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洪：初学农家活
2019-12-10 09:20 抚顺七千年 徐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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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我背着语录袋读完了高中，由于受“右派”父亲的影响，毕业后考学、参军均渺茫无望，只能回到所在的关门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当社员。 第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掐着腰对我严肃地说：“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
1973年，我背着语录袋读完了高中，由于受“右派”父亲的影响，毕业后考学、参军均渺茫无望，只能回到所在的关门大队第三生产小队当社员。
第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掐着腰对我严肃地说：“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你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的……”
领我们十几个社员铲地的陈组长，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大汉，文化不高，但膀大腰圆、浑身是劲。无论干什么活儿，他都非常认真，不到钟点儿不休息，提前一分钟也不行。他在组织带领大家干活时，偶尔也会半生不熟的用上一两句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谁也不会笑话，反倒觉得他会“活学活用”。
陈组长住在我家的西沟里，是早些年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下放户。他比我爸爸年长两岁，我管他叫陈大伯。他很少关心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讲什么大理论。他说那些对咱们种庄稼没什么用处，当农民种好地就行了。他也不管你什么身份，对待“成份”高的低的都一视同仁，谁遇到什么困难了，他见到了总会上前帮一把。
自从有了我这个会念报纸的社员，大家知道了不少大山外面的事儿。每天跟着这个十分务实的陈组长干活，实在是太累了，大家都盼着早点休息，好坐下来听我读报纸、喘口气。
有时读到报纸上贴近农村、农民的内容，大家还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一会儿。可规定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一到，也不等一段话读完，陈组长就立即招呼起来干活。用他的话说：“靠念报纸、讲大理论，地里能长出粮食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的，不让你吃饭试试？毛主席还让我们‘抓生产’呢！”
陈组长的农活做得非常好，要求也很严格。跟着他干活藏奸耍滑是绝对行不通的。一旦被他发现了，返工重干不说，还骂你个狗血喷头。就拿铲地来说吧，他是“龙头”铲中间一条垅。两侧根据手把选好“贴摽子”的，然后十几个人“雁翅”似的左右排开。规定每人相距两步远，谁也不准超前，但也不能落后，整体呈“人”字形雁群式向前推进。他快，两翼也要快；他慢，都得跟着慢。铲到地头，他拧上一袋老旱，还没等抽完又掉过头，数好垄噌噌三步两步就穿了出去。其它人也急忙找到自己的垄紧跟上，一旦铲错了垄，给别人干，白费劲了。
休息时别人休息他不歇，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挨个垄检查每个人锄地的质量。那些“盖扒锄”的、铲茬高的、铲坏苗的，是谁铲的他都一清二楚，无法狡赖。铲得不好收工后是要重铲的，否则就扣你的工分。由于他的活好，带头追求质量，弄得大伙既服气，又生气，有口难言。
爸爸给我精心制作了一把锄头，并叮嘱我：“咱和别人不一样，要好好跟陈大伯学农活。他的活儿好，年轻时吃点苦、挨点累不算什么，只要活儿赢人就会有饭吃。”陈组长也对我说：“好小子，就凭你的个头和聪明劲儿，是个好苗子，准能行！……但无论干什么，别性急，先要走稳了，再学跑。‘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吗！”——这句“语录”用的有点意思。
我按照陈大伯的教诲与指导，仔细地观察老社员们铲地的方法，认真揣摩实践。经一个阶段的锻炼，铲地的质量和速度不断提高，排序也从最后的“雁尾”处，逐渐向前提到了“贴摽”处，即挨着领头雁——“打头的”陈组长了。我贴在他右后侧，一边锄地一边近距离观察学习。
但见他不慌不忙，一边铲一边教我怎样落脚、怎样下锄、如何过隔、如何打苗等；还严厉地强调：不准“盖扒锄”、不准骑垄铲、不准伤秧苗！产后的地垄要脚印少有规律、草死苗活地发暄。而他是那样有条不紊、准确无误。仿佛在表演娴熟的舞蹈动作，漂亮极了。
再回过头看，一些社员，有年龄大的，也有年轻的。大多数都如同陈组长一样，稳步向前，质量速度均控制的较好。但也有个别人不得要领，步伐混乱，下锄无序，显得手忙脚乱。后面跟着的社员还紧催促“铲脚后跟了！”越是这样，他越着急，不但速度快不起来，还累个够呛。好不容易铲到地头了，还没等喘口气，人家返程又穿出好几丈远了。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否则下次就要被调整到最后的“雁尾”处打狼了，那是丢人现眼的事，也是让人瞧不起的。
我的表现很快赢得了组长和大多数社员的认可。生产队开会评等时，我由原来的三等提高到了二等。每天比一些老社员还多挣一个工分。累是累了些，但我心里很高兴，为自卑的“身份”注入了一丝自信。你活儿做的好，组长、队长也对你刮目相看，分配活时会有意无意地向你倾斜。某些好活、俏活不用去争，偶尔也会落在你的头上。比如跟大车、跑腿去大队办事、进城出差等等，让人羡慕和嫉妒。
不久，原先那个生产队小队长因“搞运动”表现好，被提拔到大队当“造反派”头头去了，陈组长接替他当上了小队长。他要抓小队的全面工作，就很少再直接带领我们干活了。新任的郝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光棍，坐地户贫农出身，农活也不错。但性格内向，言语不多，平时只顾自己闷头干活，很少像老组长那样严格要求、认真检查。结果一些社员也不再挨骂了，大家干活似乎轻松了不少。
陈队长有时见到我，还常常告诫说：“做农活看似很普通，里面也有很多技巧。要认真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把活干扎实、干熟练了，自然就有窍门了，熟能生巧吗。但千万不要投机取巧，种庄稼是糊弄不得的，你糊弄它一会儿，它糊弄你一年……”
“要记住，庄稼活儿都是给自己干的；掌握本领也是自己的，谁也偷不去、抢不走。毛主席不说吗：‘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庄稼活儿也是纸老虎。……”他这后一句话引用的似乎有点贴边儿。
那时生产队一等劳力每天挣15个工分，二等挣14个，三等挣13个。仲夏农闲挂锄时，有些挣三等工分的社员不服气，和郝组长也讲不清道不白的。他们认为陈队长为人诚信正置，办事公平仗义，就去找他评理。陈队长听完申述后，二话不说，翻出记工本带上，领着大家来到他当组长时，领着铲的那块地。对大伙说：
“这块地是我铲的头锄，那天上工13人，左膀右臂谁挨着谁我都记着。你们看看吧，那些长满杂草的垄都是谁铲的？不服气的自己对对号！还好意思争工分吗？”
陈队长见大家都不说话，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贫下中农更要讲认真！你若真的把活干好了，值二等分队里不给，用我的工分给你补上！”你还别说，这回引用的真的很恰当。
不服气的人这下也泄气了，一个个低着头、无言以对。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谁再敢找陈队长争工分了。
……
再后来，由于关门大队山高路远，孩子们外出读书不便，大队在小学开办了“戴帽”中学。我被选去做代课老师，从此就离开了上工的第三生产小队，结束了我为期一年多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涯。听说我要走，那些勤劳淳朴的乡亲们都有些恋恋不舍，说再没有人给他们念“最新指示”、读报纸了。陈队长也说：“好小子，去吧，好好干，你会有出息的。”
第一天出工时，生产队长掐着腰对我严肃地说：“要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老老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你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是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的……”
就这样，我当上了人民公社社员。每天除按队长分配的活儿外，日复一日地准时上工外，还要按照队长的指示，在休息时给大家读毛主席语录、念报纸，宣传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让大山里的贫下中农，了解外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很多新鲜事儿吸引了这些平时很少走出大山的家乡父老，我也在劳动中逐渐与他们拉近了距离。每天看着他们配合默契的田间劳作、无拘无束的打情骂俏、到头不到两的谈古论今。作为其中一员，我苦中有乐，还真的一度忘掉了自己的“身份”。
领我们十几个社员铲地的陈组长，是一位典型的山东大汉，文化不高，但膀大腰圆、浑身是劲。无论干什么活儿，他都非常认真，不到钟点儿不休息，提前一分钟也不行。他在组织带领大家干活时，偶尔也会半生不熟的用上一两句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谁也不会笑话，反倒觉得他会“活学活用”。
陈组长住在我家的西沟里，是早些年从什么地方搬过来的下放户。他比我爸爸年长两岁，我管他叫陈大伯。他很少关心什么政治运动，更不会讲什么大理论。他说那些对咱们种庄稼没什么用处，当农民种好地就行了。他也不管你什么身份，对待“成份”高的低的都一视同仁，谁遇到什么困难了，他见到了总会上前帮一把。
刚上工时，我还真的有些敬畏他，很少与他正面接触。可陈大伯用那满是老茧的大手，沉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小子，跟我们干吧。当农民有什么不好呢？俺们都是贫下中农，没有坏心眼子！”——我家成份是“下中农”，那年月人们对出身、成份是非常重视和敏感的。
自从有了我这个会念报纸的社员，大家知道了不少大山外面的事儿。每天跟着这个十分务实的陈组长干活，实在是太累了，大家都盼着早点休息，好坐下来听我读报纸、喘口气。
有时读到报纸上贴近农村、农民的内容，大家还会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一会儿。可规定半个钟头的休息时间一到，也不等一段话读完，陈组长就立即招呼起来干活。用他的话说：“靠念报纸、讲大理论，地里能长出粮食吗？今天批这个、明天斗那个的，不让你吃饭试试？毛主席还让我们‘抓生产’呢！”
陈组长的农活做得非常好，要求也很严格。跟着他干活藏奸耍滑是绝对行不通的。一旦被他发现了，返工重干不说，还骂你个狗血喷头。就拿铲地来说吧，他是“龙头”铲中间一条垅。两侧根据手把选好“贴摽子”的，然后十几个人“雁翅”似的左右排开。规定每人相距两步远，谁也不准超前，但也不能落后，整体呈“人”字形雁群式向前推进。他快，两翼也要快；他慢，都得跟着慢。铲到地头，他拧上一袋老旱，还没等抽完又掉过头，数好垄噌噌三步两步就穿了出去。其它人也急忙找到自己的垄紧跟上，一旦铲错了垄，给别人干，白费劲了。
休息时别人休息他不歇，一边听我念报纸，一边挨个垄检查每个人锄地的质量。那些“盖扒锄”的、铲茬高的、铲坏苗的，是谁铲的他都一清二楚，无法狡赖。铲得不好收工后是要重铲的，否则就扣你的工分。由于他的活好，带头追求质量，弄得大伙既服气，又生气，有口难言。
爸爸给我精心制作了一把锄头，并叮嘱我：“咱和别人不一样，要好好跟陈大伯学农活。他的活儿好，年轻时吃点苦、挨点累不算什么，只要活儿赢人就会有饭吃。”陈组长也对我说：“好小子，就凭你的个头和聪明劲儿，是个好苗子，准能行！……但无论干什么，别性急，先要走稳了，再学跑。‘千万不能粗心大意’吗！”——这句“语录”用的有点意思。
我按照陈大伯的教诲与指导，仔细地观察老社员们铲地的方法，认真揣摩实践。经一个阶段的锻炼，铲地的质量和速度不断提高，排序也从最后的“雁尾”处，逐渐向前提到了“贴摽”处，即挨着领头雁——“打头的”陈组长了。我贴在他右后侧，一边锄地一边近距离观察学习。
但见他不慌不忙，一边铲一边教我怎样落脚、怎样下锄、如何过隔、如何打苗等；还严厉地强调：不准“盖扒锄”、不准骑垄铲、不准伤秧苗！产后的地垄要脚印少有规律、草死苗活地发暄。而他是那样有条不紊、准确无误。仿佛在表演娴熟的舞蹈动作，漂亮极了。
再回过头看，一些社员，有年龄大的，也有年轻的。大多数都如同陈组长一样，稳步向前，质量速度均控制的较好。但也有个别人不得要领，步伐混乱，下锄无序，显得手忙脚乱。后面跟着的社员还紧催促“铲脚后跟了！”越是这样，他越着急，不但速度快不起来，还累个够呛。好不容易铲到地头了，还没等喘口气，人家返程又穿出好几丈远了。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否则下次就要被调整到最后的“雁尾”处打狼了，那是丢人现眼的事，也是让人瞧不起的。
我的表现很快赢得了组长和大多数社员的认可。生产队开会评等时，我由原来的三等提高到了二等。每天比一些老社员还多挣一个工分。累是累了些，但我心里很高兴，为自卑的“身份”注入了一丝自信。你活儿做的好，组长、队长也对你刮目相看，分配活时会有意无意地向你倾斜。某些好活、俏活不用去争，偶尔也会落在你的头上。比如跟大车、跑腿去大队办事、进城出差等等，让人羡慕和嫉妒。
不久，原先那个生产队小队长因“搞运动”表现好，被提拔到大队当“造反派”头头去了，陈组长接替他当上了小队长。他要抓小队的全面工作，就很少再直接带领我们干活了。新任的郝组长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光棍，坐地户贫农出身，农活也不错。但性格内向，言语不多，平时只顾自己闷头干活，很少像老组长那样严格要求、认真检查。结果一些社员也不再挨骂了，大家干活似乎轻松了不少。
陈队长有时见到我，还常常告诫说：“做农活看似很普通，里面也有很多技巧。要认真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把活干扎实、干熟练了，自然就有窍门了，熟能生巧吗。但千万不要投机取巧，种庄稼是糊弄不得的，你糊弄它一会儿，它糊弄你一年……”
“要记住，庄稼活儿都是给自己干的；掌握本领也是自己的，谁也偷不去、抢不走。毛主席不说吗：‘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这庄稼活儿也是纸老虎。……”他这后一句话引用的似乎有点贴边儿。
那时生产队一等劳力每天挣15个工分，二等挣14个，三等挣13个。仲夏农闲挂锄时，有些挣三等工分的社员不服气，和郝组长也讲不清道不白的。他们认为陈队长为人诚信正置，办事公平仗义，就去找他评理。陈队长听完申述后，二话不说，翻出记工本带上，领着大家来到他当组长时，领着铲的那块地。对大伙说：
“这块地是我铲的头锄，那天上工13人，左膀右臂谁挨着谁我都记着。你们看看吧，那些长满杂草的垄都是谁铲的？不服气的自己对对号！还好意思争工分吗？”
陈队长见大家都不说话，接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们贫下中农更要讲认真！你若真的把活干好了，值二等分队里不给，用我的工分给你补上！”你还别说，这回引用的真的很恰当。
不服气的人这下也泄气了，一个个低着头、无言以对。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谁再敢找陈队长争工分了。
……
再后来，由于关门大队山高路远，孩子们外出读书不便，大队在小学开办了“戴帽”中学。我被选去做代课老师，从此就离开了上工的第三生产小队，结束了我为期一年多的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涯。听说我要走，那些勤劳淳朴的乡亲们都有些恋恋不舍，说再没有人给他们念“最新指示”、读报纸了。陈队长也说：“好小子，去吧，好好干，你会有出息的。”
该文章所属专题：徐洪专栏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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