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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文化

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与人参文化探源

时间:2020/8/10 14:59:48   作者:孙玉龙 范立君   来源:《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4期   评论:0
内容摘要:  长白山孕育的东北四宝之一的人参被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各民族所珍爱,成为当地居民渔猎采集活动的重要来源。历经清代漫长的移民历程,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将本民族的感情寄托到人参上,形成了对人参敬畏、崇拜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选题的目...

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与人参文化探源


  长白山孕育的东北四宝之一的人参被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各民族所珍爱,成为当地居民渔猎采集活动的重要来源。历经清代漫长的移民历程,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满族、汉族、朝鲜族、蒙古族等各民族将本民族的感情寄托到人参上,形成了对人参敬畏、崇拜的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选题的目的与意义在于还原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的历史,继承和发扬长白山地区移民的精神,深入挖掘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中的人参文化,积淀长白山文化底蕴。


  一、清代长白山地区的移民

  长白山脉是东北的地理标志之一,是满族的发祥地,也是各民族聚居的地区。极狭义的长白山是指长白山东南麓山势高耸的主峰部分,包括长白、抚松、安图、和龙、临江等地。极广义的长白山是指长白山系或者长白山山地,是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山地的总称。长白山地区行政上主要包括汪清县、珲春市、延吉市、图们市、敦化市、龙井市、和龙市、安图县、抚松县、靖宇县、白山市、江源县、临江市、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辉南县、梅河口市、柳河县、通化市、通化县和集安市。[注]清代长白山地区人口的迁移是相互的,同时伴随着区域人口的迁出与迁入。清代长白山地区的移民包括长白山地区人口的迁出、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区域内人口的迁移。有清一代,长白山地区从未断绝过人口的迁移。

  (一)长白山地区人口的迁出

  建州女真具有发达的渔猎经济,这就为当地人的商品贸易提供了可能,挖掘的人参通过互市销售出去,人们从贸易中受益。随着建州女真势力的强盛,努尔哈赤开展了对明朝的战争,大量人口随之南迁入关。1644年,顺治皇帝率领本民族90万之众出关,导致东北各地“沃野千里,有土无人”,一片荒凉。[注]长白山地区人口的迁出,促进了关内民族融合,也导致关外人口分布的失衡。长白山地区人口稀少,丰富的物产和肥沃的土地诱使人们来到这里,开发长白山地区。

  (二)长白山地区人口的迁入

  1.汉族移民

  明末因为战事频仍,众多汉族人口被建州女真裹挟到长白山地区,成为当地的迁入民。同时,迫于生计,一些自发性的域外移民也逐渐展开。天命年间(1616-1626年)长白山地区禁止关内人口私自闯入,移民以小规模迁入形式自发进入长白山地区。顺治十年(1653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鼓励关内人口到东北移民开垦荒地,始有直、鲁、晋、豫等地流民陆续地继而成批地迁来,沿大辽河右岸开荒占草,繁衍生息。[注]来自中原的移民和来自山东的移民汇聚到包括长白山地区在内的东北安家屯垦,这些移民以来自山东的移民居多,移民的大举迁入促使荒地得以开垦。

  为了安置京城闲散的八旗子弟并保护东北的风貌,康熙十六年(1677年),康熙下旨对长白山地区实施封禁。虽然有封禁政策,但仍然阻止不了山东移民和中原移民的迁入。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上折子称“每年去吉林、宁古塔等地偷采人参者,不下三、四万人”。[注]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1644-1735)由关内进入东北的流人近10万之巨。为了维护对关外的统治,咸丰十年(1860年),清朝政府鼓励移民,开禁放垦,发展关外经济。同时,关内的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水灾且存在人地矛盾,为了寻找能够生存的土地,大批人举家迁移到东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移民进入到长白山地区。“省东凤凰、瑷阳、碱厂、旺清四边门外,南北千有余里,闲荒之地,游民开垦多年,渐成村落,人民富庶”。[注]“实因围地辽阔,防范难周,流民潜入私垦,为时既久,人户众多,并有直、东难民陆续前来搭盖窝棚者。”[注]

  光绪初年(1875年)给汉族移民发放执照,移民垦荒变为合法。除了政策性移民和民间的自发移民之外,还有驻防八旗、三藩被流放的部属和流徙到东北的罪犯,这些人在从辽东北移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进入到长白山地区,与当地人生活在一起。

  2.朝鲜族移民

  1619年“萨尔浒之战”时,朝鲜光海君派遣辽东的军队战败,大量朝鲜人被建州女真俘获。1627年和1636年皇太极两次对朝鲜用兵,又从朝鲜半岛带回大量俘虏,仅“丙子之役”议和后,就掳掠50万朝鲜人到后金做奴隶。1840年之后陆续开始有大批朝鲜人渡江越境进入长白山地区。同治八年(1869年),一些苦难的朝鲜农民越江进入中国境内居住垦荒,盛京将军都兴阿依据当时的情况提出“酌留三五十里,划清界限”,[注]对于已经开垦多年的山场照例丈放。为了谋求生计,又有大批朝鲜移民陆续越境来到长白山地区定居生活,最终在清末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潮。清末,奉天省的通化、海龙、柳河等地出现了朝鲜流民,甚至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朝鲜流民聚居点。[注]

  光绪二十年(1894年),图们江北岸地区的朝鲜移垦民有4 300余户、20 800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仅延吉、和龙一带的朝鲜移垦民就已猛增到14 650户、72 470人。至宣统二年(1910年),延边地区的朝鲜移民总数已经达到了109 500人。[注]清末,朝鲜国内出现灾祸,加之战乱不断,促使大批朝鲜人举家越境迁移到长白山地区并居住下来。

  3.蒙古族移民

  元朝统治的时候,为了获得丰厚的物产,有大量蒙古族人口离开蒙古高原四处游牧来到长白山地区。作为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蒙古族在长白山地区享有特权,他们可以随意行走,当生活的环境能满足他们要求的时候,他们便定居在长白山地区,与当地的女真、汉族等民族一起生活,逐渐成为长白山地区的居民。明清之际,陆续又有大批蒙古族迁移至长白山地区并在此繁衍生息。

  人口是政权得以延续的保障,为了掠夺人口,在明末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发动了对蒙古部落的战争。战争使得蒙古部落逐渐臣服于建州女真,同时战争中俘获的大批蒙古族也被掳掠安置在长白山地区,逐渐成为长白山地区的居民。无论是自发性的迁移还是战争中的强迫性迁移,都使得长白山地区的人口数量增加,民族趋于多样性。

  此外,为了生计,有采挖者经常出入长白山地区从事人参挖掘、松子采摘等,也有商人购买牲畜,再到互市销售获利,他们成为长白山地区的流动性人口。

  二、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长白山人参文化

  明朝末年就有不同民族的人口主动或者被迫迁入长白山地区。人口的大量迁入促进了荒地的开垦,充实了长白山地区的人口,丰富了人参文化。

  明清之际长白山地区就有采挖人参的习俗,至清朝后期,在长白山地区已经广泛种植人参,丰富的物产为人参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康熙元年(1662年)在集安出现了人参的栽培,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新开河流域下游的柞树村和苇沙河、腰营、驮道等村,相继出现了一批较大的参户,栽培人参13 700帘。[注]

  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40年间,通化县人工栽培人参共计26 800帘。[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柳河县治的红石镇、柞木台子、五道沟南部的龙岗山下、孤山子的河南一带已经开始种植人参。

  (一)满族对人参的钟爱

  明朝末年居住于长白山地区的女真人主要以耕种、渔猎和采集为主,人参的采集自然就是女真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他们将人参、貂皮等长白山丰富的物产通过互市贸易以获取生活的必需品。满族人赋予了人参起源传说,改革了人参加工方法,赋予人参采挖特权。人参蕴含着满族的信仰和民族精神。《满洲实录》中多处有关于人参在满族崛起中作用的描述。

  其一,《清实录》中有涉及人参果的《三仙女浴布勒瑚里泊》的记载,被视为满族民族的起源。其内容为:

  满洲之源出自长白山东布库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

  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长名恩古伦,次名正古伦,三名佛库伦。浴毕上岸,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库伦衣上,色甚鲜妍,佛库伦爱之不忍释手,遂衔口中,甫著衣,其果入腹中,即感而成孕,告二姊曰:“吾觉腹重,不能同升,奈何?”二姊曰:“吾等曾服丹药,谅无死理,此乃天意,俟尔身轻,上升未晚。”遂别去。

  此后,佛库伦即诞下一男,因此子承天命而生,故生而能言,不久长成。母曰:“天生汝,实为治乱国而生,汝可往而治定乱国。”将承天命而生之由一一详教,乃与一舟,“顺此河而去可也”。言迄,母即升天。[注]

  “库伦”在满语中书写为gurun,意思为国家。在满族族源的传说中,女真部落被描绘成三仙女,寓意着女真部落的兴起。佛库伦即fe gurun,是满语的汉译。“朱果”即人参籽,诱使满族先祖诞生,孕育了满族。人参在满族族源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信奉万物有灵的女真人看来,如果没有人参也就不会繁衍出女真民族,更不会在苦寒之地的白山松水间得以滋养。

  其二,明末建州女真势力强大后逐渐南迁,将长白山地区纳入版图,努尔哈赤更加珍视人参。在《清实录》中描绘了清太祖努尔哈赤研制红参的过程:

  乙巳年三月,城外修葺城墙,杀牛羊五次宴请夫役。

  自古以来建州女真卖参与明国,以水浸润,明人嫌湿推延。国人恐水参难以耐久,急售之价,又甚廉,太祖欲熏熟晒干,诸臣不从。太祖不徇众言,遂熏晒。徐徐发卖,果得价倍常。[注]

  在封建社会,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很多,经济可以算得上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正是由于人参加工方法的改进,解决了人参难以保存的难题,保证了人参的储藏和运输,避免商人待价而沽,稳定了人参的价格,减少了经济上的损失,确保了人参贸易的利润,为建州女真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经济血脉,为对抗明朝的军事活动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

  其三,在建州女真势力壮大的过程中,女真和汉族人就因为越边挖参而纠纷不断:

  帝年五十八矣,明国边民每年越边窃采满洲参矿果木等物,扰害无已。一日帝曰:“昔与明国立碑宰马结盟,原为杜其混扰。今明之边民累扰吾地,吾杀僭越禁边者亦不为过。”[注]

  在长白山地区,获取财富的方式较为单一,采挖人参后到互市销售是较为普遍的获取财富的手段。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包括汉族、女真等民族皆以挖取人参牟利,但人参的资源是有限的,在采挖过程中难免会引发纠纷。明朝边民和女真人为了挖取人参发生纠纷,明朝不能杜绝边民进入女真人的住地挖参,明朝官员的做法更是使得矛盾升级。这也成为后来努尔哈赤反明檄文中的“七大恨”其中的理由之一。

  欲修和好,曾立石碑盟曰:明国与满洲皆勿越禁边。敢有越者,见之即杀。若见而不杀,殃及于不杀之人。如此盟言。明国背之,反令兵出边卫叶赫,此其二也。自清河之南、江岸之北,明国人每年窃出边入吾地,侵夺我以盟言,杀其出边之人。彼负前盟,责以擅杀,拘我往谒巡抚使者纲古里、方吉纳二人挟令吾献十人于边上杀之。此其三也。[注]

  可以说,对长白山地区人参的争夺,贯穿于建州女真发展的历史。对人参的掌控也成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重要物质基础,正是因为掌握了对人参的采挖权,努尔哈赤才能从各部中脱颖而出,肩负起了统一的重任。

  其四,努尔哈赤及其子孙赋予人参采挖以特权,更是把人参作为对附属部落和大臣赏赐的礼品。在《清实录》中描绘了建州女真强盛的状况:

  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明国通好,遣使往来,执五百道敕书,受年例金币。本地所产有明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以备国用。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注]

  建州女真以畜牧、狩猎、采集为生,每逢采捕时节,都要成群结队进山采挖人参等,出售人参获利以换取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因此,人参在建州女真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努尔哈赤悉心钻研人参的保存方法,使得人参获利更多。人参的销售扩大了财源,增强了国力。努尔哈赤及其子孙严格掌控人参采挖的特权,但随着“闯关东”热潮的冲击,这种特权制度也岌岌可危,一直到清朝灭亡人参采挖的特权才宣告结束。无论是饮食、医药还是药膳,满族对人参的钟爱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皇权阶层的引领下,民间也兴起了享用人参的时尚。纵观《红楼梦》的医事药案中,最常被提及的药物便是人参,贾府上下常服“人参养荣丸”补养气血。[注]清朝昭梿的《啸亭续录》描述了一位朝臣因皇室赏赐人参激动地趴在地上“泥首称谢”。[注]因为皇帝将人参作为珍品赏赐给臣下,这是难得的殊荣。努尔哈赤和皇太极将人参采挖的特权授予子孙及有功劳的股肱大臣,清代皇帝赋予官员的采参权更是权力的荣耀与象征。

  (二)其他民族对人参的钟爱

  1.汉族老把头采参文化

  “长白山地区采参习俗”以老把头采参文化为核心,内涵丰富,具有深厚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长白山地区采参习俗”包括崇拜信仰、道德规范、环境意识、价值认同、传统技能、专用语言、行为规则、各种禁忌、挖参技术、野外生存技能以及平等民主、团结互助、吃苦耐劳、不畏艰险、诚实守信、保护环境、惠及后人、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等优秀传统。清朝建立后,规定由内务府负责人参采购,在东北设署,实施参务管理制度,对人参的采购与纳贡也有着严格的规定。乾隆十年(1745年),准奏:奉天地方刨夫领票刨参,向系一票一人,交参十六两。今请酌改一票三人,收参十三两。[注]因为长白山地区多为参山、围场,所以清代长期封禁,禁止私自采挖栽参,违者治罪。而关内人口为谋求生计自发移民以及因政策鼓励大量移民迁入东北,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到长白山地区从事人参的采挖。在《通化县志》《柳河县志》《抚松县志》《临江县志》以及《长白汇征录》等地方志中皆有关于老把头的记载。据《宽甸县志》记载:清代同治年间,山东莱阳孙姓氏一行7人到宽甸采参,孙与一同乡伙伴结伴,后两人失散,孙为寻找伙伴饥饿而死。[注]孙指孙良,是清代“闯关东”闯进长白山采参人的代表,也是清代长白山地区移民的典型。历经几百年的积淀又形成了采参人结伙“拉帮”,进山前祭祖山鬼以祈求神灵庇佑,压山(寻找人参)时候不能随意说话,挖参之前要有参把头带领采参人面对人参虔诚地跪拜的礼仪。此外还包括有拉帮、放山、喊山、接山的一整套采参习俗和拿火、拿蹲儿、拿饭、拿觉、拿房子、端锅等丰富的专用语言。采参包含着繁复的程序,当“喊山”“接山”“应山”“贺山”这一系列程序完成后,才正式开始“抬参”。采参工具有鹿骨钎子、索拔棍、快当刀、快当斧子、红绒绳、油布、铜钱等。采参过程中还隐含着神秘的巫术语言和行为。当采参人发现人参时,参把头和其他的采参人之间要有4句“喊山”问答的巫术语言和用“快当绳”(即红头绳)拴住人参的巫术行为。此外,参把头和采参人在采参的过程中还要遵守一些放山的禁忌,如采参人在需要休息的时候不能互相喊叫,而要以敲打树干作为暗号,谓之“叫棍儿”。虽然清初对长白山地区实施封禁政策,但是设置的柳条沟以及严酷的刑法也没有能够阻止“闯关东”的热情。随着清朝末年流民的大量涌入,清朝在东北对人参享有的特权逐渐失落,清代设置的打牲乌拉制和旗办采参制也逐渐瓦解。当清朝统治者失去对人参争夺战主动权的时候,也就注定了清朝的灭亡。经过百年来“闯关东”采参人的实践,逐步“闯”出并形成了一整套由专用语言、行为规则、道德操守、挖参技术、各种禁忌等构成的长白山地区采参人自觉遵守的独特的民间风俗,即“长白山地区采参习俗”。

  2.朝鲜族高丽参文化

  从18世纪中叶起,朝鲜边民越边进入长白山地区,在山区密林之中采挖人参。19世纪中叶,朝鲜半岛连年饥荒,朝鲜边民越境图们江以北地区开荒种地,垦民逐渐增多。清地方当局采取驱逐政策。面对驱赶,朝鲜流民采用“朝耕暮归,春来秋回”“令禁暂退、令弛又回”的办法。随着清末封禁政策的松弛,这些越边的朝鲜边民便在长白山地区定居下来。朝鲜人自古有将人参视作上天赐予的贵重礼物,喜爱、保护并且享用人参的传统。移居中国东北的朝鲜族亦酷爱人参,他们自移民长白山地区之后便伐林栽参,依托长白山地区独特的自然资源种植移山参。朝鲜族还探索改进了人参的加工技术,蒸制后的人参被九蒸九晒工艺加工蒸制软化压成方形,朝鲜族将他们珍爱的人参命名为高丽参。朝鲜族无论男女,都很注重药补,从小就服用一些用人参制成的营养品。朝鲜族将人参入药、泡茶、入膳,从而形成了以高丽参及参茶、药膳等衍生品为代表的典型的朝鲜族人参文化。作为“以热治热”养生理论典型的药膳,朝鲜族会在一年中最炎热的三伏天选用童子鸡并添加三年根高丽参熬制药膳——参鸡汤。

  3.蒙古族以人参为药材的蒙药文化

  蒙古族崇尚自然,在与自然的抗争中形成了一套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能够强身治病的蒙药文化。蒙古族重视人参的药用价值,他们把取自自然的人参加入到蒙药中,用于治疗疾病。蒙药中生长在长江以南地域的南药约有110种,长江以北地域的北药约有220余种。人参是北药中的一味重要药材,包含人参的药方在《认药学》《蒙药正典》中亦可常见。蒙古族研究人参的药性并将人参列入蒙药。在采挖人参的过程中,人参融合了各民族的精神文化,形成了独特的人参文化。

  今天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回族、锡伯族等民族多数也是在清代伴随着移民的大潮来到长白山地区并定居下来,与当地原有居住民族共同生活,逐渐熟悉了当地的生活环境,丰富了长白山地区的文化。

  三、清代移民与长白山地区人参文化的内在关联

  清代长白山地区的移民历史与人参息息相关,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移民和人参也就没有长白山地区区域文化。深入探究长白山地区移民与人参之间的联系,不难发现在长白山人参文化背后蕴藏着众多民族不同的民族习性和美好品质。

  第一,人参传递出的移民社会的文化功能。无论是《满洲实录》中关于满族先祖的诞生,还是闯关东中被尊称为“长白山神”的富有坚韧意志的老把头孙良,都赋予了人参神秘的色彩,人参成为长白山地区文化的灵魂。我们通过阅读这些故事、传说,可以体会附着在人参上的不同民族的信仰与文化。同时,渔猎经济促使生活在长白山地区的居民挖掘人参并通过贸易获取生活物品谋生。在渔猎文化的熏陶下,在长白山区域生活的各民族都把人参当作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对人参倾注了关爱。无论是以“闯关东”为代表的“老把头”文化、满族民族起源的神话传说,还是朝鲜族、蒙古族对于人参药性的发掘,都把人参视为宝贵的财富。

  第二,人参传递出的移民社会的社会功能。首先是宗教功能,满族爱憎分明的特性将具有共同信仰的人们组织在一起,形成迁移后聚居民族群体的凝聚力。其次是经济价值,人参扩大了经济收入,充分重视人参的经济价值,有助于贸易双方都从贸易中受益,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最后,围绕人参的贸易,促进了区域内民族间的交流与融合。

  第三,人参的采挖促进了长白山地区人口的流入和经济的发展。纵观清代,移民长白山地区的流民中很多人都为谋求生计而到长白山地区采挖人参。挖参人数的激增激励了区域外人口的到来,他们一边挖参一边开垦荒地,有助于长白山地区经济的发展。

  第四,移民与人参挖掘对清朝政治制度的影响深远。后金对长白山地区实施八旗制度。清朝建立后,长白山地区又隶属吉林将军和盛京将军管辖。清代中后期在东北实施旗署管理旗人、民署管理民人、蒙古王公管理蒙古各旗的多层管理体制。在复杂的政治制度制定的过程中,为了保护和垄断专享长白山丰富的物产资源,清朝统治者又实施打牲乌拉制和旗办采参制。但是,随着移民的大规模迁入以及对人参的任意挖掘,打破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冲击了皇室独享的人参采挖的特权,长白山地区的清朝政治制度宣告终结。

  总之,人参是长白山地区居民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长白山人参文化浓缩了满族历史的兴衰,见证了清代长白山地区的移民过程,在历经几百年的移民过程中融入了不同民族的文化精髓,融合了不同民族的信仰和民族情感,形成了极具关东特色的长白山人参文化。

  [作者简介] 孙玉龙,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通化师范学院讲师(通化 134002);范立君,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四平 1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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