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物

黄韬：清原早期共青团特支书记张观的传奇人生

2020-01-22 19:31 抚顺七千年黄韬 1262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发出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这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9·19宣言”)。20日发布《中共满洲省委、团委吿全群众书》21日，有一个年轻人在清原车站广场，站在板...

黄韬：清原早期共青团特支书记张观的传奇人生图1

“九·一八”事变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发出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也是世界反法西斯第一份宣言。这就是《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史称“9·19宣言”)。20日发布《中共满洲省委、团委吿全群众书》21日，有一个年轻人在清原车站广场，站在板凳上向过往乘客和老百姓大声宣读了这样文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害阴谋和蒋介石不抵抗的卖国政策，号召中华儿女团结起来，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到国民党反动派。

这个讲演，让清原广大群众第一次初步知道了“九·一八”事变，是清原街内乃至辽东地区公开宣传抗日的第一人。这个人就是张观。

张观是大约1939年以后启用的名字，曾用名张恩荣，张鸿波，在清原期间名字叫张映辉。1910年生于奉天省新民县。1927年毕业于新民县小学，继而年就读于哈尔滨一所中学，在学校里他积极参加、组织反帝、反封建活动。1928年至1930年在西安（今吉林省辽源市）为火车司炉工。1930年5月来到奉天省（今辽宁省），在清原车站为火车司机。

清原县早期共青团特支书记

张观当火车司机期间，经常到清原街郭柏熙、王资平所在的清原图书馆看书。张观对图书馆所藏《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很感兴趣，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后来，到图书馆看书的人日渐增多。特别是一些青年人通过阅览书报成为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张观同任水若、孙克惠等一些进步青年组织起读书会，大家在一起阅读高尔基、鲁迅、郭沫若等进步作家的著作，探讨国际国内形势。任之平4月从上海辍学回到清原，带来有关马列主义书籍供大家一起阅读、讨论。后来读书会逐渐扩大，发展些小学教师和失学的中学学生参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这些读书会员更加关心国家和民族存亡的大事。1932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辽宁反帝大同盟在沈阳宣告成立，是春，张观经同学刘英才介绍，到沈阳会见了我党派到东北做地下工作的黎敏。经黎敏介绍张观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不久，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他从沈阳带回一些共青团印发的传单。传单上写着:“青年人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跟共产党抗日到底。”在张观的宣传鼓动下，郭柏熙、刘一之、王资平等青年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并成立了反帝大同盟清原小组，张观任组长。3月青年反日大同盟清原支部已经发展盟员20余人，分为清原街、图书馆、铁路、夏家堡等4个支部。同时，吸收了郭柏熙、刘一之、王资平、任水若等加入共青团，成立起共青团清原小组，张观任组长。共青团小组积极发展读书会员，扩大反帝同盟组织。他们的活动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1933年3月27共青团满洲省委《满洲“冲锋月”工作决议》的决议指示，共青团奉天省特委批准建立清原支部，张观任团支部书记。

7月，正值青黄不接季节，清原各地发生粮荒。根据共青团省委指示，夏家堡团小组家于15日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开展了“抢粮分米”斗争，将夏家堡金家窝棚、文屯等村5户地主的600多石粮食分给缺粮农民。大振了抗日军民的士气，打击了日伪政权的反动气焰。

日伪军警在东边道地区进行“全面讨伐”，实行烧光、抢光、杀光政策，在清原各地围攻抗日军民，社会动荡不安，学校停课，学生失学，一些青年学生徘徊于街头。7月，共青团清原支部抓住学校停课的有利时机，借用县街女子小学校舍，办起了暑期补习学校。这个学校一开始就有中学学生和部分小学教师共200多人入学，张观、任之平等共青团的骨干担任授课教师。孙克惠一面讲文化课，一面用更多时间撰写文章，以讲文学、数学、美术为名，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补习学校除传授文化课外，还组织“读书会”，办《红光文艺》刊物和墙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学校的活动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反动头目出面干涉，不准办这类学校，后经张观等人率领师生游行示威，向县政府请愿，展开说理斗争，补习学校才坚持办完。学习结束时，有3名教师5名学生加入了共青团，10余名青年加入反帝大同盟。

同年10月，改称共青团清原特别支部，张观任书记，同时成立反日大同盟清原县委。孙克惠担任团特支组织委员和反日大同盟的组织委员，任之平任宣传委员，任水若任交通委员。清原有5个团小组，每个团小组领导一个反日大同盟支部。

特支委员们散发《告青年同胞书》、《告农民同胞书》，领导铁路员工借故不给机车上水，使列车晚点数次。共青团在清原的活动越来越活跃。从进步的知识青年逐步向工农群众发展。从城镇向农村深入发展，团员发展到20余名，反日大同盟盟员发展到200余名。

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

1934年4月初，敌人在哈尔滨逮捕了一名朝鲜人，过去曾与共青团满洲省委宣传部长杨波有联系，被捕后他供出了杨波，杨波被捕后供出团满洲省委书记刘明夫。刘明夫被捕后经不住敌人严刑，又供出了团省所属各级组织和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敌人从4月初至5月中旬逮捕了44人，造成中共满洲省委和团满洲省委大破坏。由于共青团满洲省委遭到破坏，涉及到奉天特委、清原特支。当时奉天党的特委书记王永生来信告知“奉天特委书记被捕了”。接到信后，清原团特支的委员们在任之平家召开了会议，分析了形势，清理了文件，准备万一被捕时的“口供”。过了几天，没有什么动静而放松了警惕。

1934年5月6日，一伙日本宪兵队由叛徒杨大聪（原共青团奉天特委代理书记）带路，乘火车来清原挨户搜查，逮捕了张观及任水若、孙克惠、华方镇4名共青团骨干，清原团特支遭到破坏。

5月7日，张观等5人，当天即被送往奉天陆军监狱关押。不久因张观在哈尔滨工作过，为了让张观指认在哈尔滨的爱国志士，日本关东军把张观押往哈尔滨道里伪香坊特别监狱（同期逮捕的共青团干部皆关押此处）。1936年11月，因张观拒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不承认自己被赤化，只是激进的青年学生。日本关东军用尽酷刑，始终守口如瓶。于是，张观被移交伪满洲国哈尔滨特别区高等法院，被判5年有期徒刑。

被关押在道里监狱时条件恶劣，伙食极差，很多被捕人员入狱后迟迟不送法院审理，很多革命志士病重而死。为此，张观和一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如姜学文、王铸、何能，董雨航等人秘密商量，他们认为，在这里与其慢抽零刮地拖死，不如团结起来，通过斗争求生存，于是决定发动一次绝食斗争。

他们利用放风的机会，秘密串联，逐步扩大绝食队伍。经过一段紧张的准备，绝食斗争已经酝酿成熟。他们趁放风的机会在厕所里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详细分析了敌我形势，研究了绝食的具体方法步骤，提出了复食的条件。大家一致认为，如果不改善这种生活条件，有些同志恐怕熬不过折磨，出去工作更谈不到了。

他们正式向狱方提出四项条件，一是要求早日送法院，有罪判刑，无罪释放；二是允许与家人见面，允许家人送东西，允许和家人通信；三是要求改善生活，改善伙食，一周吃一次肉和细粮，洗一次衣服，洗一次澡；四是允许看报纸。

绝食第一天，当猪食一样的黑高粱米饭被送进监房时，没有一个人去取饭，送饭的每次把饭挑进来，又照样挑出去。对犯人的绝食，敌人开始漠然视之。到了第四天，大家躺在床上，食盐也不足了。难友们互相鼓励，坚持绝食斗争到底。普通监号的难友把饭中的盐粒，亲友送来的食盐和糖，支援给绝食的难友。绝食的第五天，狱方做了面条，动员大家吃饭。难友们表示：“不答复条件，饿死也不吃！”张观和绝食领导小组的成员随时分析研究敌情的变化，掌握难友的思想动态，鼓励大家保持旺盛的革命斗志。同时，他们还通过普通犯人的出狱、转押、与亲友会见、通信等渠道，把狱中绝食情况不断地向社会传播，积极争取有力的外援。社会各界人士对绝食斗争非常关注，为难友生命担忧，街谈巷议，奔走相告，造成舆论，难友的家属也纷纷到监狱质问，记者也到处探访。当时，日伪军警如临大敌，在号筒里走来走去，杀气腾腾，一片紧张气氛。绝食的第六天，病弱的难友饿得昏迷了，大家喂他们食盐和点心救急。绝食斗争进行到七天，敌人惊慌地说：“七天没饿死，算你们本事大大的，你们的要求，统统的答应，顶好的是快快的吃饭，上面火啦，火啦，我的遭罪的有啊！”绝食获得胜利。

张观1939年底获释。出狱后一直没有找到党组织，只得在哈尔滨谋生，在精益书局作商务书局店员、营业部长。

“八·一五”日本投降，组织哈尔滨市第一个公开活动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

1945年日本投降后，监押在伪香坊监狱的1000多名政治犯，于8月17日陆续逃离监狱。出狱后，除少数同志因在哈尔滨有家的回家外，周维斌、李青茂、廖春潮、张忠良、王大可、宋维仁、李光复、樊继光、刘忠民、阎会福、陶蕴甫、程尔康、张放、王德福、佟琦等多数同志聚集在同狱难友樊继光的哥哥樊继才开设的修表刻字店里。他们之中，有原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下的党、团员和做地下工作的同志，有原抗日联军的干部、战士，有给苏军提供情报的人员。

“八·一五”日本投降的当天，张观同志就去监狱门前探望有无释放出狱的同志，一连去了两天都没有碰到。8月17日中午，天下着小雨，张观又冒雨来到香坊监狱门前，等了很长时间，看见宋维仁从监狱里出来，他立刻叫来一辆斗车，把宋拉上车。在车里宋维仁告诉张观，不少人已经出狱，可能都在樊继光的哥哥樊继才处。于是，他们一同乘车到了道外和已经出狱的同志会合。

这时，苏联红军还没有到哈尔滨，社会治安临时由原商工公会会长张廷阁组织的哈尔滨地方治安维持会负责，正处在混乱时期。大多数的市民百姓都挣扎在失业、饥饿的严重威胁之中。一些地痞、流氓互相勾结，趁机进行抢劫和暗杀，买卖人家早就停业关了门。樊继才的修表店也早就没了生意，他自己的生活，也靠变卖一些家产来维持，可是为了安置刚刚出狱的同志，保存这股革命力量，张观和周维斌商量，先让大家克服一下，对已经回家的同志就不要往回找，分别到各家去看望一下即可。对在哈尔滨无家的同志先分散居住在樊继才的修表店、孙刚犁的黎明客栈和廖春潮的家里。这三位同志在最困难的时候，无条件地把自己家里的粮食、衣物拿出来，让同志们分用。然后张观和周维斌安排大家分散找线索、接关系。

当时街上不时有日伪残余打来冷枪，间或有胡子趁火打劫。他们原以为日寇投降后，中国共产党在哈市的组织一定会公开出来活动，大街上一定会有标语、传单一类的宣传品，可以根据这些线索，找到党的组织。两天以后他们只找到了王景侠、张晓岩等几个失掉党的关系的同志。

8月21日，苏军颁布“哈尔滨卫戍司令部兼军管会主任第一号命令”后。因为张观会讲俄语，周维斌指定他和原来给苏军做过情报工作的廖春潮、李青茂同志一道去苏联领事馆。在沙茨领事的安排下24、5日，张观和周维斌等几位同志到了苏军卫戍司令部（对外是苏军军管会）。苏军的一位将军亲自接见了他们。当听周维斌、张观等人介绍知道是从伪监狱出来的共产党人时，立即表示同情并答应帮助解决一些生活方面的困难。并在苏军的帮助下搬进了原伪满警察的宿舍“东光寮”（其旧址位于现道外景阳街95号）。

28、29两日，张观和周维斌等人一面在苏军支持下筹集粮款，一面派人将在家居住的同志找回来。他俩又亲自出去继续寻找党组织。此时，正是国民党蒋介石搞假和谈积极调军备战抢东北人民胜利果实的时候。张观、周维斌等人虽然不了解当时的政治形势，但他们在找党的同时，发现一些原来在哈尔滨的国民党分子以及曾和周维斌等人一起出狱的原哈尔滨国民党“党专”分子都大肆活动起来。

国民党东北党务负责人在道外组建了“中国国民党哈尔滨市党部”。“国民党哈尔滨市党务专员办事处”也在道外恢复了。大街上还张贴着“欢迎中央军到哈尔滨接收”、“ 国民党政府是正统中央政府”等标语，都非常气愤，他们出于对国民党的憎恶，8月30日在“东光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他们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在哈尔滨找不到党组织的原因。认为，国民党在哈尔滨公开活动，势必迷惑一部分市民，影响哈市人民对共产党的认识和对苏联红军的感情。而党的活动又一点迹象也看不出，估计哈市当时可能没有了党的组织。

为了和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张观提了几个很深刻的问题要大家考虑：“第一是胜利后怎样接收政权，第二是怎样建设，第三是国民党来后怎样与他们周旋。”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当务之急应该马上让老百姓了解和相信共产党。张观同志思索了一会说：“咱们在等待党组织在哈尔滨设立正式领导机关之前，总不能袖手旁观。”他提议以党的名义成立一个组织。鉴于现有人员较少，都是失掉组织关系的人，有些还不曾入党。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在“东光寮”成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同时选举周维斌为书记（周当时还不曾入党），张观为副书记。

获悉9月3日苏军军管会以市政府名义（苏军进哈尔滨以后，指定当时任地方维持会会长的张廷阁，参照国民党的市组织法，将伪哈尔滨市公署改为哈尔滨市政府），在八区原伪满棒球场召开万人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大会。为此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同志积极准备组织搞一次较有影响的“飞行集会”。他们动员“东光寮”的所有人员，回家发动亲属好友届时参加会议，还指派李光复、宋维仁起草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其主要内容是阐述哈市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当了14年的亡国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官兵和苏联红军解放了哈尔滨。号召全市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感谢苏联红军等。张观利用旧关系找人将《告哈尔滨市民书》铅印了许多份。

这天，他们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名义，在会场四周和主要路口张贴了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拥护欢迎感谢苏联红军！”“中国共产党万岁！”等红红绿绿的标语和大字块。会间，他们散发了《告哈尔滨市民书》。周维斌还趁主持会议的苏军军官不注意，跳上讲台，拿起麦克风讲了话。他历数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赞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抗日英雄事迹，表达了哈尔滨市人民对苏联红军的友好和感谢。最后，他高呼口号，台上一喊，台下呼应，声势很大。散会了，他们排队打出红旗回到“东光寮”。从此，“东光寮”出了名，不知底细的市民都说“东光寮”住的是共产党的队伍。

为了壮大了同在哈尔滨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反动分子进行斗争的实力，“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由陶蕴甫、邓昶等几位同志负责发展武装。为了避开苏军军管会关于“地方居民不准拥有武器、弹药及军用器材”的命令，到哈尔滨香坊和平房一带边远地区串连行伍出身的穷苦人，他们很快就组织起400多人的队伍。虽然没有几支好枪，但为“临时省委”做了坚强的后盾，使得当时的一些地痞、土匪、流氓等不敢到“东光寮”来捣乱。“临时省委”为了安全，也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还在“东光寮”设了岗，给几位主要负责人配备了警卫人员。这样，“东光寮”又俨然象一个领导机关的样子。

张观对地方情况熟，俄语讲得好，又有外交办事能力。他经常出入苏军卫戍司令部，并和苏军指派和他保持联系的马尔马斯德音少校加强友好关系。他组织人帮助马尔马斯德音少校干一些张贴标语、大字块等宣传工作。苏军政治部为了加强对哈市人民的政治宣传，筹办了中文报纸《情报》不久，张观把来接关系的陈飞、王石生等懂得编辑、校对、排拣字等印刷出版业务的全套人马派去，接着办了《松江新报》，赢得了苏军的赞赏。与此同时，派出人员跟踪搜集在哈尔滨国民党分子的反动活动情况，并通过苏军，打击了国民党在哈的一些特务组织和反动建军活动。

当时，哈尔滨市不少市民存在着盲目正统思想和反苏情绪。特别是由于个别苏军士兵的违纪影响和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使一些青年学生的这种思想和情绪更为严重。 “临时省委”派廖春潮利用旧友关系，插进哈尔滨第一中学任教员，直接向青年学生宣传革命道理，讲清利害关系；樊继光也利用各种机会和青年学生交朋友，用事实揭露国民党使东北三千万父老沦为亡国奴的罪行和苏军帮助中国赶走日本侵略者的功劳。经过他们的宣传，使一些青年和学生改变了对共产党及苏联红军的看法，有些学生后来还参加了“北满临时省委”的活动。

“东光寮”在哈尔滨市民中有一定影响以后，当时在哈尔滨因各种原因同党失掉组织关系的同志和拥护党的主张要求进步的青年，纷纷到“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接关系或要求参加工作，甚至原来受关内党组织领导，在哈尔滨做地下工作的党员，也来请求任务，参加工作。

9月中旬，随苏军大部队到哈尔滨的中共党员刘亚楼同志派人告诉张观、周维斌，要他们马上去奉天（沈阳）找老八路，找到老八路也就找到了党组织。“东光寮”的同志听到后高兴极了，马上推选张观、周维斌二人去沈阳。

9月14、5日，二人乘军用列车到达沈阳。先在原伪奉天市政府的房子里见到唐凯同志，唐将他们送到在凯宁饭店办公的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同志处。在此，他们又见到冯仲云、韩光、李荒、张昭等同志。李荒和张昭还将党的“七大”有关文件送给周维斌、张观二人学习。二人是第一次知道党已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第一次见到《论联合政府》等书。他俩如饥似渴地学习了几天。9月18日，陈云和彭真等领导同志到达沈阳，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经李运昌同志介绍，陈云、彭真同志接见了张观和周维斌，听取了他们关于哈尔滨情况的详细汇报。陈云同志肯定了他们在哈尔滨的工作，表扬了他们及时到沈阳找党并汇报哈尔滨情况。指示张观同志随北上部队先行回哈尔滨，跟张寿篯（即李兆麟）取得联系，协助他发动群众，建立武装，接收政权，收集物资。10月10日左右，周维斌和张观又奉命到当时任冀热辽行署主任的朱其文同志处领了些经费，一同乘普通客车返回哈尔滨见到李兆麟后，张观按着李兆麟的指示，没有再回“东光寮”。

大约10月14日，中共中央东北局派来的第一批干部，以王友（现名钟子云）同志为首一行十几人到达哈尔滨便到“东光寮”看望了还在“东光寮”活动的同志，肯定了他们所做的有益工作，同时宣布撤销“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张观参与组织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虽然只存在两个月，但在哈尔滨人民中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时成为哈尔滨进步力量的基地，为后来中共东北局领导哈尔滨工作干部奠定了干部和武装的骨干基础。为共产党开辟哈尔滨及北满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

积极参加新政权工作，被列入特务暗杀名单

10月17日党在哈尔滨组成“中共滨江地区工作委员会”根据张观同志的表现和领导“临时省委”的成绩，批准其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被选为“工委”委员。

滨江省政府成立。张观出任滨江省政府的宣传科长、中共哈尔滨市委委员。11月18日，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在道里大光明电影院举行。李兆麟担任了中苏友协党组书记，张观被选为党组成员。

以后历任哈尔滨市政府市参议会副议长、松江省人民政府外交科长、哈尔滨市政府秘书、社会局长等职。由于张观工作积极，专搞暗杀活动的国民党军统局滨江组，很早就把张观和李兆麟、马亮、周维斌等同志一起列为其暗杀的对象。

1949年10月至1952年，张观先后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参赞。1953年至1980年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行政处处长、生产主任等职。1983年9月1日逝世。

该文章所属专题：黄韬专题

黄韬，辽宁省作家协会、辽宁省散文协会、辽宁省传记学会会员，近年专注清原地区近代史历史研究，有近百篇小文见于报刊及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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