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浩:父亲和他的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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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起这桩五十多年前的往事,父亲依稀记得,他说:“那时弄不到宣纸,是用白毛纸写的……现在手不应心,不能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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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一生为农,他头脑灵敏,庄稼院里的手艺活儿一看就会,但没有一行是他为之立身与养家的专业。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的书法和对文学的爱好。我成年之后,能走上新闻岗位,并成长为一位正高级新闻编辑,这与童年时看惯了父亲舞文弄墨,耳濡目染的教化与影响不无关系。
1991年春节,父亲到抚顺来和我们一起过年。当时他已七十一岁了,身体还结实,只是耳朵背,听力不好,总戴着花镜看书,不爱到户外活动。
我因在电台做领导工作,又赶上参加省广播电视学会在丹东举行的新闻作品奖评选活动,没有更多时间陪父亲。好在过年时,我和妻子赵爱光,还有孩子们跟爷爷团聚一起,大家欢欢乐乐,又喝酒,又照相,非常开心。
酒后,我见父亲兴致很高,就拿出几位书法家赠送的字画给他看。父亲见到墨宝甚是欣喜,便一幅一幅仔细欣赏,还频频点头说,写得好!我看父亲举起字画时手在颤颤发抖,心里在问:“父亲真的老了吗?”我不敢相信。父亲年轻时英俊帅气,手笔相应的形象仿佛就在眼前,于是便问:“您现在还常写毛笔字吗?”他却摇了摇头。
记得,1962年我结婚不久,和妻子住在榆林街的平房。妻子爱干净,总把屋子收缀得亮亮堂堂的,我说,这屋里白墙上要贴儿幅字画就雅致了。妻说:“那你就写几幅吧。”我说:“还是求父亲给写吧”
过些日子,父亲应我们的请求,书录了两首毛主席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和七律《答友人》。我把两幅字画挂在室内,一些擅长书法的朋友称赞父亲的行书古朴厚重,颇见功夫。
我提起这桩40多年前的往事,父亲依稀记得,他说:“那时弄不到宣纸,是用白毛纸写的。”我说:“没有留存下来,很可惜,你若是还能写字,再给我写两幅就好了。”“现在手不应心,不能写了”父亲面带愧意的说着,抬起曾经写得一手好字的发颤的右手,摘下花镜,又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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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家族辈序中为“邦”字辈(王邦兴),祖父为“善”字辈(王宝善)。祖父和父亲两代单传,都是独生子,曾祖父(太爷)对他的后代,尤其对我父亲特别关爱。鉴于太爷读过书,有文化,对父亲要求特别严格,供他读私塾、指导他习练毛笔字,写不好就罚站或罚手板子。
由于太爷的严厉指教,父亲进步很快,他写在“大仿”本上的字,博得老师赞赏,画双圈的越来越多。我童年时还时常翻看父亲念书时写过的“大仿”,那上面还有太爷批阅、点评的字句。
太爷深知“人不读书就会愚昧”的道理,在临终前的弥留之际还牵挂着子孙后代的前途。他临终前说不出话了,便用手比画着要写字,爷爷和父亲赶忙找来纸笔放到他手里。太爷把四岁的我招示到身旁,一边凝神看着我,一边用铅笔在纸上写了“让德子念书”五个字。
父亲双手捧起太爷的临终遗嘱,连连点头示意,让老人家放心。
解放前,我老家那地方识字的人少,能写毛笔字的人更少。谁家有个大事小情需要动笔写字的,都要请父亲到场。诸如,红白喜事写对子、买卖房地产写文书、替人代笔写信等等,最使我感兴趣的是过年写春联。
每年一过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忙着打扫厅堂,接着从集市上打回一大包“年纸”。这“年纸”中有必备的蜡烛、鞭炮、年画、“门神”、“灶王”、“财神”、剪纸等,而最抢眼的就是写春联用的大红纸。
这时候,父亲成了大忙人,前后堡子、小河南、大河西的人家都来请他去给写春联。有的怕排不上号,就把裁好的红纸送到我们家,让父亲抽空给写。有一次,冷德洪大舅把裁好的两副对联红纸送到我们家。父亲一时没腾出工夫给写,我便心血来潮,趁父亲不在家,找出笔墨,按照常用的春联词语把两副对联写完了。第二天,大舅来我们家一看,那对联上的字写得歪歪扭扭还不算,墨汁也非常淡。他发牢骚埋怨父亲一通,无奈只好将我写的字又用浓墨描抹了一遍,拿回家将就着贴了。
父亲对书法艺术热爱有加,他的行书写得古朴端庄,遒劲厚重。但他不拘泥成法,而力求创新。在受人之托,为人写字时从不敷衍,并利用一切机会去揣摩和实践书艺新境。我曾见他为人写宅院大门春联,先用碗口在纸上摁出印记,然后写成小篆体圆形美术字。对联贴上之后,吸引过路行人驻足观看,有书法知识者皆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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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年轻时教过私塾,还在大石桥的镁矿做过庶务,但时间都不长。解放后当过村干部,参加过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他生活在农村却不擅长农业,也无治家韬略;对文学的热爱与向往,又受到社会环境和贫困家庭的限制,致使他碌碌一生苦含辛,父子妻儿自多情。拾取父亲生活中的零星往事,可以理解他当时对文学艺术倾情的心路历程。
五十年代初,山村里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十里八村听说那有“跳大神”的,都摸着黑儿跑去卖呆儿。“跳大神”这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活动,是来源于古代满族部落的祭祀活动,是“萨满文化”的一种形式。在贫穷落后的山村,人们只好把“跳大神”当成娱乐活动。冬天天短夜长,街坊邻居好聚在一起闲聊取乐。父亲古书看的多,天天给大家讲《三国演义》《水浒传》《杨家将》等故事,听得大伙入了迷。
有一年,父亲结识了两位民间艺人。一位是唱东北大鼓的盲人,一位是说评书的先生。父亲陪着他们到处走,学会了不少故事段子,回来之后就讲给大伙听。
父亲喜爱古典文学,看到诗、词、歌、赋中的警言、名句都摘录下来。他年轻时在大石桥镁矿做庶务员时买了一个挺精致的小书箱,里面放着文房四宝和读书笔记。我常翻看他的读书笔记,学会了一些诗词。后来,这个木制的小书箱被我带到抚顺,至今还保存在家里。
父亲每当发现一些古玩和家具上有精湛的诗句或漂亮的书法,他就会记录下来,甚至买到手。1953年春天,他随同一位朋友到外乡的一个亲戚家串门,看到这家地柜上大镜子的对联内容好,写得也好。他反复默读几遍:“司马文章阮亮酒,右军书法少陵诗”,横批是:“清香异人”。父亲想,这副对联写得好,写出了四位历史名人的特点,词语能记下来,可这写在玻璃画上的反书行楷字也确实见功夫……那位朋友似乎看出他的心思,就说:“你想要这面镜子吗?”父亲点点头说:“跟你亲戚说一说,把它卖给我吧。”
那位朋友把父亲的心意告诉他的亲戚,说要花钱买他的镜子。结果人家慷慨地对父亲说:“你喜欢就送给你吧,不用买。”父亲感激不尽,临别时扔给人家一些钱,高兴地把大镜子捧走了。从此,我们家又添置了这面具有一定文学艺术价值的大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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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我们家拆除了三间老房子,在原房身盖起五间新房。新房的山墙和后墙是用白石灰抹面,在青山绿树掩映下,显得格外清亮,便唤起了父亲的诗情墨趣。
有一天,父亲拿着笔墨站在新房的后门外,思忖了一会儿之后,就在门的两侧墙面上画上格,然后让我端着墨汁碗,他将毛笔蘸饱墨汁,问我:“写什么体的好?”我也不太懂,就随便说:“写草体吧!” “这上写草体不好。”说着,他就用隶书体写了一幅楹联:“春前有雨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
这两句描写自然界客观规律,润含人生哲理的古诗,和父亲那结构严谨、形态飘逸的书法,一直刻印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它在时时激励我:在新中国的春天里,要不负青春年华,奋发图强,立志成才,为党和国家多做些事情,即使到了人生的秋天也要枝繁叶茂,为大地增辉。
父亲是生活在偏僻山区的一位乡村“文人”,他用自己有限的一点文化特长为乡亲们服务,也算小有名气。
我在抚顺电台从事新闻记者工作,经常接触和报道农村的新人新事,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山乡的变化。有些优秀稿件的写作就是受到“父亲经历”的启发。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之后,我到抚顺县后安镇五龙村,采访了一位叫张稀珍的88岁乡村“文人”。用录音特写的形式介绍这位老人半个多世纪“写对联”的经历,反映党的富民政策给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这篇题为《“土秀才”的梦》的录音特写先后在市、省、中央电台播出之后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受到听众好评,并连续二次荣获省级好新闻奖。
我已将《“土秀才”的梦》这篇录音特写,请逸非同志帮助收入到我的“博客”网页之中,旨在缅怀与歌颂那些像父亲一样的老一辈乡村“文人”。
他们经历的“满纸梦幻,一腹辛酸”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呕心沥血,蘸在笔上,染在纸上的“梦”已成现实。
祝愿新时代的“秀才”们,在“圆”了前辈人的“梦”的同时,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展开理想的画卷,创造出更多、更美的梦想不到的奇迹,以告慰我们的先人。
经典广播节目:《土“秀才”的梦》
作者简介:
王克浩,笔名王楠,高级编辑。辽宁营口人,中共党员。从事新闻工作30余年,历任辽宁省抚顺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总编室主任、副台长等职,采制发表了大量录音报道,其中录音报道《一路春风一路歌》、《黄昏后的街头》、《往事的回忆》、《“土秀才”的梦》等20多部作品获省或国家级奖。出版专著《岁月的回声》。发表《广播节目优化组合的探索》、《录音报道的作用与局限性》、《论声讯媒体的团体意识与联动效应》、《论广播媒体联手的强势效应》等20多篇学术论文。1996年评为高级编辑。
王克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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