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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工人回忆:“六月特支”的意图

2022-02-11 10:57 《中国“特殊工人”》 赵秉钧 1038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我在抗3团工作,李振军是宣传股长,朱韬是政治教员,我是团除奸股的特派干事。  5月1日,日军开始向我根据地实行疯狂地“扫荡”。我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四面包围,天上飞机炸,地面敌人追,大部队被敌人冲散了,不得已我躲...

  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我在抗3团工作,李振军是宣传股长,朱韬是政治教员,我是团除奸股的特派干事。

  5月1日,日军开始向我根据地实行疯狂地“扫荡”。我所在的部队被敌人四面包围,天上飞机炸,地面敌人追,大部队被敌人冲散了,不得已我躲在当地老百姓一个大席棚子里,身上只带一颗手榴弹,拉开了弦,准备在敌人抓捕时与敌同归于尽,但是,根据地的人民对子弟兵怀有深厚感情,这家(小堤村附近)的老百姓发现我后,就把我领到他家里想让我藏起来。

  我当时还正发着烧,给了我很好的照顾,在吃了一碗杂面后,出了一身大汗,敌人在搜查到这家时,敌人摸到我发烧出汗,就混过去了。

  敌人走后,这家人问我怎么办,他们的意思是让我多住几天,等病好后再走。但我鉴于当时的情况怕老百姓受连累,没有久留,第二天就带着文件走了。在往深县东里满的路上,碰到同一队的一个同志,一同到了东里满村。后赴西里满村,在村干部的帮助下,换上便衣,住了两天,到第三天晚上,村干部赵老满说敌人要搜查,问我怎么办,我想自己是南方人,一听口音就能听出来,不能连累老百姓,我还是闯吧,到安平找部队去。

  在从羽林村回到杨各庄时,打听到我方几个侦察员,他们让我到义里去找抗3团的人。我又返到义里,找到后,我随这个班一同转移到束鹿县杜各庄与45区队合在一起了。在这里住了三天,到第四天转移时,被敌人包围抓捕,关到辛集旧城。

  被俘后,我就考虑如何应对敌人,又不被敌人怀疑。第二天敌人审问时,我说是冀中骑兵团的,是国民党起义过来的勤务兵,借以掩护自己是南方人,当问我骑兵团在哪里,我说不知道,因当时部队都打散了。敌人也就相信了,就这样掩盖过去了,那时我才18岁。

  5月中旬,敌人用车把我们押送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进这里面第一步是“消毒”,进门后将衣服全部脱光,然后到桶里浸一下,之后换上发的衣服;第二道关就是审问,在我刚进门时,谷自珍就看见了我,谷给我偷偷说如何应付敌人审问,他说如果是干部班审问,吓唬吓唬就过去了。我说,请相信,我不会暴露组织,也不会出卖同志的。

  在审问时只有两个人,问我是不是八路军,如果不说就压杠子、灌凉水等,实际上他们也没打,只是吓唬吓唬。果然是谷自珍说的那样,我很顺利地过关了。

  在教习所里,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个一寸宽二寸长的白布牌,有中文有日文,写着犯人的号码,我的号码是4位数。从日文字可以看出谁是八路军、谁是共产党员。编到班里后,谷自珍找到我说,你表现不错,并给我说明牌子的意思,说我挂的牌子是八路军,但不是党员。

  他考察了我一段后,对我说:我们到了这时理应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你是共产党员,如果不同敌人斗争,以后党组织就不能承认你是党员,我们现在组织起来过组织生活。他告诉我,他们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成立了地下党支部“六月特支”。“特支”成员记得有:书记员谷自珍,委员有王忱、王风(我的化名)、庄子凯等。

  怎样与敌人进行斗争呢?当时,特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了几项任务:一是要教育自己熟悉的人坚守气节,不当叛徒;二是相机对敌伪进行工作;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给敌人造成一些破坏;四是设法与外边党组织取得联系;五是不论到哪里地,都要组织党的支部和敌人进行斗争。

  在劳工教习所,敌人经常组织劳工外出劳动,我们就在劳动中,采取“磨洋工”,搞些“小破坏”的办法,进行斗争。如一次到枪械修理所修房子,在搬砖头时,我们搬到半路扔掉或把砖打碎。在南边一个衣粮厂搬东西,休息时和日本兵在一起时,他们问八路军怎么样,还问一些解放区情况,我就利用这个时机,给他们讲八路军、毛泽东、朱德的情况,他们还让唱八路军军歌。我还借机询问他们家里的情况,日本兵不少人十分想家,一说起来,有的还哭了。这些事情虽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瓦解敌人的作用。

  在劳工教习所的一天是这样安排的,早上一起来,先是唱歌(《支那之夜》),然后升旗,再就是点名,之后吃早饭,上午和下午一般外出劳动,晚饭前也得唱歌点名。

  约在7月份,敌人将谷自珍等送到煤矿做工,他走时把特支的工作交给了我,要求还按照过去的办法和原则进行工作。但当时没有几个党员,也没开过党的什么会,活动的主要方式是个别联系。不久,李振军、朱韬他们就进来了。我仍和以前一样,也注意观察新来同志的审问情况。

  后来李振军主动找我联系,说他们成立了一个支部。我告诉他这里原来有一个“六月特支”,咱们合起来吧!从此我就和李振军组织了“六月特支”,当时也没有明确由谁负责。

  过了不多时,听说敌人要把我们往东北抚顺煤矿送,李振军告诉我,到那里要和敌人继续进行斗争,并成立一个临时支部,由我负责。李还给了我五元边区票让我在将来外逃时当路费。据说在进劳工教习所时,为避免敌人将自己带的钱搜走,他事先将钱含到嘴里,才将仅有的几元边区票保存了下来,拿着他来之不易的钱,我非常感动。

  1942年七八月份,敌人将我们几百名劳工运送到抚顺,我被分到龙凤矿。到后的第一天让我们洗了洗澡,第二天参观工地,说第三天上工。但我想不能给敌人做工,要想办法逃跑。

  就在我们到后的第二天晚上,我在劳工中找了几个人,直截了当地问他们谁是共产党员,怎么办?有两人说他是共产党员,我就给他们讲了,我们应成立党组织,并给他们讲了我要组织逃跑的想法。记得当时有一个卫生员,是安国石佛人,这人李振军也给我作过介绍,对敌斗争很坚决。另外还找了两个,一块在一个山顶上的榆树下开了个会,宣布成立一个党支部。这个卫生员当时还不是党员,我就把他吸收为党员。

  我给他们讲,不能给敌人当苦役,为敌人服务,要想办法逃出找部队去。我们几个人一同到山上看了地形,既没有电网,也没有站岗的敌人,另外去山上的还有一些人。我一看情况,这是逃跑的好机会,我就喊了一声,结果一下跑了二十多个人。卫生员说他有日本币,准备和另几个人坐火车走。我们十几个人就步行走,正跑着下起了大雨,我们又围在树底下躲了一会儿雨。

  在这时,有的人看见到处都是电灯,怕被敌人抓住,思想有些动摇,我就鼓励他们坚持到底。我们一块又继续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碰见一个放牛的老百姓,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用衣服换了点饭吃,把矿上的衣服换成老百姓的衣服后,继续往前走,饿了有时要饭吃,有时在地里吃生玉米。那时,又冷又饿,有的人发烧,有的拉肚子,怎么办呢?为了能保存下来,根据当地老百姓劝说,分散一个人一个人地好走,就决定分散逃跑。

  我和一个医生一起,进到一个庙里。这庙里有师徒两个和尚,我们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北京的学生,让日本人抓来做劳工跑出来的,想在这里找点活干,混碗饭吃。和尚给我们介绍说沈阳南边荒山子宝林寺缺人,也比较富,让我们到那里去。

  我们又来到宝林寺,这个寺的主持叫心莲,果真他们收留了我们,让我们留下来干活,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安志。在那里住了四五个月,对外是他的徒弟,对内给他打杂做饭。

  医生身体弱,干活不行,心莲和尚嫌弃他,医生便走了。但心莲和尚想把我留下来,我就把我们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他再也不敢留我了。过了春节后,和尚去了沈阳,过了好长时间还不回来,我有些怀疑,怕出问题,恰好这时抚顺煤矿跑来几个劳工,我就和他们其中一个一块儿坐火车到了抚顺。

  在抚顺,我到处打零工,曾和一个小个子一起铡过草,跟一个山东大汉一起干过活,还晒过石灰。从1943年春一直干到9月份,挣了400多元,准备坐火车返回关内。

  为避免敌人怀疑,我买了到石家庄的火车票,一路很顺利。我在寨西店下车,到路西去找抗大二分校,但没找到,后又到路东找新乐县大队,县大队将我送到34区队,后又送到冀中七分区,此后我一直工作在部队。

  编者注:赵秉钧,新中国成立后曾在杨村空军机场任师政委。

  特殊工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关东军把从中国各地主要是华北战场抓捕的抗日军民及国民党抗日官兵押往东北各地矿山,迫使其充当劳工。关东军为了掩盖奴役劳工的事实,把这些战俘劳工称为特殊工人。辽宁是当时关押特殊工人最多的省份,主要集中在抚顺、阜新、本溪、鞍山、辽阳和北票等地。


  “特殊工人”的命运比劳工更为悲惨,他们行动没有自由,住所四周布有电网,时时处处有日伪军警监押,绝大多数人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下,从事繁重的“苦役”。“特殊工人”大多数曾是在战场冲锋陷阵的抗日战士,或在各条战线上从事抗日工作的人员,政治思想素质高,斗争性强。在阜新、抚顺、本溪、鞍山等铁矿、煤矿中,不断爆发大规模的罢工、逃跑、破坏生产等反抗斗争,给日本侵略者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中国“特殊工人”》

解学诗 / 李秉刚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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