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尧：赤子闯将郝清忱（五）
第五篇 情比金坚
1964年，郝清忱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摸爬滚打的铸钢车间，调任老抚挖厂政治部主任。回忆起在铸钢工作两年与工人们结下的深厚情谊，郝清忱总是能点出一长串工人朋友的名字，如铸钢老段长孟繁科、砂型段赵连华、康有为、大朱和小朱这“二朱”、老技师秦玉波、老技师刘洪林，还有技术骨干邢桂珍……。
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友谊是锦上添花，但在危难之时，郝清忱深深感受到了患难之交的弥足珍贵。
郝清忱（第三排右起第五人）与他的钢铁之师——铸钢职工运动队合影。
十斤珍贵的小米
铸钢车间老工人技师刘洪林，家在农村。在“三年自然灾荒”最困难的时候，郝清忱浮肿病加重，刘老技师就在晚上给郝清忱送来了10斤小米儿。当时，粮食真是比金子还贵重，别说10斤，就是1斤也很贵重，这10斤小米是饥荒中雪中送炭的救命粮啊！郝清忱感动不已，但当即对刘老技师说“这小米儿我不能收，你拿回去，你拉家带口的也不容易”。刘老技师对郝清忱说这是他家产的，“没有有求于你、添麻烦的事，就是看你都饿得打晃了，你要倒了，你这一家子可怎么办啊？”，说完老技师撂下就走了。郝清忱告诉老伴，情谊咱记住，但东西不能动，把小米放在屋子北窗台，后来上交了组织。提到这段往事，郝清忱总是动情地说：“工人的情咱领一辈子，可哪能忍心吃这工人的血汗粮啊！”
1963年获老抚挖厂“劳动模范”的郝清忱
“五皮”护身
“十年浩劫”的动乱年代，郝清忱作为工厂“走资派”，两次被造反派“游街”批斗，造反派故意把郝清忱押到他居住的工人新村住宅楼批斗，使他蒙受侮辱和打击，但工人们给了他永远忘不了的温暖。在铸钢批斗时，是工人们挺身站出来制止造反派对他的人身侮辱，有的工人听说造反派要批斗郝清忱，就不顾风险，连夜跑到他家里送信叫他躲一躲。
当年老抚挖企业待遇很高，工厂里有一批资历深、工资高、穿戴比较讲究的人，春、秋天冷和冬天时，这些人身上穿着皮货，很是殷实阔气，即：皮帽子、皮夹克、皮大衣、皮鞋、皮手套，人们把这些干部和工人统称为“五皮干部”。
铸钢车间老技师秦玉波工资高，家庭条件比较好，穿得饱饱暖暖，“五皮”俱全。有一次“红卫兵”要把郝清忱押到沈阳去批斗，——当时正是冬天。那时的东北冰天雪地，零下40多度，寒风凛冽，泼水成冰，这样的天气被“游街”批斗，人穿得单薄得被冻成冰棍儿。老技师秦玉波就把自己戴的皮帽子，自己穿的皮袄、棉皮鞋头子和皮手套都给郝清忱送了去，叫他“全副武装”。当天，“红卫兵小将”们提溜着高音喇叭，喊着口号，气势汹汹地把“五皮护身”、戴着棉口罩的郝清忱押上了卡车。当卡车顶着一路风雪开到新钢时，这些“英姿飒爽”、“火力十足”的“红卫兵小将”们却被冻得瑟瑟发抖，龇牙咧嘴，实在挺不住了，只有“打道回府”，偃旗息鼓。还有一次，也是在冬天，当造反派把卡车开到厂部大楼下，准备押郝清忱游街时，4楼设计科（即后来的研究所）的工程师杜焕杰，从4楼窗口围观的人丛里，把自己的一顶皮棉帽子扔给了卡车上的郝清忱。
郝清忱70年代与老抚挖工会干部在俱乐部门前合影。（从左至右）第一排：汪振阁（工人书法家）、刘丽颖（女工委员会）、王文廷（厂工会副主席）、郝清忱、赵晓信（厂工会主席）、赵成玉（摄影师）、暂不详。第二排：一、二、三暂不详、徐长盛（老抚挖文工团老骨干）、邓继尧（摄影师兼文工团演员）、孙师傅（俱乐部放映师）、陈克（俱乐部美工）
“文大”期间，老八路出身的老抚挖党委书记郑披星为首的老干部们顶住压力，坚持党性原则，带领厂各级党政领导们竭力维护大局，坚持工厂不能乱，职工队伍不能乱。当造反派们要求厂领导在“213抚联”、“217红抚联”之间“站队”时，郑披星书记看穿了造反派强迫厂领导“拥护一派、打击一派”，激化群众斗群众的要挟，他义正辞严地斗争：“我们这些人早就站出来了，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三十多年了，还往哪儿站？！”。有一次造反派主持会议，要给一位车间党总支书记戴纸糊的高帽子，对其实施人格侮辱，时任厂政治部主任的郝清忱当即站出来说：“我赞成触及灵魂，不触及皮肉。他是党的干部，你们要给他戴帽子，就从我戴起！”在工人的支持下，使这位干部免遭羞辱。
破例的“后门”
郝清忱后来到抚顺市第二毛纺厂担任厂领导，唯一一次破例开了“绿灯”，是为当年铸钢女工邢桂珍要从部队转业的侄儿办进了厂，成为二毛的一名职工。小伙子本身素质高，在部队就从事外语工作，进厂后从基层车间干起，勤勤恳恳，用心钻研，后来成长为工厂出色的技术干部。当时，邢桂珍出于对老领导的感激，买了些东西来看“郝大哥”，郝清忱却说：“孩子要是不想干，你就把东西留下，孩子要继续在我这里干，你就把东西拿走。我这儿正好还缺这样的好小伙子，咱们是挖掘机厂的铸钢人，是兄弟姐妹、患难之交，绝对不许搞这个！”
“酒后拉马”救“大干部”
郝清忱担任老抚挖厂政治部主任时，有一则保护干部的趣闻。
当时老抚挖有位机关某办公室副主任，这人很有才气，很有激情，平时也爱喝点酒。有一次他酒喝多了，揣着剩下的小半瓶酒，趔趔趄趄骑着自行车，路过南站的“人民旅社”。当时的人民旅社还是个“大车店”，门前柳树成荫，车水马龙。这位副主任酒意发作，一眼看到人民旅社门前的树上拴着几匹油光湛亮的高头大马，膘肥体壮、鬃尾乱乍，煞是神气，他一下子兴致顿起，就“相起马来”了。看了一会，他把自行车锁上，扔在路边，解开了一匹马的缰绳，像电影《红日》里的连长石东根似的，摇摇晃晃，得意洋洋骑上这匹“宝马良驹”就溜开了，一直骑到榆林北大坝树林里。他用缰绳把这匹马拴在树上，喝着酒端详了一会越看越爱，一寻思，“独木不成林”，这一匹马也没个伴儿，干脆，再弄它一匹马来！酒壮“英雄”胆，他喝光了剩下的半瓶酒，竟然又一路跌跌撞撞回到了人民旅社，伸手想再解第二匹马的缰绳，再骑回去。
70年代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左）来老抚挖调研时，与郝清忱亲切握手。
没想到旅社的老板发现丢了一匹马，听说被一个喝醉的人骑走了，人家早就“整备窝弓射猛虎，安排香饵钓鳌鱼”，吩咐人埋伏好了，准备了肉钩子、粪叉子、棍棒绳索、拳头巴掌窝心脚，把这位抓了个正着、“现行”，痛打了一顿，那容你“鳌鱼脱去金钩钓，扭断金锁走蛟龙”？“石东根”挨痛不过，口供也“招”了，酒也醒了。老板派人押着他到北大坝树林里，找回了那匹马，记下了单位和姓名，就先把他放了。
郝清忱看到“石东根”鼻青脸肿，就问怎么回事？这位就老老实实的说了。批评归批评，郝清忱正好要带干部到南口前支援农村劳动，就把闯祸的这位带到了南口前农村劳动避避风头。没到三天，厂保卫科来了辆车到南口前，说是人民旅社老板告状说挖掘机厂一个“大干部”偷马，就把这位带走了。郝清忱连夜也回了市里，第二天一早就到了保卫科，质问为什么抓这位干部？保卫科的人原原本本把事情说了，说已经把“石东根”送到了区法院。郝清忱又赶到了区法院，正巧办案法官是郝清忱在老抚挖厂团委时的部下。
70年代任老抚挖厂政治部主任的郝清忱。
郝清忱（中）在老抚挖大型排土机试制成功典礼时，与省、部领导合影。
说起案情，法官也觉得哭笑不得，知道这“大干部”是喝醉了。但人证物证俱在，很为难，说怎么也得定他个“酒后偷马”。郝清忱一听就火了，说酒后偷什么马？他一个工厂的副主任，他要马有什么用，要骑马在车间溜达？还至于“偷”了一匹不够再“偷”第二匹吗？他要吃马肉，还是要扒马皮？他没有用，他没这动机，他呀，他这叫——“酒后拉马”，不是“酒后偷马”！老部下一听直呼“高明”，还是老领导有文化。“酒后拉马”，这一字之差，让这位“石东根”免去了丢官罢职的灾厄、“污点”，此后也从酒场“退役”了。
怪不得那时候人们都说领导有文化很重要，郝清忱“一语定乾坤”，救了“石东根”。
告别母厂
1977年，市政府决定从老抚挖抽调干部担任厂领导，去建设当时的抚顺市第二毛纺厂。郝清忱接到了命令，再三推辞，只有服从组织安排。自此离开了他工作27年的抚顺挖掘机厂，带着老抚挖培育他的敢想敢干的闯将本色，在新的岗位上接连“闯”出了新天地。
郝清忱在老抚挖工作了27年，从最基层的工人干起，到走上老抚挖厂领导岗位，亲历了这座伟大的工厂建国后崛起的50年代，见证了老抚挖60、70年代波澜起伏的历程。老人经历了很不平凡的过去，心中还蕴藏着很多有待挖掘的故事。回忆在老抚挖工作的岁月，老人只是叙事，从未夸大自己的贡献，对老红军、老革命们充满了崇敬怀念之情，感叹自己在人生道路上幸运地遇到了这些良师，对朴实真挚的工人们充满了感激留恋之情，对老抚挖这座母厂始终保持了炽热的爱，从未改变的赤子之心。
原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对老抚挖非常重视，图为五局局长、老革命刘赞平同志，他曾来老抚挖22次。
“树高千尺忘不了根”。虽然此后又在抚顺市第二毛纺厂、市集体企业办公室工作到退休，创造出了不凡的业绩，但郝清忱像那些曾在老抚挖开天辟地、包括走上了国家部委各级领导岗位的人们那样，像许许多多从老抚挖走出的人一样，永远把这温暖的母腹视为自己的祖籍，永远不能忘记的家。
郝清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
“老抚挖永远是我的家，我的根。老抚挖领导好、干部好、工人好，挖掘机厂真是一座好厂、一座宝厂！”（待续）
王尧，1964年生人，先后在我国首家挖掘机制造厂——原抚顺挖掘机厂、市外经委、市商务局、市科技局工作，现任抚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多年来，撰写近200篇以老抚挖为主题的工业历史轨迹及家庭生活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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