置重兵驻守。清代康熙、乾隆、嘉庆和道光曾多次来兴京谒陵。民国初期,日、英、美等外国商人开始入境,开设洋行。特别是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大量粮食要向外输出,人民生活也要求输入足够的日用工业品。所以,兴京工商业日盛一日。商户、店铺和手工业作坊鳞次栉比,买卖兴隆。至“九·一八”事变前,全县商号竟多达1300余家。[3]


  对于走私贩卖鸦片的“日本浪人”、无业者来说,自然不会放弃兴京这样繁盛、富庶之地。他们或租用民房,私开烟馆;或以假借开办药铺之名,行贩卖鸦片吗啡之实。根据有关资料,仅在1915-1917年两年多的时间里,日本人竟然在兴京县开设了十多家药铺。如,三轮善次郎开设的“古竹堂”,竹田津弘开设的“弘济堂”,小野连平开设的“日隆堂”,大町源三郎开设的“广济堂”,西殿万谷开设的“西殿药房”等。[4]中国警察每次欲对这些药铺进行检查时,对方均以拥有治外法权,中国警察不得入室为由进行阻拦,常常令中国警察十分无奈。



沈国冕


  民国九年(1920年)3月,沈国冕[5]从凤城调任兴京县知事。到任之后,目睹日本人大肆贩卖鸦片、吗啡坑害乡民现象,他为此十分痛心,决心对此恶行进行严厉打击。碍于中国警察无真凭实据无法进入日本人租住的房屋搜查,沈国冕就命令警察在日本人租住的房屋、所开药铺外监视、侦查,发现线索便进行缉拿。


  5月10日晚,沈国冕亲自带领四名警察上街巡查。行至新兴街路南时,看见日本人福居安长家里灯火辉煌,人声嘈杂。走近后发现,屋内有男女二人正在吸食鸦片。沈国冕立即带领警察进入室内查问。


  经查问得知,这男女二人,男的叫宋广荣,女的叫于关氏,室内还有一个日本人高山和所雇伺候烟客的中国伙计杜文玉。据交代,烟馆是日本人福居安长所开,当日福居安长去了本溪,将烟馆交给高山和伙计杜文玉看管。警察遂将四人连同房东刘喜臣一并带回提堂详讯。


  经过进一步审讯,宋广荣等承认了吸食鸦片之事实。沈国冕根据所犯事实,依法查封了该烟馆,并判处伙计杜文玉五等有期徒刑十个月,罚大洋100元;吸食鸦片者宋广荣、于关氏各罚大洋50元;房东刘喜臣容留日本人开设烟馆,罚小洋250元。


  6月12日,县署卫队在街上巡逻时,在日本人开设的“回天堂”门前,闻到屋内有鸦片气味,巡逻人员随即进屋看见四名华人在吸食鸦片,当场将烟具没收。这时,有人喊来十多名日本人,欲抢夺烟具,并与巡逻人员发生撕扯。


  不久,县警察还侦知居住在苇子峪的日本人白川崎雄之妻走私吗啡针药,立即派员将其抓获。沈国冕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采取了一连串禁毒行动,引起了在兴京日本人恐慌与憎恨。但是沈国冕毫不手软,他将走私吗啡针药白川崎雄之妻押解至抚顺,对日本人福居安长、高山进行了驱逐,限期离开兴京境内。



吸食鸦片者(资料图片)


  在当时,驱逐日本人离境并不容易。日本人经常颠倒是非,百般狡辩,甚至反咬一口。其实沈国冕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担心日本人不服判决,横生枝节,便将重要案件的侦判过程详细向上级做了呈报。


  果然,福居安长从本溪回到兴京后,不服判处。他来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要求总领事赤塚正助就此事向中方施压。随后,他又回到兴京,以兴京日本人会的名义,草拟一份所谓“陈情书”,罗列了沈国冕诸多“罪状”。这份“陈情书”颠倒黑白,诬称沈国冕在担任兴京县知事前,在凤城县知事任上,吸食鸦片,被日本警察所发现。“颇失为知事之颜面,伊原具排日的思想,因足益增排日之热度。……县署护兵三名闯入日人宅内,力行暴乱。……现在该知事一到本县,即第一次拟驱逐居住本县内之日鲜人等。”


  除了诬陷之外,福居安长还故作委屈,打起了“悲情牌”。称“现在居住在本县内之日人,咸无方法,惟呈拱手居食之状。……(沈国冕)布告该县人民,绝对不许租与日人房屋,专努力于排日,因有公事求面见,知事亦一言拒绝。致日人之生命财产恰如风前灯火,日日被知事损伤……”最后还具威胁说:“知事于中日亲善上殊酿大祸,不可一日忽者也。”[6]


  7月1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就此给奉天省长张作霖发去照会,称沈国冕对日本人怀有私怨,非法排日,“若再置若不问,恐侨居之日人惹起重大事情,致生何等枝节,亦难逆料。……贵省查照迅即以严重方法处分该县知事。”[7]



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赤塚正助给奉天省长张作霖发去照会


兴京县日本人会“陈情书”

兴京县日本人会“陈情书”


  收到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照会后,奉天省对此事非常重视。随即指示奉天东边道尹兼安东交涉员何厚琦,立即核查此事。随后,何厚琦派稽查委员王武功赶赴兴京展开调查。王武功首先拜会了兴京日本人会会长大町源三郎等人,就“陈情书”所称沈国冕在凤城县吸食鸦片、非法排日等事,逐一进行调查。结果,沈国冕的诸多“罪状”无一被查实。特别是“陈情书”所称沈国冕因吸食鸦片被日本警察查处一事,王武功要求当面与日本人对证,要求对方提供何时、何地、何人查处沈国冕吸食鸦片,对方辩称“出自风闻”。


  日本人诬告沈国冕,省署派员核查,此事在兴京全境绅、农、商各界引起极大愤慨。“此案群起公愤,极抱不平,意欲迳向日人质问。”王武功担心此事闹大不好收场,便好言相劝,但“愤气仍未稍息”。商界推举副会长井连星、绅学两界推举留日学生徐箴(国民党败退台湾前,曾任辽宁省政府主席,后乘坐“太平轮”触礁遇难)等,欲与日本人当面辩论。一致认为,“沈知事抵任以来,厉禁鸦片吗啡,严击赌局,以致招日人之忌,竟控词陈情,希图诬陷,以泄私愤,其存心实不可问矣。[8]


  随后,兴京农会会长赵纯绪、副会长孙绳昌,兴仁乡区长崔广云、兴孝乡区长刘恩、兴义乡区长宋桂、兴忠乡区长张思九,兴京县教育会会长唐士铭、劝学所所长刘熙春,兴京县商会会长黄金来、副会长井连星等分别出具书面材料,交由稽查委员王武功,希望其转呈省署,澄清是非。


  兴京各界认为,日本人在兴京所开十几家药铺,只有两三家在做医药经营,其余全部在暗中售卖鸦片吗啡。同时,日本人在兴京设赌局,从中渔利,“华民受害不可胜言”。沈知事到任以后,整顿地方,一切事宜兴利除弊,不遗余力,所谓沈知事排日行为纯属无稽之谈。



兴京县商会出具的“证明材料”


  在铁的事实面前,日本人终于无言以对。实际上,日本人对诬告沈国冕以及自己贩卖毒品一事是心知肚明的。


  1916年,台湾总督府专卖局长贺来佐贺太郎在向大隈重信首相提出的《关于中国鸦片制度的意见》中说,“现在中国人口是四亿二千万,若将其中的百分之五,即二千万人当作吸烟者,那末按照台湾的情况就能获利五亿五千四百万日元。”[9]1915年,日本殖民统治者接管了大连宏济善堂,将这个中国人创办的慈善机构改造成毒品经营中心、大本营,并围绕这一中心在东北地区组织形成了庞大的毒品贩卖网。据《司法公报》刊发信息,1918年度各烟案已报部者共计7700余起,其中奉天省就报677起。[10]


  日本学者山田豪一认为,上世纪一、二十年代出现的日本对中国鸦片和吗啡走私机构的形成,可看作是日本在华鸦片侵略政策的准备阶段,而“九一八”之后,才是日本对华鸦片侵略政策的全面开展时期。[11]


  不难看出,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人在兴京走私贩卖鸦片吗啡,正是日本统治者毒品贩卖网结网扩张阶段,沈国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同日本人展开斗争的。沈国冕铁腕禁毒遭日本人诬陷,以及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积极利用外交手段向中国地方政府施压的行为,充分暴露了日本殖民统治者是“日本浪人”走私贩卖鸦片吗啡的总后台,其根本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华实施鸦片侵略政策。只不过,当时日本在华势力还处在积聚阶段,对其卑劣行径尚需掩饰。而“九一八”事变之后,其罪恶行为就更加公开化了。

  注释:

  [1]大内丑之助:《解决中国鸦片问题的意见》(1917),200-203页。
  [2]《伪满时期的东北烟毒》[M],吕永华著,19页
  [3]《新宾满族自治县个体劳动者协会志》[M](附录) 103页
  [4]《抚顺市志》[M](商贸、经济管理卷)308页
  [5]沈国冕,字观澄,江苏武进人,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任奉天兴奉道署交涉员、抚顺地方审判庭推事,后任开原、凤城、兴京、清原知事。其间,清原置县,就是他和柳河县县知事盖文超给张作霖的建议。
  [6]东北边疆档案选辑(18)[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27页
  [7]东北边疆档案选辑(18)[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25页
  [8]东北边疆档案选辑(18)[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85页
  [9][11]山田豪一(日本):《论本世纪一十年代日本对中国鸦片和吗啡走私机构的形成》[C](《山西大学学报》叶昌译、孙凤翔校。1985年 第4期)
  [10]《司法公报》[J](1918年 第98期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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