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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洪：我曾摆地摊

2020-06-06 13:23 抚顺七千年徐洪 1046

最近，地摊经济、小店经济开始迅速升温。我最早摆地摊大约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正值“文革”的后期。刚刚领到所谓的高中毕业证，背着语录袋走出校门。那时四个弟弟妹妹还都在上学，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寅吃卯粮的情况已习以为常。父亲因起早贪黑地劳作...

最近，地摊经济、小店经济开始迅速升温。

我最早摆地摊大约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正值“文G”的后期。刚刚领到所谓的高中毕业证，背着语录袋走出校门。那时四个弟弟妹妹还都在上学，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寅吃卯粮的情况已习以为常。父亲因起早贪黑地劳作挣工分，再加上“蹲牛棚”的折磨，落下了腰痛的毛病，不到50岁已苍老了许多。母亲更是为了这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大家庭，而班上班下屋里屋外，扔下瓢盆抄起针线，巨细躬亲地整日忙个不停。

有道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逐渐长大的我，总想为家里做点什么，来减轻父母的负担。可那时上大学要根红苗正、由队里保送；参军更是上查三代政审严格——那时还没有打工一说。像我这样有家庭背景的孩子，只能在广阔天地里，永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了。眼睁睁看着昔日的同学、玩伴，先后走出大山，自己非常着急，父母也总是叹气。

某日，妈妈对我说：“要不你也去赶集试试？总比在家呆着强。”爸爸还特意给我找来个平底土篮子，牢牢绑在“大国防”牌自行车的货架子上。记得第一次赶集时，土篮子里装的是自家菜园里摘的黄瓜和芸豆，能有十多斤吧。那天，爸爸起早帮我推车送上陡峭的北大岭，并一遍遍地嘱咐我：“要注意安全、不要打架、早去早回。”等等。

那年月还不像现在，各地到处都有集市。大集和庙会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明令禁止的。社员随便出售农副产品，也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大队“造反派”发现了是一大罪状。轻则没收所得，严重的是要接受批斗的。叫做“割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过此时已近“文G”后期，紧张的局势有些松动。加上城市居民急需蔬菜，官方供销社、商场又供不应求。各种蔬菜水果拿到市场还是很好卖的，村里头已经有不少头脑活络的人，开始偷偷往山外跑了。

就这样，我单枪匹马地上路了。从我家居住的关门大队到市区，少说也有40多公里，全程基本都是土路，我骑着一辆破旧沉重的“大国防”自行车，驮着菜篮子，不久就累得满身是汗。骑行两个多小时进城后，也不知道集市在哪里，我就盯着楼房高、行人多得地方跌跌撞撞地找。后来在一个铁道边的一排居民楼底下，看见有几个人正在摆摊卖菜。我就凑过去，铺上妈妈给准备好的一块塑料布，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不用秤约，把黄瓜、豆角分成一堆一堆的。5角一堆倒也卖得很快，中午刚过就卖完了。完事后一打听才知道——这里是新屯。

返程时车没有了负重，人的精神也轻松了。我揣着平生第一次摆摊的收获——十几块钱，路过供销社时，给爸爸买了一瓶白酒、给弟弟妹妹们买了些笔本文具什么的，自己却饿着肚子回家了。那时我家人口多，种的蔬菜少，自己还不够用吃呢，赶了几回集便打住了。

后来为了给弟弟妹妹们筹集学费，我还卖过自家养的鸡。记得当时按一位好心人的指点，我找到了市中心的矿务局菜市场，那里集市大、人也多。然而就我一人没有同伴，有些怯场。别人一只公鸡卖五元，我买四块五；一只母鸡三元，我就买两块五。几只鸡也很快就被我卖掉了。那天我还用妈妈嘱咐我吃午饭的钱，卖了几本喜欢的小人书。

特别让人记忆犹新的是，我家姊妹都一年比一年大了，平日里不仅粮食不够吃，发的布票也不够用。妈妈只好托人买来廉价的“白花旗”布，用“煮青”在大锅里浸煮成青黑色，先给爸爸裁做上衣，再用剩下来的边角布料为我们拼衣裤。而且穿破了补一补再穿，穿小了传给弟弟们接着穿。一出门全家“青一色”一条龙。遇到淋雨天气衣服褪色，身体上便被染成青一块黑一块的，令人哭笑不得。这就使我联想起我的再一次摆地摊。

那已是前几年退休以后的事了，距当年摆地摊卖豆角，转眼已过去40多年了。这40多年来，我们国家通过改革开放，社会面貌和家庭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也身历了高考、就业、回城、提干、退休的人生旅程；居家生活水平也日益提高，再也不用为缺吃少穿而四处奔波了。

退休以后在迁居整理旧物时，发现不知何时积攒下了很多旧衣物，这些衣服有的只穿过几次，有的干脆还没有上过身，都是老伴和孩子们陆续给添置的。人也许是经历了过去的艰苦岁月，这也心疼钱，那也舍不得扔。结果越积越多，总觉得丢了可惜、留着还没有。后来我采纳了邻居和亲友们的建议：“何不送到集市上卖掉，换点儿酒喝。”结果好端端的几百元、百十元的衣服，经过讨价还价，被我几十元一件统统处理掉了，买卖双方皆大欢喜。买家窃喜我并不知道，可我终于可以腾出衣柜空间，摆放我的“莎士比亚”和集邮册了！

作协圈里的朋友都说我虽然做得对，但不会做买卖——卖贱了。是的，有句古训叫“文人轻商”，其实我算不上真正的文人作家，充其量是个作者而已。但我却不“轻商”，说我不会做买卖，我还真的有些不服气。这就引出我的第三起摆地摊。

大家都知道，我这几十年嗜邮如命，平常舍不得吃顾不上穿，但遇到心仪的邮品，则想方设法也要将其弄到手。时间长了，做了不少“买猫搭碗”的交易。副品多了自然鸡肋一般，只有到邮市上摆地摊，以邮养邮将其处理掉。起初我是毫无经验的，更抬不起头，生怕碰见熟人。经过一段践行后才渐入佳境。时间长了凭着自己还算灵活的头脑与丰富的邮识，抓住商机、寻找差价，倒也游刃有余。几年下来，不但处理掉了不少副品，还不断补充了自己的专题收藏，小有收获。

尤其是近几年，随着高科技的发展，网上“邮摊”风生水起。自己也不甘落后，与时俱进地介入其中，每日刷屏、逛摊痴迷不悟。通过不停地卖出买进的折腾，也逐步掌握了网上交易的技巧。并用淘来的邮品素材，先后组编了多部邮集，获得数次省和国家级邮展的奖项，为家乡赢得了荣誉。更主要的是通过脑手并用，既很好地预防了老年痴呆，又丰富充实了退休后的生活，从中享受着“互联网+集邮”的乐趣。

不过邮市地摊可不比菜市场，你认识秤、知道价就行。入市者要具备丰富的与邮相关的文化、历史与商业知识；掌握中外各时期各品种邮品的价格行情；了解市内外组集、收藏者的需求动态。还要熟悉砍价交割的经验技巧，以及相关政策法规和必要的防范措施等。这些都需要经过多年的摸爬滚打、专心积累，才能逐渐提高的。该话题与本文去远，就此打住。

这就是我先后三起摆地摊的经历，其中不但印证了时代的变迁，也包涵着某些适者生存的道理。眼下有了总理的撑腰，我又在周末旧书摊挤身一席之地，每天以书会友也收获了不少乐趣。

该文章所属专题：徐洪专栏

徐洪，(1956-2023) 原中共抚顺县委党校副校长。现任抚顺市关工委报告团副团长、市邮协秘书长、市作协纪实委副主任、县关工委副主任等。1980年起在省内外发表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现为辽宁省作家、集邮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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