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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初学农家活

2019-12-10 09:20 抚顺七千年 徐洪 509
  1973年,我背着语录袋读完了高中,由于受“右派”父亲的影响,毕业后考学、参军均渺茫无望,只能回到所在的关门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当社员。  第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掐着腰对我严肃地说:“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
  1973年,我背着语录袋读完了高中,由于受“右派”父亲的影响,毕业后考学、参军均渺茫无望,只能回到所在的关门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当社员。

  第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掐着腰对我严肃地说:“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你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的……”

  就这样,我当上了人民公社社员。每天除按队长分配的活儿外,日复一日地准时上工外,还要按照队长的指示,在休息时给大家读毛主席语录、念报纸,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让大山里的贫下中农,了解外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很多新鲜事儿吸引了这些平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乡父老,我也在劳动中逐渐与他们拉近了距离。每天看着他们配合默契的田间劳作、无拘无束的打情骂俏、到头不到两的谈古论今。作为其中一员,我苦中有乐,还真的一度忘掉了自己的“身份”。


徐洪:初学农家活 图1


  领我们十几个社员铲地的陈组长,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大汉,文化不高,但膀大腰圆、浑身是劲。无论干什么活儿,他都非常认真,不到钟点儿不休息,提前一分钟也不行。他在组织带领大家干活时,偶尔也会半生不熟的用上一两句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谁也不会笑话,反倒觉得他会“活学活用”。

  陈组长住在我家的西沟里,是早些年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下放户。他比我爸爸年长两岁,我管他叫陈大伯。他很少关心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讲什么大理论。他说那些对咱们种庄稼没什么用处,当农民种好地就行了。他也不管你什么身份,对待“成份”高的低的都一视同仁,谁遇到什么困难了,他见到了总会上前帮一把。

  刚上工时,我还真的有些敬畏他,很少与他正面接触。可陈大伯用那满是老茧的大手,沉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跟我们干吧。当农民有什么不好呢?俺们都是贫下中农,没有坏心眼子!”——我家成份是“下中农”,那年月人们对出身、成份是非常重视和敏感的。


徐洪:初学农家活 图2


  自从有了我这个会念报纸的社员,大家知道了不少大山外面的事儿。每天跟着这个十分务实的陈组长干活,实在是太累了,大家都盼着早点休息,好坐下来听我读报纸、喘口气。

  有时读到报纸上贴近农村、农民的内容,大家还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一会儿。可规定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一到,也不等一段话读完,陈组长就立即招呼起来干活。用他的话说:“靠念报纸、讲大理论,地里能长出粮食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的,不让你吃饭试试?毛主席还让我们‘抓生产’呢!”

  陈组长的农活做得非常好,要求也很严格。跟着他干活藏奸耍滑是绝对行不通的。一旦被他发现了,返工重干不说,还骂你个狗血喷头。就拿铲地来说吧,他是“龙头”铲中间一条垅。两侧根据手把选好“贴摽子”的,然后十几个人“雁翅”似的左右排开。规定每人相距两步远,谁也不准超前,但也不能落后,整体呈“人”字形雁群式向前推进。他快,两翼也要快;他慢,都得跟着慢。铲到地头,他拧上一袋老旱,还没等抽完又掉过头,数好垄噌噌三步两步就穿了出去。其它人也急忙找到自己的垄紧跟上,一旦铲错了垄,给别人干,白费劲了。

  休息时别人休息他不歇,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挨个垄检查每个人锄地的质量。那些“盖扒锄”的、铲茬高的、铲坏苗的,是谁铲的他都一清二楚,无法狡赖。铲得不好收工后是要重铲的,否则就扣你的工分。由于他的活好,带头追求质量,弄得大伙既服气,又生气,有口难言。

  爸爸给我精心制作了一把锄头,并叮嘱我:“咱和别人不一样,要好好跟陈大伯学农活。他的活儿好,年轻时吃点苦、挨点累不算什么,只要活儿赢人就会有饭吃。”陈组长也对我说:“好小子,就凭你的个头和聪明劲儿,是个好苗子,准能行!……但无论干什么,别性急,先要走稳了,再学跑。‘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吗!”——这句“语录”用的有点意思。

  我按照陈大伯的教诲与指导,仔细地观察老社员们铲地的方法,认真揣摩实践。经一个阶段的锻炼,铲地的质量和速度不断提高,排序也从最后的“雁尾”处,逐渐向前提到了“贴摽”处,即挨着领头雁——“打头的”陈组长了。我贴在他右后侧,一边锄地一边近距离观察学习。

  但见他不慌不忙,一边铲一边教我怎样落脚、怎样下锄、如何过隔、如何打苗等;还严厉地强调:不准“盖扒锄”、不准骑垄铲、不准伤秧苗!产后的地垄要脚印少有规律、草死苗活地发暄。而他是那样有条不紊、准确无误。仿佛在表演娴熟的舞蹈动作,漂亮极了。

  再回过头看,一些社员,有年龄大的,也有年轻的。大多数都如同陈组长一样,稳步向前,质量速度均控制的较好。但也有个别人不得要领,步伐混乱,下锄无序,显得手忙脚乱。后面跟着的社员还紧催促“铲脚后跟了!”越是这样,他越着急,不但速度快不起来,还累个够呛。好不容易铲到地头了,还没等喘口气,人家返程又穿出好几丈远了。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否则下次就要被调整到最后的“雁尾”处打狼了,那是丢人现眼的事,也是让人瞧不起的。

  我的表现很快赢得了组长和大多数社员的认可。生产队开会评等时,我由原来的三等提高到了二等。每天比一些老社员还多挣一个工分。累是累了些,但我心里很高兴,为自卑的“身份”注入了一丝自信。你活儿做的好,组长、队长也对你刮目相看,分配活时会有意无意地向你倾斜。某些好活、俏活不用去争,偶尔也会落在你的头上。比如跟大车、跑腿去大队办事、进城出差等等,让人羡慕和嫉妒。

  不久,原先那个生产队小队长因“搞运动”表现好,被提拔到大队当“造反派”头头去了,陈组长接替他当上了小队长。他要抓小队的全面工作,就很少再直接带领我们干活了。新任的郝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光棍,坐地户贫农出身,农活也不错。但性格内向,言语不多,平时只顾自己闷头干活,很少像老组长那样严格要求、认真检查。结果一些社员也不再挨骂了,大家干活似乎轻松了不少。

  陈队长有时见到我,还常常告诫说:“做农活看似很普通,里面也有很多技巧。要认真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把活干扎实、干熟练了,自然就有窍门了,熟能生巧吗。但千万不要投机取巧,种庄稼是糊弄不得的,你糊弄它一会儿,它糊弄你一年……”

  “要记住,庄稼活儿都是给自己干的;掌握本领也是自己的,谁也偷不去、抢不走。毛主席不说吗:‘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庄稼活儿也是纸老虎。……”他这后一句话引用的似乎有点贴边儿。

  那时生产队一等劳力每天挣15个工分,二等挣14个,三等挣13个。仲夏农闲挂锄时,有些挣三等工分的社员不服气,和郝组长也讲不清道不白的。他们认为陈队长为人诚信正置,办事公平仗义,就去找他评理。陈队长听完申述后,二话不说,翻出记工本带上,领着大家来到他当组长时,领着铲的那块地。对大伙说:

  “这块地是我铲的头锄,那天上工13人,左膀右臂谁挨着谁我都记着。你们看看吧,那些长满杂草的垄都是谁铲的?不服气的自己对对号!还好意思争工分吗?”

  陈队长见大家都不说话,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贫下中农更要讲认真!你若真的把活干好了,值二等分队里不给,用我的工分给你补上!”你还别说,这回引用的真的很恰当。

  不服气的人这下也泄气了,一个个低着头、无言以对。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谁再敢找陈队长争工分了。

  ……

  再后来,由于关门大队山高路远,孩子们外出读书不便,大队在小学开办了“戴帽”中学。我被选去做代课老师,从此就离开了上工的第三生产小队,结束了我为期一年多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涯。听说我要走,那些勤劳淳朴的乡亲们都有些恋恋不舍,说再没有人给他们念“最新指示”、读报纸了。陈队长也说:“好小子,去吧,好好干,你会有出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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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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